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治理转型与竞争力

发展有效的中港跨境联系是香港的一个优先考虑，这是因为香港现在与未来的自身价值，系于这城市能否在中国自1978年的崛起从中取益。但现实是，香港对中国大陆固有的猜疑，令它难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香港的竞争力将会为这忽略付上很高代价。

我想讲一下对香港治理转型的看法，部份原因是，我一直有份参与这方面的辩论。从当上《金融时报》驻外记者、报导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过程，到1997年上旬，我与恩莱特(Michael J. Enright) 、司各特(Edith Scott)合写著作《香港优势》这十数年间，我已就香港治理转变的影响这题目不断思考与写作。

不用讳言，我对这个议题感到困惑。

2007年，香港智经研究中心邀请我与恩莱特重新检视《香港优势》这十年前出版的著作内容、分析期间的变化与影响。虽然回归后香港历经一连串难以预料的逆境，包括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科网泡沫爆破、2003年的沙士疫潮，但那时我们的研究结论相当正面。与很多人预期不一样，香港在重重障碍下仍能维持竞争力，北京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仍然相当克制。

当时香港智经研究中心还要求我们增加一个章节，评估香港的治理变化如何影响其竞争力，不过最终这部分内容没有公布。

2007年我们在那个章节结论大意如此：明显地，香港的竞争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大量治理与行政上的精力，被投放在治理转型的问题上，十分倦人地分散了特区政府对香港社会中其它重要议题的注意力，令政府更难关注与投放时间来提高香港未来竞争力的各种因素与力量。7年后的今天，这个结论仍然适用。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集中讨论两点：1. 香港转变中的互动；2. 香港未能有效处理与大陆日渐频繁的互动。

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到1997年十三年间，基本上香港政府的工作重点都放在筹备过渡。英殖时期，港英政府的自由度相对较大；本地华人家庭较为喜欢远离政治；有超过十年，移民海外的港人每年达六万，使一般市民关注加拿大或澳洲的发展，多于香港当时的不确定未来。港英政府由此得到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与本地商界精英合作，推动以“行政主导”为纲的基本法发展。

结果面对回归之后旋即出现的人口海啸，香港完全措手不及──当公众清楚意识到北京没有意欲干预本地事务，可怕的移民数字骤然下降，开始有很多拿着加拿大与澳洲护照的港人回流。这些回流的年轻人期望可以参与更多公共事务，但至今仍然因为基本法将权力集中于传统精英，而被隔于建制外。97后有关方面未能正视与接受这根本性的变化，是今天香港面临麻烦的核心成因之一。

从97年起，很明显，发展有效的中港跨境联系是香港的一个优先考虑，这是因为香港现在与未来的自身价值，系于这城市能否在中国自1978年的崛起从中取益。但现实是，香港对中国大陆固有的猜疑，令它难以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香港的竞争力将会为这忽略付上很高代价。

不过香港的氛围，并不利于发展这些跨境联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政治家们在过去二十年过于着重于治理转型的细节。我得承认，我有一定成见──不论在美国、英国、澳洲、印度或者菲律宾，它们的民主制度都不完美，这些国家仍能在面对这些不足的同时，继续实在地发展经济。

我期待终有一天，香港的政治家们也会做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