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以邓丽君之名相聚 一代巨星与一个商圈

有一群文化人，他们感念邓丽君；有一群生意人，他们痴迷邓丽君。一个场子，一个舞台，锦衣霓裳，浓妆艳抹，歌罢酒后，纵情泪奔。台上，他们把剧作泰斗的剧本演绎得美妙绝伦；台下，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水起风生。这是一个磁场，有名，有利，有情，有义，它的磁力，源自它的魂。

盛堂会

同趣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名号，可能远没有泰山会、天使会等等的企业家俱乐部来得响亮。但只要到了京城，稍微有些门路的人，都会来同趣会拜拜码头。  

“这个活动本来只有四十个人的，结果周总打了个电话还是在微信里面说了一下，变成80人了，做饭做得人累死了。”端着一盆排骨萝卜汤的大厨娘抱怨道。

“不是经常这样吗，也习惯了。”另一个正在擦汤匙小厨娘接话道。“今天是邓丽君的活动。”旁边一个齐刘海的小厨娘搭话道。“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2013年12月21日下午两点，北京昌平杉园共识堂表演厅，纪念邓丽君的演出正紧张准备着。大厅里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堂上堂下的新朋故友照例寒暄着，充满了暖意。地下室里，剧务人员或围坐在一起神聊，谈古论今，或在化装间描眉绘面、整衣肃冠，人群中，不时有身着剧装的演员穿梭忙碌。

同趣，同去

下午一点，距离共识堂两点半开始的邓丽君纪念活动还有一个半小时。主要的演员已来齐了，青年邓丽君的扮演者国佳赶着去酒窖里的衣帽间化装；导演、知名媒体人何力在和共识堂堂主周志兴合影；话剧《邓丽君》的原作者沙叶新也来了，在开始欣赏这出浓缩版的八幕《邓丽君》之前，老人家正和后辈在乒乓球案上打得难舍难分。

地下活动室纷纷攘攘，一楼的表演大厅更是“兵荒马乱”。

中午的那些两米见宽的圆台正一个个地往外撤， 凳子按照八十人的数量排排码齐。声光部门还在一遍遍地做最后的调试，在密密麻麻地布满按钮的控制面板上微调着。舞台上的背板被打上了柔和的黄光，右侧那张邓丽君最著名的双手捧腮照愈发动人了。左上角除了惯常的共识堂标志，还多了“同趣会”三个字。“这个同趣，一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共同的趣味，同趣；第二个是带有童心的趣味，童趣；第三个是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同去！”共识堂主周志兴指着同趣会的Logo说道，“克林顿当年的智囊李侃如来过这里，最近还有从国外回来的一位朋友，特意打电话给我，想去共识堂看一看。”

共识堂的座上宾，不仅仅是企业家俱乐部的简单构成，也绝没有一水儿银发一族的年龄限制。企业家、学者、艺术人士构成了共识堂的共识“基础”。

国佳 沃尔沃集团政府事务负责人。国佳是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人，这可能和职业有关。她对你的重视，往往超过了你的期待或想象。

余进 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麦肯锡北京办公室总经理，她是麦肯锡大中华地区所当选的首批女性合伙人之一，麦肯锡大中华地区首位女性总经理。

拿今天邓丽君的专场活动来打个比方，扮演青年邓丽君的国佳，是沃尔沃的政府事务部经理；扮演邓丽君安徽粉丝的，是全球顶级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全球董事合伙人余进博士；北京咸亨酒店的总经理岳岱，赶着来客串剧中的成龙；施耐德电气的市场部总监汤磊磊是个资深话剧迷，一早儿就报了名参演；中央广播电台的美女主持钟秋献声旁白；紫禁城乾坤演艺机构的总裁王秋云扮后四场的邓丽君；诗人赵丽华，则戴着鸭舌帽和茶色镜，端端正正地在台下当观众，坐在沙老的背后齐捧场。

本刊记者对余进的现场采访也被“集合！集合！”的叫喊声临时打断，所有的演员一溜烟从楼梯跑到舞台左侧的上场口集合。早就到场的汤磊磊看着拎着裙子、踩着高跟鞋跑来的女演员们直乐，捧着肚子笑着说： “哟，看看咱们这些演员，纪律性真强！”

