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重建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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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家，他的文本与人格必是始终如一，珠联璧合，无懈可击的，才可称为大家。他的人生不仅要与大群人生合二为一，而且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才能与中国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及“天人合一”思想相映照。这是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然而已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得一干二净。
    “文学死了”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常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看到一些作家与文学批评家也在以此为常识，重新组织自己的表达与学术生活。在过去的中国公共话语中，因为没有这个观念，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让我们无法解释。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些文学问题，就会多出一种理解。
    2007年8月底，北大教授陈晓明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向死而生的当今文学》一文，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命题。但当代文学能否“向死而生”，仍在于我们能否明晰“文学死了”在这个时代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文学死了”这个观念在当代话语中展开得越充分，文学“向死而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1 社会的整体语境发生变化，文学作为一种“共识”自然会迎来它的死亡
    那么“文学死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文学死了”就是指源于西方的那个文学观与文学系统，在中国公众生活中的彻底死亡。
    虽然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古已有之，但那时并没有我们现在对“文学”的这个观念。“文学”在过去泛指一切有人文价值的古典文献与研究。今天的“文学”，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想建构，所以德里达说：“文学是一个具有某种欧洲历史的概念。”它被建构的原因很复杂，它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有一定精神深度与想象性的纯审美文本，从一切文献中分离出来，这是文学的“客体化”过程；其后，它又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进入教育体系供人们分析与研究，这就是它的“体制化”。这一切均是现代社会的贡献，至今也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一切有其他社会功能的文本，在我们今天的观念中都不再被称为文学。
    我们现今认知的文学，并不是文字文本的自然属性，它被建构为一种知识共识，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语境与社会体制有关。在欧洲，文学的兴起可以说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产物，它使人们开始专注于文本的创造、形象与审美特质，文学渐渐成为一种高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文本。德里达有一篇名为《这种叫作文学的奇特体制》的访谈，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文学是知识领域中“规则”的产物，只不过由于这种思想与规则都镶嵌于文本的内部，而难于被人发现。他说：“文学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之后的产物。这种意向关系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的规则。”
    福柯也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与其他话语的隔绝，是19世纪才发生的，“此后，文学与思想观念的话语渐行渐远，并将自己封闭于一种彻底无目的状态中。它与古典时期使之流传下来的所有其他价值（趣味、快感、自然、真实）分离开来，……仅仅成为一种语言的呈现。与其他话语形式相反，它除了突出自身的存在之外并不遵循其他规律。”一个时代会形成一个时代的知识共识，文学同样如此，一旦社会的整体语境发生变化，文学作为一种“共识”自然会迎来它的死亡。任何观念的发展都逃脱不了这种自然规律。“文学死了”在今天，指的是西方文学观在中国的死亡。
    在中国，“文学死了”有它的特殊含义。我们知道，西方文学观进入中国是晚清以后的事，此时中国的传统文学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早已自成体系。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在现代化的碰撞与洗礼中，是可能诞生出更加伟大的民族文学作品的。但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西化便是民主，西化便是科学，而民主与科学便能穷尽文化的全部内容。于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经验就这样被封存在文言文中。西方文学观在白话文中，很快就大行其道了。1980年代以后，更是盲目推崇西方文学观，致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情怀”根本无法在当代文学空间中绵延。所以，“文学死了”在今天，指的就是西方文学观在中国的死亡，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观有机会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法离开它的文化传统而独自存在，尽管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问题，但现代化决不是指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中西文化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内在超越，而西方文化注重的是外在超越。西方文化外在超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价值与秩序是寄托于人格化的上帝之上的，所以它有千奇百怪的创世神话，有包罗万象的神学传统，理性不仅与信仰对峙，更是处在信仰的长期压抑中，这也是西方近代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缘由。
    西方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思想世俗化的历史。文学便是其中一种非宗教的、世俗化的现代建制，是一种要摆脱神学与教会的建制，但它仍然保存了一些它要挣脱的东西。在西方就有过文学被神圣化的历史，文学文本一旦写成，就成了被膜拜的对象，甚至被偶像化。所以德里达说，在文学与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宽恕的场面：作家因挣脱了宗教而请求宽恕，他与宗教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债务关系的。西方的文学观虽然倡导这种想象性与审美性的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隔离，但是它仍旧保持着与宗教和理性主义传统的血缘。这种文学观一旦传入没有宗教基础的中国，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文本与作家人格的分裂，文本成了一种与作家人格毫无关系的“创造”。因为没有这种宗教与理性传统的校正体系，所以“中国文学之假”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特殊的文化现象。所以，在西方文学观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首先要辨别的是“真假”问题，其次才是“好坏”问题，这和中国制造的某些产品倒是有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