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复调 王功权

“我觉得这样做心里会舒服一点，可以跟孩子讲：我们不能改变局面，但爸爸至少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我会觉得能看重自己一点—看重自己一点，仅此而已。”

王功权 著名企业家、风投家。曾经担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兼美国万通公司董事长，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中华诗词研究院创始人，兼任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

在知天命的岁数上，王功权却表现出某种不知命的执拗。

2013年7月22日10：24，王功权的腾讯微博更新了，微博的配图是一张小纸片，上面用浓烈的黑色写着“公民”二字。这看上去像某种宣言。其实也是一个回答。是在决绝抽身商海之后，对“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这个逃不掉的问题的回答。

从公务员到财富领袖，从资本代言人到“私奔帝”，从游学海外到现代公民，王功权的生活，层次丰富、结构复杂。看起来，这个一度因私奔事件被人讪笑对生活缺乏掌控力的中年人，决意要把自己的人生,奏成一曲旖旎“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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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生日 那天，他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王侯腐败成瘾，怕问是何由。可叹楼林遍野，苦对秦风商雨，黎怨满天浮。一片寒愁里，把酒为谁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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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王功权依然很忙，但是忙的事都不挣钱，归纳一下，基本都是些应该民政局、信访办关心的事。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期间，他有好几个不能不接的电话，电话里总在谈某个案子，安抚家属、找律师、车站接人、接受记者采访⋯⋯事情如此之多，听起来几天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

2011年下半年，在经历了那场著名的风波之后，王功权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游学，过了一段宁静读书、和教授们讨论问题的日子，主修的专业是“公民社会和公共财政监督”。

游学归来的王功权，有很强的表达欲。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太不像个“腕”了。总是在跟各路的记者聊，有能聊得到一块的，也有对不上话的，遇上我们这类杂志，还常常得按照媒体要求吭哧吭哧拎上两套衣服搔首弄姿。

做这些不是为了出名，但目的性也很强，就是想把自己笃信的某种东西讲给更多的人听，关键词是“公民社会“：“政府越强大，社会反而越脆弱。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社会’是指大量的NGO，大的百姓群体。这么多年来，这块一直没能很好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国际上、学术角度上讲纯粹的NGO公民社会，还是今天带着新文化传播政治使命的公民社会建设，都非常重要。”他并不确定这么做到底有没有用，对于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不是特别急切地要改变它，我知道这不是我能做的。只是觉得这样做心里会舒服一点，可以跟孩子讲：我们不能改变局面，但爸爸至少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我会觉得能看重自己一点—看重自己一点，仅此而已。”

出发点似乎是孩子。从异地高考到因女儿被拐骗卖淫屡屡上访而被劳教的永州唐慧，他做的不少事情起因都是孩子。除了红颜知己，孩子是他的另一个软肋。一个大老爷们儿，有时看着电视新闻能哭个稀里哗啦。比如下面这条：“邯郸县河沙镇一男性歹徒持尖刀绑架前妻索要10万元钱，警方狙击手正拟击毙歹徒，一10岁小女孩冲到现场，哭着请求警察别开枪，说这是她的爸妈。”这种新闻他看不下去，他说“特别想去把那女孩抱在怀里，请她原谅大人们伤了她的心，请她对人类不要绝望⋯⋯”

坊间传说他给了唐慧几十万元捐款，但问及此事他言语吝啬，仅仅撂下一句：“我们在执行、实施一个保护孩子的计划，这个计划全部的意义在于保密，就是为了不伤害孩子。”对媒体界讨论这件事情时不考虑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他感到“特别不可思议”。

但是当我们问起推动异地高考这件事，他出人意料地坦率：“你知道我离婚又结婚了，对不对？我太太就不是本地户口，也就是说我跟现在太太的小孩儿就不是本地户口，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就存在。当然我可以花钱托人想办法，但这不是我愿意做的。”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为孩子考学找上门让他帮忙，包括他自己的妹妹妹夫。类似的事情太多，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稍稍往宏观里一想，北京有七八百万这样的人口，有的已经在京多年，有的小孩就是在北京出生的。也不是北京的教育资源吸纳不了，每年都有因为生源不足关闭的中小学校，教学资源已经把他们消化了，他们的父母在北京工作纳税多年，也早就成为北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仅仅因为户口不让参加考试，这是赤裸裸的歧视。”他说。