开演前十五分钟，导演何力拉着要第一个出场的国佳，顺手从旁边的捧花里抽出一支玫瑰做道具，继续排练待会儿的舞台走位。王秋云开始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跟唱 《甜蜜蜜》，力求让已经开嗓的声音达到最佳声位。穿着灰西装的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台微单给候场的演员们逐一拍照，微单拍完，又上iPhone，边拍边带着点显摆地抱怨：“哎呀，我今天被你们从被窝里拖起来，特意来当你们的御用摄影师。平时可绝对起不来！”导演何力赶忙口头安慰：“你不来怎么能行呢，你是我们的首席iPhone摄影师！”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洪波特意为配合主题换上了葱绿的茧绸褂子，繁复的绣花图案洒满全身。她和身边不认识的北师大博士姑娘寒暄着，两人在邓丽君活动的微信群里找着自己的头像跟对方介绍着。“喏，你看，这个头像就是我。可惜我报名晚了没得演。”北师大的小姑娘属于跨过“有思想”这道门槛进的共识堂，参加过几次活动的她还是有些害羞地搭话：“我也没演，这次是作为周老师的粉丝来捧场的，等会儿在话剧之后的演唱环节唱一首《在水一方》。”

好戏开鼓

寒暄声还在继续，灯光却已然黯淡了。主持人没有那些高大上的官话绕嘴，反而像个邻居式的家常，笑着招呼大家入座，准备开演。特意从上海赶过来的沙叶新三击共识堂的鬼太郎大鼓，好戏开锣的惯例入乡随俗变成了“好戏开鼓”。

穿了一身黑色唐装夹袍的周志兴乐呵呵地给大家介绍话剧《邓丽君》和等会儿要上演的浓缩版《邓丽君》的渊源：“我和何力在香港看了沙老的这部《邓丽君》，谢幕后何力还是很激动，激动地想要把《邓丽君》搬回来，在北京上演。那正好我有共识堂，这出删节后的八幕短剧就可以在我这儿上演了，让共识堂的朋友也可以一饱眼福，在北京欣赏到沙老的大作。”

汇集了京城各路名流的浓缩版《邓丽君》，因为大家各自的日程，只有短短不足48小时的排练时间。演员们拿着各自的台本上台，看上去少了一分专业，却多了几分话剧发烧友的热忱。

身着白色曳地长裙的国佳版邓丽君甫一登场，就扼住了现场所有人的呼吸，“好像啊！”观众在台下小声的评论道，“我知道你们大陆有个说法，叫‘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这句让台下60年代生人熟悉的台词一出，笑声也跟着来了。而余进扮演安徽女粉丝的那一口地道的徽腔，也赢来了台下的一片掌声。“其实我的安徽话是找了一个合肥的朋友在微信语音上一句一句现学的。”事后，余进向记者透露。

留在台下负责用声音出演观众的顾醇，亢奋得不得了，不论是鼓掌还是叫好，都是头一个。至于台下的女性观众，则跟着剧中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合唱，从《梅花》到《君在前哨》到《水上人》，再到脍炙人口的《何日君再来》。

台上的演员演得卖力，台下的观众看得也投入。看着台上重现的邓丽君，沙叶新、赵丽华，包括舞台上的演员自己，都偷偷地抹了抹眼泪。“我自己演着演着都受不了，邓丽君去金门劳军、和未婚夫郭孔丞分手，我都哭了。”国佳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说道。而最后那场亚洲歌姬命陨清迈的终章，则让沙叶新和赵丽华都感动不已。“我看自己的剧很多次了，再看到这个版本的演员表演，还是被打动了，自己坐在下面忍不住哭了。”

沙叶新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 、《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 及小说 《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

演出进行中，依旧不断地有后续来的观众入场。中共前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也悄悄地猫着腰进来，找了个好角度的空位子坐下来。“我们那天按照80人来准备活动的，但是最后其实来了120人，有的朋友一个人带了四个人来共识堂。”周志兴回忆道。

演员谢幕已毕，赵丽华展开送给共识堂这一活动的画作 《莲花》：由深向浅过渡的大地色的中央，是一朵傲然独立的白莲花。“这朵莲花，就像我们永远纯洁的邓丽君。”赵丽华说。“这由深到浅的一圈圈颜色，就像我们共识堂，把不同圈层的人都聚在了一起。”周志兴补充道。

