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重建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

2 文学不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
    中国传统文学观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在超越，所以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同时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这种“人文精神”形成了一个悠久的思想传统：上自孔孟老庄，中经禅宗，下至宋明理学，都是以自我的体认与修养作为思想的主要目的。孔子说“为仁由己”；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禅宗说“平常心是道”，中国文化似乎早就知道，人是无法真正把握那个超越的世界，所以认为它与人间世界是相互交融的，离中有合、合中有离。所谓“道”即人生，人生片刻也不能离开“道”。
    这种文化落实在文学观上，就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就是指现实人生。所以著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认为：“文章之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就是说文学并不能单从文学本身去学。这其实与韩愈的说法相近，即认为文学并不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这是中西文学观的一个大分别。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构成，也多是出于某种社会需要，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加上一番修辞而已，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后一句体现了文学的独立性，但前一句仍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共同标准。

3 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是一种直见性命的尊重
    细察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我们会发现，经史子三部所收文本均有社会实用功能。六经皆史，史就是一种政治文件，即便《诗经》也是如此，雅、颂本来就是用于政治场合的，而风所颂扬讽喻的，也大多有政治指向。史是一种历史记载，子是思想著述。只有集收录了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但大多也是议论、考据与日常应用的文字。集中所收的《离骚》可以说是纯文学了，但它的创作动机仍指向政治。《昭明文选》作为中国较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将诗文分为了三十一类，除了诗与赋外，所收文章也多为实用文本。
    到清代的姚鼐，他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类，这是他对中国文学史的一大贡献。从这十三种分类中，能看出中国文学对实用文本的尊重，中国文学的理想境界并不期望所创造的文本的辉煌，对文本的想象性、整体性与审美性也没有像西方文学那样看得过高。所以中国作家不会像西方作家那样，站在人生之外，对世间作旁观式观察，更不会远离现实，进行所谓的想象性写作，这些都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中国文学强调的是作家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味，而这种体味又要融贯整体文化精神的崇高向往，有了内心这种长期的修练与陶治，即便是抒写笔记公文、应酬酢和的文字，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理想人生的全真境界。只有当文本的审美性、作家人格与整体文化精神三位一体，才能成就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所以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虽为实用性文本，但因为有了真天真地的大性情，而成为一代名文。韩愈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与作家的人生境界连在了一起。人们读文，更多地是为了读人。
    这种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是一种直见性命的尊重，这是对文章的大信，也是对人世的大信，更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原来中国的文学之道，就藏在“用”字中，所以它知有知无，所以它有情有义，所以它晓事知礼。钱穆先生对此作过最好的总结：“故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之技巧与风格，而更要者，在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治与心情感受。作家不因于作品而伟大，乃是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中国文化精神，端在其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之人文主义，乃主由每一个人之真修实践中表达出人生之全部最高真理。故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非了解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将不能了解一中国文学家。”

4 所谓文学不朽，就是达到文本与作者凝融为一的境界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家不用写自传，也不用他人作传。每个文学家，将他所有的作品编年结集，就是一个人最真实、最准确的自传。所以文学家从不依靠史笔传世，因为史笔也达不到如此真切而深微的境地。所谓文学不朽，就是指演进到文本与作者的凝融为一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文主义的精髓，人在文前，而不是文在人前。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文化下的文学观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有诗史观，杜甫与苏轼的诗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个人人生的全记录。钱穆说：“杜甫、苏轼之诗，凡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家，他的文本与人格必是始终如一，珠联璧合，无懈可击的，才可称为大家。他的人生不仅要与大群人生合而为一，而且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才能与中国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及“天人合一”思想相映照。这是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然而已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文学死了”，就是指西方的那个文学观的死亡。也只有这个文学死了，我们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才有可能被重建，那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茁壮成长的文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