胸中有块垒时，他身上企业家的实干精神就冒头了。从2008年开始，他组织各种会议研究此事，向北京市人大、教委以及全国人大和教育部28次陈情，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似乎有了松动。四年后的2012年，国务院颁布文件，要求各地出台异地中考和高考方案附带条件颇多，虽然北上广这样的全国一线城市相关方案，但毕竟冰山初融，教育平权和异地高考等相关规则在一些大城市逐步得以实施。

异地高考的事儿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这或许也是他愿意多聊的原因。而他还在做的另外一些事情，常常显得如唐·吉诃德挑战风车般徒劳。

有时候哪里有强拆的事，人家招呼他，他也颠儿颠儿地跑去围观拍照。有一次他和太太开车到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的保安公司，和其他旁边的示威者一起高喊“放人”。那天天气特别冷，他和一群小女生混在一起，堵那儿好几个小时。最后好像也只放了三四个人，其他人不知被转移到哪里去了。说起这事他很轻描淡写：“我就跟那儿起会儿哄。就那么个小破事，10个媒体、20个媒体都要问，说来说去的。害怕？我从来没觉得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

关注各种公共事务，愿意为公共领域的事情奔走呼号，这样一个王功权，其实早已有迹可循。50岁生日那天，他写了一首《水调歌头》，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王侯腐败成瘾，怕问是何由。可叹楼林遍野，苦对秦风商雨，黎怨满天浮。一片寒愁里，把酒为谁讴？”撇开诗词造诣不论，内容的确是颇得工部遗风，十分地忧国忧民。

他在微信朋友圈聊的主要也都是这类话题。在有微博、微信这些传播方式之前，他身边的人对他经常去做这些“奇怪”的事也都见怪不怪。“你问冯仑、潘石屹，他们不会觉得我奇怪，不会觉得我这两年突然变这样。以前我在大的论坛、会议上评论政府，就是公开的。”也有人说他炒作，现在回头看，他笑言倒像是媒体炒作他。

某种程度上，这倒也是句大实话，如果没有那场在现代传播方式下被渲染得轰轰烈烈的私奔，王功权热衷公共事务的这一面，也许就长久地掩藏在他商人生涯的成功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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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人 王功权到底有多成功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的自我评价是：“我是中国为数不多站着把钱挣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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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商人，王功权到底有多成功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的自我评价是：“我是中国为数不多站着把钱挣了的人”。另一种比较含蓄的说法是，他在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都抓住了机会。第一次下海创业赶上邓小平南巡；第一次到美国，赶上互联网和风险投资的大浪潮。

王功权下的第一个“海”是海南。其时王功权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宣处刚工作四年。作为一个乡村中心小学校长的儿子，好不容易靠死读书走出了乡村，他对抛弃铁饭碗“下海”还是有所顾虑，最初是抱着看一看的心情去海南，在单位的请假理由是妻子需要人看顾月子。

当年的海南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王功权自谦：“站在海南十万上岛青年里面，我就是个土鳖。”从广州到海口的大巴上，他和刚从成都国企辞职的刘军一见如故。两人相约，“苟富贵，勿相忘”。二人没有想到，他们都将成为后来著名的“万通六君子”的一员。而这一次相遇，只是后来王启富、冯仑、易小迪、潘石屹这一连串相遇的第一幕。

弹指25年，当年襁褓中的女儿已经在谈婚论嫁。这是王功权眼前的开心事。跟“六君子”的其他几位一说，都挺高兴，兄弟几个的子女里这是第一个结婚的，大伙儿约好在婚礼上以娘家人的身份出现。女儿也开心：“哇，这个阵容好厉害啊！”

前尘往事，并不如烟。这是商人生涯在王功权人生中留下的印记。哥几个堪称最著名的“中国合伙人”，在经历了无数“口若悬河、才华横溢”的争吵、分歧，乃至分道扬镳之后，还能有这样一份情谊，只能说，识于微时的兄弟，到底不同。