接下来的十三首歌，首首都是由大家各自挑选的最爱的邓丽君作品。汤磊磊且歌且舞的《酒醉的探戈》是他“第一次尝试一下没醉的探戈。”余进的那首《我只在乎你》还和上了同在木兰会的周太太喻杉的舞蹈，她一身红袍，舞得淋漓尽致。

“刚跳得太开心了，下来以后才发现崴了脚。” 喻杉意犹未尽地说道。而显然还没出戏的岳岱，用摇滚嗓重新演绎《Goodbye，my Love》 ，唱到尽兴之处，真像成龙演的那些江湖豪杰一样，将自己的西装外套在头顶抡了一圈甩下台来。

活动结束，不代表乐趣为止。晚宴上，大家依旧一首又一首地唱着邓丽君的歌，唱着自己的1980年代，一起约定，到时要组团去香港，看一出沙叶新沙老全本的话剧《邓丽君》 。

今日君再来

共识堂、同趣会，借助微信的传播效力，“女大学生”喻杉和丈夫周志兴把自己的人脉圈子做得有声有色，这里时常高朋满座，笑语欢声。君子之交淡如水，辩论场上是对手，生意圈里亦兄弟。

他们并不是职业演员，有的身在商界，有的击浪传媒，有的还是知名学者。他们是邓丽君的粉丝。这群戏剧爱好者聚在一起，要演绎的剧本，正是著名剧作家沙叶新的新作：《邓丽君》，这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作品。

堂为君立

邓丽君的纪念演出在共识堂是首次戏剧汇演，这里聚集了商界、政界和学界的一些高人，邓丽君只是一个符号，他们要用这个符号，抒发自己的胸臆，表达自己的感怀。

余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连续两天的彩排，化了装也掩不去她脸上的倦容，不过，倦容之下，仍掩盖不了职业女性的光彩。余进并不是专业演员，在这场演出中，她身兼数职。看到妈妈演邓丽君，余进的小孩显得兴奋异常，妈妈在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骄傲。

余进是一个职业女性。从普通职员干到全球董事合伙人，余进在麦肯锡的奋斗史可谓平凡而不普通，她现在任麦肯锡北京办公室董事总经理，也是该公司大中华地区首位女性总经理。善于工作和生活的调节，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做到尽心工作，同时也享受生活，是她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态度。

邓丽君的一号扮演者，是国佳。职场、家庭、生活，这是国佳给自己定的平衡法则。她宁愿牺牲某种角色的绝对拥有时间，也不会让它们在同一环境里混乱不堪。国佳在沃尔沃任政府事务总监，公司所有与中央政府有关的事务，都是她的部门管理分内之事。和从事的职业性质有关，国佳长了一张明星脸，宽圆的脸庞还带着几分孩童般稚气，邓丽君式的短发，发间一枝粉红色的鲜花，如此扮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就是今天的主角—邓丽君的扮演者。

与职业风范更为浓郁的余进相比，国佳显得更为娇媚。沃尔沃被吉利收购后，国佳才进入这个团队，虽然身在外企的圈子里，国佳还是感觉到自己是在为中国的企业服务，她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逐渐壮大的过程。对于吉利收购沃尔沃，“好比一个中国农村小伙娶了一个瑞典公主。”国佳的心中颇觉自豪。

共识堂的活动被国佳当做自己的分内事儿，这里聚集着中国的一批改革和商界精英。提起共识堂，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关敬如也是常客，他不仅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接受堂主喻杉和周志兴的邀请，商界人士聚会和改革共识话题的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关敬如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先后在国家统计局、国家体改委任副处长、处长等职务，曾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助理总裁、中和信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牛津剑桥集团副总裁、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燕京华侨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关敬如是喻杉的校友，他们都是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走出来的优秀学子。喻杉比关敬如小三届，一部《女大学生宿舍》，让喻杉火遍中国，在1980年代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引起轰动，从此，武大才女的桂冠，被喻杉摘得，共识堂的杉园，也取自她的名字。大学毕业后，喻杉的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作协、全国人大、中央办公厅，她选择了中央办公厅，从此，她参与并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诸多大事，改革与共识，成为她与丈夫周志兴毕生追求的梦想。

