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过海】麦家专栏 小组赛：解构主义的胜利

在我今日的悲伤里，

最为苦涩的是我昨日欢乐的回忆。

记忆是一种相聚的方式。

忘却是一种自由的方式。

除了黑暗之路，人不可能到达黎明。

——纪伯伦

2001年，年过古稀的解构主义宗师德里达来到中国，为世纪之初的东方带来了哲学上虚弱的困惑和感情上温柔的奇迹。他左手陈述着阿尔及尔朴素幽深的寂静，右手沉睡了巴黎绵绵不绝的繁华，仿佛一场零星小雨，加速了生气勃勃的燕子反抗地心引力的飞翔。

上述事件与今日足球哲学的宏旨，并无白热的必然联系，只是伴随着一个悦耳的名字，我们进入了巴西交叉影子的舞池。在这里，优雅在谦逊，修辞在滚动，世界杯像极了一个古老的失传的礼仪，拖着冗长的影子，急于为失败者和失败殉道，也等候为胜利者和胜利加冕：

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小组出局，应验了墨尔波墨涅不祥的睡意，抽象的情绪在黑暗中发出一连串蜷曲的滑音，而传承的权杖，被时间褪去了层峦叠嶂的玄秘，无奈露出腐烂的水草、清新的药香以及古希腊人结构分明的游戏—那热血的结构，如同亘古不变的恒星闪烁着的一个结构，勤勤恳恳的蜘蛛编织着的一个结构，污水池中的青蛙鸣叫着的一个结构……这样的结构已接受了太多吟游诗人的注目，接受了太多蜜糖饼干的飞吻。一次注目势必换来一次危险，而一个飞吻，或将带来一段历史可怕的沉沦。

我忽然想到了加缪“荒诞”的语言：“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显然，足球的繁复超越了生活的感性和理性，被恪守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只能在腹痛如绞中沦为一个弥天大谎。

过去十多年，自前腰皮尔洛被安切洛蒂革命性地后移开始，足球的主旋律自始至终跳动在组织后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舞台上，天生睿智的哈维被定义如是，骁勇果敢的杰拉德亦被定义如是，就连初出茅庐的维拉蒂，这位具备了狄奥尼索斯一切素质的青年，带着对偶像的崇拜，带着一个国家荣誉继承者光荣的使命感，固执甚或偏激地模仿着长传、任意球以及漫不经心的神态。这让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和他的球队那令人忧心忡忡的未来？

三位中场大师的年华迟暮，宣告了后腰结构主义的老去。自由的德尚率先冲破桎梏，为本泽马和格里兹曼穿上了赫耳墨斯带翼的飞鞋，迎来了波尔多庄园的曙光和马赛港邮轮的飞腾。在他身旁，范加尔、斯科拉里、勒夫和佩克尔曼，这四位同样出色的里约冒险英雄，也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德里达锋利的屠刀，用随心所欲的方式，将其执教国度足球的过去和传统一一肢解，留下此起彼伏的片段、瞻前顾后的诗意和碎片化的灵感。

于是，这才有了罗本和范佩西衍射荷马格律中的绵延长度；有了巴西肥沃的中后场突然长出一张张面目不详但目光坚毅的机械面目；有了格策和厄齐尔的细腻如水；有了詹姆斯·罗德里格斯势如雪崩轰鸣般快意的飞翔……

哦，到处都是弗兰克·盖里！到处都是西里斯·米勒！到处都是解构主义！

听，一个多世纪前“疯子”尼采的呐喊正带着火焰噼啪而来！穿过迷雾蒙蒙的窗子，接下来的开阔风景必将变化无端，前所未见—那不是棉花糖的甜，是一个杯子对同一个杯子的为非作歹，也是脚下流云多姿多彩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