六兄弟的海南故事，早已被媒体千百次演绎，只是版本各有不同。好在兄弟间有份自说自话的默契，记忆总是主观的，经过筛选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不跟谁较真。

无论你相信哪一个版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巨大的付出，从身体到精神。王功权的版本最文艺，他把那段经历写成了一本小说—《男人不易》，“有人说，在中国吃屎有多难，赚钱就有多难，站着赚钱就更难。”书里没有被用枪指头强迫撕毁合同的戏剧性情节，但也对在外力压迫下的“城下之盟”痛心疾首，对兄弟间在发展策略方向上的分歧难以释怀，他形容“分裂会议”后爆发的那场痛哭：那种委屈，是之后人生再没有过的，即使是在私奔后被千夫所指时。

好在结局还过得去，情分还在，且各有所成。王功权抽身最早，并且成为了国内风险投资行业的开拓者。从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天使投资机构IDG，再到国内风投行业的翘楚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手中管理着7个多亿美金的基金，“培养过数百名中国的董事长”，投资培育了如奇虎360、汉庭、民生银行、学大教育、亚信科技、俏江南等一批知名企业，其中有12家在美国成功上市。可谓眼光精准、成绩斐然。众多想或正在创业的年轻人，都曾经或渴望得到“王老师”的指点。

其他几位也没有沉寂。王启富后来成为了海帝木业的董事长，刘军回到了四川，从事高科技农业，公司名字和万通前身的公司名一样。冯仑、潘石屹和易小迪更不消说，都是如今响当当的地产大佬、商界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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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 是否有回归商界的可能，他给出了一个火气十足的回答：“如果政府能够给企业家一个不跟特权合谋就能够经商的环境，我是愿意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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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肯定给王功权带来了很多东西，比如大家眼中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但是财富没有带给他内心的宁静：“我强烈渴望回归，回归到做不成‘大事’的普通人的生活。只有彻底摧毁原来的一切，我才能从原来的世界里走出来。”他在某次访谈中的这种表达，听起来像是巴金《家》里的觉慧，受封建家长压制的苦闷青年。潘石屹调侃他：从前都是子女受不了父母压迫私奔，现在倒是当父母的受不了压迫要私奔。

事实上，他所表达的那种压迫感，更多来自社会生活。回头看，两年前的那场私奔对王功权的家庭生活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如今家庭重回轨道，一个看别人孩子流泪都要哭的男人，自然也受不了自己老婆孩子的眼泪。廊桥遗梦也好，心太软也好，总之他扛下了一个男人要扛的东西。

他如愿以偿摧毁了的，是他的商人身份。一个写了很多恨商、哀商、叹商诗词的人，商人生活的种种，常常让他内心分裂。即使是做营商环境相对单纯的风投，他也会有这样的自责：我这还是在给有钱人挣钱，什么时候才能做点给穷人挣钱的事呢？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听起来如同热血的左翼青年。坐言起行，结果就是，那场风波之后真正彻底改变了的，是他的社会身份。

他在一片惋惜和质疑声中退出了商界，抽身的姿势，比之面对家庭时要决绝得多。这个“退”，不是全身而退的“退”，他损失了公司超过70%的股权，加上第一次离婚时的净身出户，今天的王功权，已难称富豪。对此他没有恋栈之意：“我觉得那样子的生活没意思。”比起手握酒杯在上流社会的酒会沙龙里巡，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商机、生意伙伴，他觉得当下更自在。

当下的王功权，甚至不回避公共交通工具。出租车、地铁，他甚至还坐过公共汽车，不过因为搞不清车站容易出错不大坐了。坐地铁会带上报纸和书看，轻车熟路。某杂志记者描述跟他坐地铁的感受：“幸亏他没有掏出张一卡通什么的来，否则我怕我会据此对他的落魄程度做无节制的联想。”他自己全然不以为意。“我没有考虑我是谁，或者别人会怎么看我。也没有出现上来一堆人非要跟我讨论人生这种情况，顶多是点个头，说是王老师吧？我是您粉丝。”