1980年代的改革红红火火，关敬如也是那个年代进入国家机关的，先后在黄金时代的国家体改委任副处长、处长等职务。国家体改委，也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从这里走出了很多社会名流，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弃政、从商、治学，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力。

共识堂的活动包罗万象，这里通常聚集着三类人，一是企业高层，二是学者，三是政府官员。共识堂堂主喻杉和周志兴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穿梭其间，攒聚资源，希望借此塑造一种共识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的共识传媒积攒人气，拓展空间。而与各界特别是跨国公司高层接触，也为共识传媒带来了市场和广告效应。这是一种媒体拓展方式，思想性、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结合，已经成为共识堂的品牌效应。关敬如更是将共识堂视为一种物理性和空间性的存在，更重要的，这里还是一个思想性的共识平台。

“共识堂已经成为大家集聚的地方，这里的活动都是研讨性的、思想性的，更多的是关注国家、民族的未来。我们这批做企业的，很多都是体制内出来的，除了自己的公司，我们也很关心社会的前途，而通过这个场子，我们也能认识更多的社会精英。”在关敬如看来，在共识堂的收获是全方位的。

人为君集

邓丽君演出剧组的组成人员，虽不是出身戏剧专业，排练和演出，却有专业演员的认真和投入，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表情，都凝聚了创作者的心血和表演者的真情。

事实上，国佳被邀请进入这个圈子，也是得益于她的工作有极强的公关性质。国佳和共识堂周志兴的第一次认识，直接源于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原在美国商会，商会有一个政府事务圈，领导希望能请到接触高层的人士来讲时事，为这个圈子的工作人员充电蓄能。后来，商会请到了周志兴。通过这次活动，国佳与周志兴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她也时常受邀参加共识堂活动，“那里有各界的名人和朋友，大家聚一聚，唱唱歌，开开心。”

国佳进入沃尔沃政府事务部后，她经历了很多，2012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问瑞典哥德堡，到沃尔沃的工厂参观汽车碰撞试验，给工人发表讲话，温家宝把吉利和沃尔沃的结合比作是“一个很好的联姻”；在莱茵河畔的美丽小城根特，沃尔沃建有工厂，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还特别去那考察；2013年年6月，俞正声访问瑞典斯德哥尔摩沃尔沃总部。高层的频繁关注，让国佳把自己的事业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和关敬如这样的50后相比，国佳是80后，这代人没有经历过太艰苦的日子，在改革的大潮中成长，她觉得这一代人很多福利都没赶上。比如上大学的时候就不包分配了，毕业以后不分房子了，房价又涨了。虽然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但国佳仍然热血沸腾地去奋斗。在跨国公司耳濡目染，她相信中国未来十年到二十年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自己现正值三十几岁的黄金年龄，她要让自己的能力也同步达到一个峰值。共识堂就是为国佳实现梦想的一个地方，在喻杉和周志兴夫妇组建的邓丽君的微信群里，她被邀请为女一号，“这足足让我兴奋了好几个晚上”。

余进也是在这个群里收到邀请的。喻杉在朋友圈子里发布了一条消息：圣诞节要在杉园以邓丽君为主题开一个party，欢迎大家来。余进立即报名参加，她觉得自己可以唱邓丽君的歌。于是，群里的朋友一起约饭局，准备大干一场。饭局上，大家各自领了任务。

从此以后，大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只是因为一起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彼此间的关系比见见面、吃吃饭更近了，很多隔阂也没有了。“我觉得周志兴和喻杉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他们这个圈子的人也都是爱玩的人，大家凑在一起很活跃。”余进说。

余进最早认识喻杉，是在一个女企业家的圈子—木兰汇，这个圈子的女性被称为商界木兰，要么是大企业高管，要么是民企创始人。

正是在木兰汇的一次出游活动中，余进认识了喻杉，一行人马去了云南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于地方偏僻，那里连通讯信号都没有，大家早晚都在一起，所以一下子走得很近。经过这次演邓丽君，大家走得更近了，彼此之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很快都成了朋友。”余进回忆说。

