李四光与地质学界的历史纠结

事实表明,李四光的种种表现,并非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他没有承受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改运动中曾经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对于一般科学家来说,李四光倒是以他先前发明的“海归-买办”论而成为一位施压者。

责任编辑:刘小磊

1964年12月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李四光握手。 (采自《李四光画传》/图)

事实表明,李四光的种种表现,并非在思想改造运动的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他没有承受过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改运动中曾经承受的压力,不仅如此,对于一般科学家来说,李四光倒是以他先前发明的“海归-买办”论而成为一位施压者。

20世纪初年的教育变革,国人实现了从传统经学知识结构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大转变。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持续的留学大潮,则为中国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把现代科学的种子带回祖国,开始了拓荒、播种的漫漫历程。

在诸多领域的科学家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地质学家。

中国地质学界的形成

1913年6月,在丁文江的策划下,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把原来管理地质事业的行政机构“地质科”,改作拟行调查研究功能的“地质调查所”,并同时成立了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1922年2月,以地质调查所人员为主体,北京大学地质系教师和外国学者等积极参与,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所”与“会”都迅速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地质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这样,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学界”,即以丁文江为学术领袖、以地质调查所为中心的地质学界。从科学史分期的意义上说,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堪称界碑性的标志,“为吾国科学之嚆矢”(张准《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

因此,应该把1913年视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的元年。也正因为如此,理性评价丁文江和地质调查所的实际贡献和历史地位,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章鸿钊笔下的地质学史

在20世纪前半叶,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地质学史料的积累最为丰富,所庆、会庆等纪念活动不失赓续,有史学意识且长于撰述者代不乏人。因此,在中国现代科学史的著述中,地质学史文本的书写,也一马当先。

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商务印书馆的力邀之下,地质学界元老章鸿钊从1936年8月着手写作《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此书于1937年3月出版,为《万有文库》之一种,是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

书中回顾了民初以来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几个方面,涉及地质调查机关的兴起,地质调查区域的扩展和地质图绘制的进展,专业书刊图籍的出版,以及地质教育事业的进步。对每个方面皆肯定已有成绩,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全书的重点是介绍中国地质学历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按分支领域列出地层、古生物、矿产、岩石矿物、地质构造和地文史六个方面,条分缕析,具体而微。

章鸿钊1911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毕业,归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地质学课程。民国元年出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时,他曾提出一份《中华地质调查私议》的建议书,要点为“专设调查所以为经营之基,树实利政策以免首事之困,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立测量计划以制舆图”。至撰写《小史》一书时,章氏觉得他当年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已大多得以实现。他在完稿后为该书写的自序中强调:“中国之地质学虽产生较晚(指与西方比较——樊注),而工作勤敏,著述宏富,已为海内外所共见”,“以近年中国地质学界在进行途中发展甚速,理应有所记录以志巅末,且为来者借鉴。”

由此可见,这位亲历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发展历程的老人,是感到欣慰的,也感到有责任把这些成就写进历史。

黄汲清:三十年来进步显著

1945年,中国科学社为纪念本社成立30周年,由《科学》杂志向各学科名家约稿,专述各门领域30年来的发展情况。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应邀撰写了《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以下简称“黄文”),文章发表于在《科学》杂志第28卷第6期,全文约3万字。

黄氏在引言中说明,自1860年代算起,前五十年是“外国学者‘包办’时期”,近三十年是&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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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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