过去和现在，他多次在访谈中表达：“我不曾同流合污过。”他这样向我们描述为什么选择风投行业：“投资这行行业环境相对公正。”言下颇有诟病中国商业环境之意。

说到商业环境，自然会聊到最近沸沸扬扬的正和岛事件：柳传志一句“只谈商业不谈政治”的表态，让另一名企业家王瑛愤而退出集聚了两千多企业家的正和岛社交网站，理由是柳传志可以不说话，但“不应以其影响力说这种话”。著名财经评论员苏小和撰文为柳传志辩护，称企业家谈论、关心政治，是“被肤浅激情裹挟的宏大叙事”，是某种逾越，是对企业的伤害。

在资本和权力之间，如何才能自我保全并游刃有余？事实上，“企业家到底该不该谈论政治？”“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安分守己还是心怀家国？”对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个老问题，思想分歧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晚清以降。对这个问题王功权的回答是个透着点骄傲的反问句：“这么多年我在做投资，这么多年我也在关心国家前途、社会问题，不知道在退出投资界之前，我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我觉得在中国企业家很难做到所谓的安分守己。”在他的定义里，好企业家跟家国情怀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企业家有没有家国情怀？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不存在有就对，没有就不对。”

对于不谈政治，柳传志还有进一步的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王功权显然缺乏柳传志的政治智慧。他从不讳言自己对时局的关心、对政治的激情。比如聊到韩寒挑起的“中国民众是不是民主素质低”这个话题，他的表达是：“素质低就培养啊。”

当我们问他是否未来有回归商界的可能时，他给出了一个火气十足的回答：“如果政府能够给企业家一个不跟特权合谋就能够经商的环境，我是愿意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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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气质 在他身上，就像某种潜藏已久的病毒，常常伺机爆发。他好像还不了解，写点小诗，45度角仰望星空的淡淡的忧郁，这样的文青范儿，已经沦为时代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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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以前，王功权生长在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里。村子叫湾龙村，大约因为绕村有一条老河套，现在去看，只剩下干枯的河床。关于故乡，他写过一首词，很是清丽活泼：

河绕青纱村落小。池畔田蛙，夜夜随风叫。老井藓苔连古道，家家房上苫干草。命里清贫依旧笑。树下说书、牛上无人老。菜水轻泼戏姑嫂，只因手比丫丫巧。

说实话，当初私奔的事在网上吸引了那么多眼球，有点咎由自取：“总是春心对风语，最恨人间累功名。”这样的句子，不是每个私奔的人都写得出来的。

王功权对诗歌的爱好，要上溯到在湾龙村的高中时代。几个高中生，在还不会写诗的时候就给自己起好了笔名，王功权因母姓取了笔名“齐放”，取意百花齐放。这笔名陪他从高中来到了大学，经常出现在校刊上。而他的另一个笔名“蒺藜”，似乎更能隐喻他的性格特征。蒺藜，一种带刺儿的草，东北叫老苍子。他用这个笔名写一个比较犀利的、以讽刺批评为主的栏目。

给自己取名似乎成了王功权的一个爱好。大学毕业后，他给自己取了表字“庶之”。“我的名字太硬了。一个‘王’，成功的功，功名的功，政权的权，权力的权，太硬了。起一个字呢，把硬中和一下，软化它，俗化它。”“后来我想，我现在很另类、很边缘，是不是跟我起的这个庶之有关。但如果是这个字使我的命运老是比较边缘化，那边缘化就边缘化。边缘化本身也是一个方式，无所谓。”

网名VC007大约最能体现王功权对侠义江湖的喜好。VC是Venture Capitial（风险投资）的缩写，“007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007，玩酷。我希望我在风险投资行业也能够像007一样，有惊无险。身怀绝技，还有美女总帮着自己，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除了表字、笔名、网名，王功权还有一个学佛的名字，益西雍仲，意为“永恒的智慧”。这个名字或许代表了他对自己与“蒺藜”相反的另一种期望：更祥和、更友善。