在共识堂的舞台上，余进演唱了《我只在乎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这是她最喜欢的歌。上世纪90年代，她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那个时候纯真、奔放，她一改在国内好静的习惯，泡起卡拉OK来。唱歌是余进在海外生活主要的娱乐和消遣，她记得有一盘很大的卡拉OK光碟，封底红色，封面有蓝色，上面有王菲、邓丽君等人的歌曲。那是余进接触的第一张光碟，她把里面的经典歌曲都学得烂熟，其中，就有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虽然已经是商界女强人，余进看上去并不是一副拉着面孔、一脸严肃的职业女性的样子，享受生活，结交圈子是她生活和职业的一部分。提到邓丽君，余进痴迷，不仅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好听，更重要的是她的歌跟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跟自己的很多经历是密切相连的，“一首歌，总能给人带来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天在共识堂演出，余进的先生也在台下坐着，和观众们一起为这场演出感动，为邓丽君流泪。

泪为君流

这群人爱玩，也会玩，他们可以在一起撮合一门生意，可以为一个问题的争论互不相让，也能为一个共同的偶像放歌泪奔。文化商人，也谈感情，讲情怀。平时，生意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聚会，也能缩短生意造成的隔阂。

和余进一样，也是在喻杉的那个群里，国佳看到自己的名字居然出现在演员名单里，紧张、诧异和高兴之下，她并不知道自己演什么，也不知道共识堂要干什么。就在演出的两周前，她才和其他演职人员坐在一起，商量角色分工。

国佳是一个爱玩也会玩的人，她接触过不同的俱乐部，也就是一些不同的圈子，她感觉共识堂最大的特点是有思想火花的碰撞，这里让她见到了各种有想法的人，大家为了谋求共识走在一起。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周志兴把共识堂的小圈子取名为“同趣会”，国佳就是其中一员，邓丽君的纪念演唱会，也是以共识堂“同趣会·杉园”的名义组织起来的。

“大家觉得‘同趣会’又有谐音，代表了大家志趣相同，又代表不同的背景、文化和个性的人都在一起，非常好玩。”周志兴也对这个圈子非常满意，他说：“这个圈子是所有群里面最欢乐、开心的。”周志兴回忆，那天去共识堂看演出的人超过120人，演出结束后留下来吃饭的也有80多人，“这个微信群这几天像疯了一样，每天关于邓丽君这场演出的消息就有500多条”。

实际上，周志兴把邓丽君搬到自己的场子里演出，并非完全出自自己的创意，而是受了何力等人的“蛊惑”。何力也是媒体人，1989年进入《中华工商时报》，做到总编助理，后来又在《经济观察报》、阳光媒体投资集团、《第一财经周刊》、《财经》杂志等媒体任高层职务。何力扮演为邓丽君主持晚会的田文仲，他一直对沙叶新的邓丽君剧本怀着特殊的感情，他拿富有磁性的嗓音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去年10月份，沙叶新的《邓丽君》在香港演出，何力提前一个月参加了在深圳和广州举办的剧本朗读会，“听者泪奔，心有戚戚，沙叶新先生谦和纯净，可爱。”他有媒体人典型的文艺素养，情感丰富，容易动容。

实际上，周志兴只是场地的提供者，他自己并不承认是什么“邓迷”，而是一直醉心于做共识堂。“我谁都不迷，我们现在做的是共识网，我们这个堂叫共识堂，我要是迷某一个人，或者迷某几个人，就没有共识了。”

为了壮大声势，周志兴请来了上将李克农的孙女李戈美，以及中共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二人一南一北，一个安徽巢湖人，一个陕西子洲人，在晚宴上，她们登台献艺颇受观众瞩目。马晓力一首蒙古歌曲，高亢明亮的嗓音，赢得台下掌声雷动，李戈美是李克农长子李治长女，她演唱了一首江南风味浓郁的《太湖美》，声音宛若年轻女子的甜美清纯。

为这两位革命后人的演唱伴舞的，除了何力，还有共识网的作者柳红。柳红曾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助理，因为一本《吴敬琏传》，她一纸诉状将作者吴晓波告上法庭，称对方剽窃自己的作品并索赔50万。现在，她称自己是独立学者，共识网是她发表论著的重要场所，共识堂，自然成为柳红常来常往的地方，她的名气，也和共识传媒一起互动、跃升。

在共识堂的表演，柳红感觉尽心、尽力，也尽情了，带给她的，是一份感动。回想起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邓丽君陪伴那一代的大学生度过了青春时光，带给这代人前所未有的温情、声音和曲调，对柳红来说，这既是精神享受，也是思想启蒙。

