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角遇到“总督府”

从政府新建大楼的高度和楼前广场的宽度,则大致可以丈量出权力中心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对一个城市的认识,有时要等到另一个城市出现,才会更深入一步。香港之于我,等待她的是台北。

观察一个城市的地域文化,公共空间方面可以看两头,一头是菜市场,一头是政府楼。在菜市场,从当地的物产、物价、摊贩、人流,你可以读懂很多面子上看不到的东西。而从政府新建大楼的高度和楼前广场的宽度,则大致可以丈量出权力中心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更有趣的是,一些不共戴天的政治力量有时候会共用同一幢楼,只不过时间有先后,而选举时代,执政党和在野党相互竞争,就是要入主同一个建筑物。这正是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最感兴趣的所在,这个理论认为一种气候、一条河流,甚至一种饮食习惯,恰恰是那些隐蔽在历史事件下面的、影响集体存在的力量。

香港总督府1841年开建,第4任香港总督成为其首位主客。1941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期间,一度改作司令部。香港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没有用此作为官邸,改为礼宾府,但后任又将之定为特别行政长官办公室。

有意思的是我最初几次到香港,都没有参观总督府。其实这并不奇怪,各种香港的旅游攻略上,并不怎么提总督府。后来终于找了一个空当,问了好几次路,爬了好大一个坡,在半山上,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建筑物,说这就是总督府。大门紧邻马路,门前居然没有广场。

许多年后,我第一次来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看到台湾的“总统府”,才突然莫名地想起香港的总督府。那一年,“百万倒扁”活动刚刚过去,“总统府”前宽阔的广场被日光反射得刺眼。一场曾经那么波澜壮阔的运动,就像台湾的山溪水来得猛,也退得快。我突发奇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情况会怎样?

1967年香港曾经发生暴动,从资料照片看,当时的左派到总督府示威,但一两百个人就已经把总督府前面的马路堵了一大半。设在半山上的总督府是一个天然屏障,如果要游行到这里,很多年老体弱者恐怕要打退堂鼓,加上总督府门口就是一个宽十几米的马路,没有广场,不要说聚集百万人,就是几千人都够呛。

做电视活动的人都知道,户外活动最操心的就是场所。一个几万人的活动,光厕所就是一个难题,有时候仅仅是找不到匹配的电源,活动就要取消。同样,政治的舞台也需要空间,正向的庆典需要广场,反向的革命也需要广场。

我不知道在香港或者台北的普通民众眼里,有这样一个要爬坡的政治中心或者有大广场的政治中心,到底是幸还是不幸?但可以确定的是,香港、台湾分别走过的路,可以在政治中心不同的环境状况上找到注解。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反思为什么台湾会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这样的政治人物?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理解,为什么香港有功夫片、警匪片还有麦兜?当然,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大陆那么多城市,那么热衷于建政府大楼,搞超大面积的楼前广场?

2013年被女儿拉去看了一场LinkinPark的演唱会,地点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居然让我这个对大陆演唱会“见多识广”的电视人大开眼界。我们买的看台票有座位,比我们贵得多的场地票居然没有座位,人挨着人,如果在大陆,安保怎么能通得过?正当我在暗喜捡了便宜,演出开始后,我就发现周边有座位的人站起来后都再没有坐下过,而场地里成千上万的手臂也几乎没有放下过,这是我看过的现场气氛最High的演唱会,数以万计的手臂像森林般地举起,波澜壮阔。节目的高潮,歌手居然跳下舞台,走到场地欢呼的人群,吓了我一大跳,这在大陆的安保是不可想象的啊!

演唱会结束,人群快速疏散。香港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去博览馆,只要在博览馆站逗留1.5小时,持同一张八达通卡购地铁票只要半价。随着人群慢慢走向地铁口,在我脑海里纠结思考的不是政府应该怎样扶持文化产业,而是一个共同体的激情应该在哪里聚集?怎样宣泄?如何降解?怎么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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