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的诚信

当看到《南方周末》微信中发出的征文通知时，我正在机场候机，准备返港。在香港经历过的诚信故事有很多，从初到港大的Freshman，到现在的Graduate，香港的诚信从未远离我的生活，同时也点点滴滴塑造、敲打、改变着我。2011年9月，初到香港。还未熟悉港大周边，还未逛完景点，甚至还未完全适应香港天气，怯怯的我便对港人的诚信有了初次体会。既然是念Law的，那便请允许我从一个规章开始来讲述这个有关诚信的故事。

2011年7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事务署发布了“内地赴港团体游游客须知”，其中细化了诚信退货条款，即只要游客在旅游业议会登记的店铺内购物后不满，并且货品没有发生损坏或者因使用而导致损耗，便可自购货之日起算六个月内凭小票正本向该店铺提出退货申请，并获全额退款。还记得当时看到这项政策，出于专业惯性，我轻车熟路的将其解剖为三个要件：一，游客得在部分愿意受到旅游业行会约束的店铺内购物；二，该货品没有发生影响再次销售的损坏或毁损；三，退款时限是从购货之日起算六个月。

但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竟然会成为这项诚信政策的亲历者。

那年圣诞假期我没有回家，留在香港想找一份兼职，未果，郁郁寡欢的陪着来港跟团游的哥嫂购物。带他们去维港看夜景、带他们去莎莎购化妆品、带他们去九龙添臵珠宝首饰。我承认，购物前确有留意将他们送进承诺自愿受旅游业行会约束的店铺，但初衷并非为退货，而是出于对品质保证的考量。欢天喜地的，他们挑到了合意的首饰，返回北京准备婚礼。不料半个月后，在与哥哥Skype的时候，他询问我可否帮他退货，因嫂子回到北京后不喜欢那家的款式，想全额退款后另择一家购买，又听闻香港有“百分百六个月退货”政策。我犹豫再三，答应一试。但心中委实不安，不知这般“不再钟意”的退货理由店方会否接受。于是再三给他们打预防针，“不一定能退掉，做最坏的打算”。待哥哥将小票和首饰寄过来之后，看着已经不能复原的包装，硬着头皮的我带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势去了那家知名珠宝店铺。却不料想，还未等我施展在法学院学到的论辩技巧开始argue，店方体贴周到、耐心细致、不卑不亢的服务与态度已将我“攻陷”——负责售后的店员首先仔细检查了首饰的完好程度、确认货品没有发生生会影响再次销售的损坏或损耗，其次验查我所提供凭证的真伪并标注出购货日期、经手人，然后让我登记，并承诺将在两周内将货品全款退入哥哥的银行卡上。整个过程不到30分钟，店员态度爽快到令一向崇尚“落袋为安”的我走出店铺依旧将信将疑：我是否已退货成功？将首饰已经交回店铺的我又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无法向哥哥交代？欣慰的是，7天后，等来安心的消息，购物款项已全额退回信用卡。

那次退货至今仍记忆犹新，不是因为所退货物有多特别、所退款项有多大，仅是因为以小见大，自那次之后自己对港人的诚信观有了深深体会。首先，且不论香港的此项退货政策对于商家而言，是对诚信的外在要求还是内在保证，店家在交易中对诚信原则的坚持与对顾客的信任已令人触动。哪怕外包装已无法复原、哪怕货物已售出几个月、哪怕顾客退货要求并不涉物品本身质量，亦无涉店铺过错，只要顾客不再钟意，表达退货意愿，商家都自愿自觉履行诚信承诺。他们不会因顾客是否为香港本地人而有任何区别对待；他们不会因退款过程麻烦而有意阻挠或刁难；他们更不会因为所肩负的可能的退货风险而在售后服务上对顾客有所怠慢。更加可贵的是，他们对诚信精神的贯穿始终，不会为诚信的践行计次数，不会用标准去量化自己的付出，不会因为已履行“六个月百分百退货”的退货承诺就不会履行两周内将款项退回银行卡内的退款承诺。

我不停的思考，为何我国其他地区的商家、个人，乃至地方政府会经历诚信危机？与港人的诚信观相比较，是否其他地区所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诚信危机”与地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言，我国的社会是熟人社会，是关系社会。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部分地区的诚信观是受限的？它建立于有前提的基础之上；它只对家人、熟人、有利益关系的人适用；它在辨别适用对象时加入了对伦理及身份关系的考量。而受到西方文化浸染的香港地区呢？诚信观是具有普适性的、不受熟人社会理论限制的：它建立于合同的基础之上；它对受到市场经济调控的一切事物适用；它相信但凡利益主体都能在平等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坚持诚实信用原则。

梅因爵士在《古代法》中曾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诚信观的进化又何尝不是？若是能逐渐淡化在践行诚信观时对身份关系的考量，更多的将对方作为平等的社会主体来对待，我想解决诚信危机，只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