柳红的表演赢得台下的阵阵掌声，宴会后她又上台自由表演，她的一字步劈腿颇有专业演员的风范。柳红从小就爱好文艺，5岁开始学跳舞，上学后一直在宣传队做文艺骨干，是北京东城区少年宫朗诵组和北京市少年宫话剧组成员。大学时代的柳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艺爱好，大学文工团和广播台都有她的露脸。日常繁重的工作让柳红少有参与文艺活动了，但是作为共识网的作者，她表示不能不来参加共识堂的这场演出。“我和共识网的关系是作者和媒体的关系，参加过的共识堂的活动都是聚会讨论问题。没有过娱乐活动。两个月前，听周志兴说起沙叶新《邓丽君》剧本的表演，出于对朗诵的喜爱，当时毫不犹豫就报名参加了”。谈到活动观感，柳红用了“美妙”二字。

“美妙”的背后，还有一位演唱者，她叫艾鑫，声音酷似邓丽君，她的一首《水上人》，足以以假乱真。艾鑫在北京开了家餐饮公司，她是通过餐饮连锁企业嘉和一品的刘京京认识了周志兴的，而共识堂上的朋友，也是艾鑫现实和潜在的食客。

演员如此真情，剧本如此动人，这些，都源自创作者心力。沙叶新，终于在他的有生之年为邓丽君写出剧本。经过7年砥砺，沙叶新辗转台湾、香港、日本、法国，探访邓丽君的足迹，终于7年妊娠，一朝分娩，完成了一代歌后《邓丽君》的剧本。

为邓丽君作传，是多少文人墨客的梦想。沙叶新曾在邓丽君墓前发誓：“邓小姐，我写你，请放心，我一定呕心沥血、情深一往，绝不让你失望。”一部《邓丽君》，让沙叶新收获了清名。

流泪的不仅是观众和演员，在共识堂观看非专业演员们演绎着自己的剧本，沙叶新两眼潸然。

沙叶新笔下塑造的人物上至达官显贵，下达百姓庶民，他写过宋庆龄、陈毅、江青，还将孔子、耶稣和披头士糅在一起，正面、反面人物，他都猎及。邓丽君的写作，沙叶新承认是受人之托，“反正是多年前，我接受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邀请，让我写邓丽君的连续剧。”

很快，沙叶新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签约了，但他没有拿定金，他决定写完初稿，等对方认可以后再说。2008年7月，邓长禧在上海去世，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面临停业。这场突来的变故并没有影响沙叶新的创作。沙叶新说自己不是爱钱的人，他爱邓丽君，虽然后来剧本出来了，定金却因为基金会的变故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不要了，人都死了，我都忘了这件事了。钱对我来讲不是不需要，我要钱，但是要看是什么，只是在邓丽君这件事上我不要钱。”

对沙叶新来说，写邓丽君与写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他看到的并不是钱。蔡元培一直是沙叶新心目中的英雄，能有机会为蔡元培写剧本，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1998年，北京大学派人找到沙叶新，请他写一部蔡元培的剧本，来人问他要多少钱，沙叶新用手指比划了一下，说“1”，来人误以为他要10万。其实，沙叶新并不是要钱。“写蔡元培是何等光荣，我也没有答应他们因为写一个剧本就去做北大的名誉教授，如果因为一个剧本就做了名誉教授，那就很不‘名誉’了。我1957年没能考上北大，我也不要北大的名誉教授，假如有幸能再踏进北大校园，哪怕就做一个旁听生，我也心满意足了。”

没有人能拒绝名利，沙叶新也不是完全不要报酬，名与利，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又是相互矛盾的。在沙叶新这里，有时候放弃了一点利，收获的或许是更多的清名。

“我这样做不是显示自己多么高雅，多么清高，戏曲在我心目中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戏曲对教育、对人心、对自由的呼唤有其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沙叶新就是这样一个在适当时候能够做到淡泊名利的人。

陈懿，文化项目投资人，上海大盈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演出结束后，她身着红色礼服上台主持，请沙叶新舞台居中安坐，二人开始了一段对话。陈懿专门选读了沙叶新的一段微博：“昨去文化广场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场外久候，未见持票之友，懊丧返家。9时友突致电，说快来，便风驰电掣，重返剧场，戏已尾声，无所观矣，但我爱剧场爱观众，仍大有可看。剧场美轮美奂，设施现代；观众或歌或泪，‘痴呆’可爱。剧场我生命，观众我挚爱。若有来世，我仍献身戏剧，忠实于观众和舞台！”