接受我们采访时，他刚刚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闭关—20天时间，在四川藏区马尔康，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磕长头，然后打坐，“打坐是最辛苦的。要坐在那里瞪着眼睛一动不动，一打就打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是念经，然后是瑜伽。中间他还要做饭，洗菜做饭刷碗拖地全都干。

他很早就放弃了对宗教的抵抗。现在，宗教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神论在他眼里有些苍白无力。“在美国的时候我也多次去过教堂，希望自己能成为基督教徒；也读过很多佛学方面的书籍。我是觉得，自己假如说有这个缘分的话，有一个宗教信仰挺好。而且我并不倾向于去选择和论证，比如说上帝存不存在，有没有佛啊，有没有来生，很荒唐的事儿。我觉得人来论证上帝，就像一匹马来论证上帝是一样的。”

除了学佛，电影也是他的心头好。最近的《致青春》、《小时代》他都看了， 每天中午他最爱干的事，是溜达到工作地点旁的电影院一个人看一场。“有时候一个电影会看好几遍，第一遍看故事，第二遍看机位、镜头、剪辑。”他有个执行制作人的头衔。“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还和电影学院的同学用业余的时间拍了一个短片，搬凳子啥的我都干。”

爱西藏、爱电影、爱取名字，看起来就像个标准“文青”。他的书斋叫“半斋”，取“半个文人”之意。而且说这是谦称，因为自己写得还不够好。他好像还不了解，写点小诗，45度角仰望星空的淡淡的忧郁，这样的文青范儿，已经沦为时代的笑谈。

文青气质在他身上，就像某种潜藏已久的病毒，常常伺机爆发。有次接受采访，被某个问题触动，他在记者面前哭得抬不起头，毫无世俗意义上中年男人应有的持重、圆融，倒像个情绪化的文人。汉庭CEO季琦在文章里回忆，当时汉庭的CFO联系不上王功权，十万火急的事情无法处理。“我就短信加电话呼他，好不容易那头接了，声音还压得很低：‘季琦你等一会儿，我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等结束了再打给你，抱歉，抱歉⋯⋯’这就是性情中的王功权，为了他喜欢的诗歌，生意的事情先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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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做的事情，做如此多的辩白。从“蒺藜”到“益西雍仲”，从“犀利的批判”到“永恒的智慧”，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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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采访过他的记者说，跟王功权聊私奔，可能两分钟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如果跟他聊汉娜·阿伦特、聊托克维尔、聊公民社会，那他可以侃一个上午。

“我最近在读法国革命史，系统地从头看，因为高层有人在看法国革命的书。我特别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所以希望去看看法国革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最后一步步导致了那么残酷的结果。我认为现在中国朝野、官民，大家都还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没有走出来。”

他读书量很大，每个月基本要读4本书，这指的是200页以上的厚书。几个住处的书房都大，有一个书房原来是室内游泳池，他把室内游泳池填了，从地到顶，一圈下去全是通到顶棚的书柜。这一点他和冯仑很投契，从前两个人常常一起去书店，一进去就读，如饥似渴。

大学时代他的周日基本是在省图书馆度过的。同学睡睡懒觉玩玩球，他却是早早地去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而且喜欢看大部头，记得起来的有《悲惨世界》、《十日谈》，马克·吐温的小说以及《呼啸山庄》等等，多是文学书。人物传记也看了不少，印象深的就是《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蛮上进的，就是和现在很多青年一样，虽然未来要干啥也不知道，但是自己很努力。总而言之，第一绝不后退，第二绝不堕落，第三自己很努力很勤奋。很朴素，又有很大的理想。”

现在他更偏爱思想性强的书籍，比如刘瑜《民主的细节》，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比如《宪政之中的中国》这类理论性色彩比较重的书。对于阿伦特所谓的人只有站到公共事务中去才能成其为完整的人这样的理论，他内心有份深刻的认同。

由此，他对这个国家事事关心并且诸多“挑剔”，但是又觉得离不开，声称从不考虑移民。只是在讲起孩子时，有点英雄气短，完全是一副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样子：“小女儿还小，又希望她好好学习，又怕咱们这个教育制度回过头来导致她失去这种主动性啊⋯⋯看她学习很高兴，但又很累，又希望她玩儿，玩儿又怕学习成绩拉下来。”总的意思是，孩子是一定要有留学生活。