陈懿是70后，她是看着沙叶新剧本长大的文艺青年，《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作品，伴随着她的成长，也影响着她的足迹。

将沙叶新的剧本搬上共识堂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陈懿的撺掇，陈懿目前在周志兴的地产公司任职，他们之间算是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陈懿和沙叶新都是上海人，彼此也都认识。2013年年初，陈懿陪沙叶新去合肥看韩再芬的黄梅戏，两人在火车上开始商量怎么把邓丽君的剧本搬上大陆的舞台上演出。陈懿参加过王巍的金融书院，这种形式给了她启发，她跟沙叶新说，“咱们能不能以剧本朗读会的形演绎您的作品。”后来，她跟学者陈浩武，还有何力、周志兴等人一起聊起这个事儿。开始大家觉得有难度，找不到地方演出，当周志兴答应道共识堂所在的杉园来演的时候，事情很快迎刃而解了。

“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共识堂的活动中，这种演艺类型的是最少的。周志兴看来，沙叶新的剧本成功落幕，代表了共识堂的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共识堂没有幕，但是共识堂开始演出邓丽君这场话剧，就是拉开了一道幕，这个幕，实质上是共识堂今后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要表达的一个情愫。”

周志兴 我的场子不讲官话不脱鞋

官产学、左中右，这里不是豪华会所，却吸引着各色人等。这里美酒飘香，莺歌燕舞，共识共容。将人脉资源融入自己的家庭聚会，以家宴聚宾朋，让京郊这十余亩地里异彩纷呈。

周志兴 共识堂堂主，共识网创始人。

一年前，周志兴受邀参加腾讯传媒组织的总编沙龙活动，一行人等去了一趟泰国，他们浮光掠影般在泰国三个城市小住、开会、游玩。清迈，是他们选择的城市之一，邓丽君辞世前，与法国男友在这里的湄宾酒店住了一年。“斯人已去，此地尚留绕梁余音？”周志兴一行人等特地住进了湄宾酒店，“这是邓丽君香消玉殒的地方”。那天的会议，他还特地将会场选在了邓丽君当年住的房间。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以后，沙叶新的邓丽君剧本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共识堂，由一群非专业演员串演成功。和别的大型企业家俱乐部不一样，他已经将共识堂办成了一种以社会精英为主体的家庭聚会平台，这里有官产学三界的人士汇聚一堂，也有苗族志愿者的震撼表演。裂痕越小，共识越多，他要做的，正是“达成共识”平台，“不仅仅是思想观念上的共识，而且要在消弭裂痕上做出贡献，这个裂痕，也许是阶层之间，也许在官民之间，也许在城乡之间。”

记者：记得邓丽君纪念演唱会的时候你提过，办这个活动除了表面上让大家一起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年代的一种怀念和纪念，你同意这样的理解吗？

周志兴：其实没有那么政治化。我觉得用一种轻松的方式结合起一群人来，而且他们都是心甘情愿地来，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流方式。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结社一样的活动，小团体化了。现在企业家的这种结合体比较多，不管是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也好，阿拉善也好，还有再高端一点的，比如马云的江南会，这些都是精英组织，但是你发现没有，他们大多数都是企业家。

如果我现在再去做一个类似江南会一样的企业家组织，肯定做不起来。我是要另辟蹊径，用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结合一群喜欢读书的、有思考的人，总比天天酗酒、唱卡拉OK强。这些人都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的思考跟一般的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周志兴：我们这个地方讨论的问题多一点。前不久我们跟德国伯尔基金来谈可持续发展。我们有一个青年学者沙龙定期在那儿举行，我们讨论中美关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亚洲顾问李侃如到北京来，我说你去我们那里参加一下青年学者沙龙吧，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不久前我们讨论互联网管理，邀请业内的一些青年学者来讨论怎样管理互联网，分析谣言的产生，这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问题，但是参加的人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

周志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共识堂吃饭？我说很简单，三条有一条就够了—有钱，有权，有思想，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实质上就是官产学，官员、企业家、学者，左中右，左派、右派、中间派都可以。另外，现在我们发展到中外，中国人和外国人。再就是专业和业余。比如说专业演员戴玉强在共识堂唱过歌，吕思清也去过，当然更多还是业余的，像我们这次纪念邓丽君的活动。我们很多时候专业和业余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想呈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组合，而不是单一的什么人。不过这些组合也是经过我们选择的。因为有的时候非常极端的人参加以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极左的、极右的，可能会吵架，我们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周志兴：他们当然是非常喜欢的。有的企业家非常有钱，但是很多事情他们却做不起来。有企业家看到共识堂后跟我说，我在某某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几千平米，我也想把它装修起来做这样一个地方，请大家来玩。我后来跟他讲，地方不是问题，但是要能够请到这么多有分量的、有一定的权力、有一定的思想的人来可能是比较难的，这要有很长时间的积累。

我也一直在讲，这里是我家，不是一个会所，会所一般都会修得富丽堂皇，但是会让人感觉不自在。有的时候我上朋友家去看到装修得富丽堂皇，我就觉得不自在。所以我经常跟来我们家的人说，我有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脱鞋，永远都不脱鞋，第二是男生可以上山去尿点尿。我们夏天的时候都在葡萄树下坐着聊天，有一次一大堆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坐在一起，有个人就说想去上厕所，后来我说山上去尿吧，找一棵树，我说我相信你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经验了。确实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走到哪都是一些很豪华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种体验。

周志兴：情况并不复杂。2013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美国，我在美国见了很多美国顶尖的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跟他们交流以后，关系处得非常好，谈得也非常好。我给他们提了两个意见，我说我在美国见到你们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我觉得这些学者岁数太大了，很多人都七八十岁了，不是说没有年轻的人，而是这些年轻的人被这些老人压得根本出不了头。第二，我说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得了中国病，所谓中国病就是眼睛往官府看。美国人到了中国以后，和中国人一样，变得非常亲近政府起来。他们会炫耀说我见了某国领导某某某了，觉得很自豪，这当然不能怪他们。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非常强势的国家，很多事情必须要找政府，不找政府就做不成。在这，他想找政府可是找不着，中国的民间人士这么多年很少跟外国人交流了。

中国跟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是一个旋转门制度的国家，今天的民间的，可能也是官方的，中国没有这个旋转门，中国的民间永远是民间。所以美国的民间和官方话语是差不多的，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差得太多了，老百姓说的话跟官方说的话，民间学者说的话跟官方说的话都差太多。所以我跟美国人说，如果你们只跟官方接触，不跟民间接触就不能了解完整的中国。

2013年5月，美国学者到了中国后，很多都到我们家来，他们因为我说他们年龄老化，就干脆带了10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他们说，你不是说我们青年学者少吗，今天就带了10个中青年学者来你家。每次我都会找相对年轻的一些中国学者跟他们聊，他们也觉得很好，他们到北京来就是跟官方正襟危坐。

李侃如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亚洲顾问，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他关于中美关系的观点。那天他到我家去，我跟他讲，你不要穿西服。后来吃饭的时候我又跟他说，今天你是在我家吃饭，不许打官腔，于是，大家的聊天很轻松愉快。我觉得有的时候外国人跟中国人是一样的，你想跟他交个朋友，他就会跟你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而不会拿着端着。中美两国的政府关系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民间的交往也很重要，如果老百姓之间能够成为朋友，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会好很多，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上去，如果美国的老百姓都认为中国好，那么美国的国会对中国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周志兴：我肯定更喜欢身处现在的这个时代，过去已经回不去了，就没必要去想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不能简单地说哪个时代好，哪个时代不好，每个时代都有好与不好。就像我现在经常说的，我反对把民国说得那么好，说得民国好像是天堂一样，也反对把蒋介石时期说得那么好，否则，他们不会那么快就垮台了。

上世纪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解放。上世纪9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发展。也不能说现在不好，像我们这一代人还在探索。我们的经历比你们多多了，你们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就出来工作。我们是经历了很多事情的，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有的人去工厂当工人，像我去当了兵。我们经历了国家更多的转型，我觉得有这些经历并不算坏。也有人觉得我们很不幸，没有上完学，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没有了前途。所以我说这个话，肯定有人会骂。现在我们对成功的概念不太一样，总觉得升官发财才是成功的，其实有的时候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能够写出很好的东西都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