面对外界贴在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他并不太在意。但是遇到自己在意的朋友的不理解，还是会很郁闷。有朋友给他发短信要绝交，说他一身负能量，做的都是对祖国不利的事，他就没法做到不以为意，有百口莫辩之痛。曾经有身边的朋友评价他，其实是个很想面面俱到的人，不知是因为心软还是因为多情，反正是不能洒脱。

第一次遇到学佛的上师，想学佛，上师问他能否持小戒，就是第一初一十五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撒谎。一般人会觉得第三条最难，可王功权觉得没问题啊，“除了偶尔对老婆说句谎，我只要说了的话就是真话。其实对老婆也可以不说谎 。”

这种性格导致的结果是，家事、国事，生活矛盾密布的真相，别人可能收掖得挺好，到他这儿，却全都端到了台面儿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做的事情，做如此多的辩白。

从“蒺藜”到“益西雍仲”，从“犀利的批判”到“永恒的智慧”，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对话王功权］

我没有什么要躲着

记者：现在你对自己的评价，还是不是主流社会的精英？

王功权：我说我不是主流社会的精英，有人会认为我是矫情。我对主流社会这个提法就蛮抵触的。我不知道什么叫主流社会。如果你是指人数多的话，那中国企业家肯定不是人数最多的阶层，如果说是钱多的话，是不是钱多就是主流社会。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再说什么叫精英。如果说是学历的话，我就一个大学本科，那有很多博士啊，北大清华的，人家肯定比我更精英。我现在是从一线上退下来的一个前商业界的投资人。严格来讲属于无业游民。什么是主流社会，什么是精英，你给我定义一下我再回答你是不是。我自己厚脸皮地说自己是主流社会的精英，没有那个勇气。掂量掂量，我也不算钱多，也不算官儿大，但我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大家也好像觉得不是。平民百姓不会坐在家里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时下不少企业家选择移民海外，为什么你依然选择保留中国国籍？

王功权：好几次他们也问我为什么不移民，我想，这有什么奇怪，好像你问别人你为什么不离婚，你让别人怎么说？第一，你说是高调也好，实际也好，我总是不愿意放弃我自己祖国的国籍，这很正常吧。第二个呢，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要躲着国家、躲着政府。我这么多年做企业，能建设的我尽量建设，不觉得自己有些什么问题。我也没有多少财产往外移。移民好麻烦，举家出去，我在中国吃得也习惯，生活也方便，也不觉得有什么罪恶在身边。当然不安全感还是会有。

记者：学佛之后真的觉得脾气温和很多、没有那么急躁么？

王功权：这你应该问别人，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修行者。但是任何一个事情你接触多了，对你总会有影响。所以渐渐地有一些从佛家看问题的角度，包括像随缘啊，淡定啊，相对就会好一点。也有人问我说，既然修行佛法，那你为什么天天对我们国家社会的问题，这么尖锐地提出？我觉得大家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用汉地对佛教的理解来理解藏区藏民的宗教。汉地理解的信佛基本上是你要四大皆空，对世事不感兴趣，这是不对的。因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随缘，没有分别，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吃什么都是一样的，随缘。说那个我不能吃，吃这个我才修行，这就是有分别，有分别就有“我”在。我不太多谈这个事情是因为马上就会有人来挑战我一连串的事情，说你这人怎么还在修行啊，我的一个自卫的回答是，因为我修行不好我才修行嘛，像你修行得那么好就不用修行了。

记者：你觉得我们国家的问题需要激进的改革吗？

王功权：我们国家的问题太明显了，太多了。以至于大家往外搬资产，往外移民，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钱多的没有安全感，钱少的没有安全感，社会的发展已经阻滞。没有机会发展起来的这些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多难哪！这么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环境破坏啊腐败啊什么的。对这样一个事情大家还麻木什么呢？所以这不是激进不激进的问题，是有人性没人性的问题了，有良知没良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