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汇】他们的城 博物馆人

博物馆——历史和人文的见证者，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真正的公共财富。在中国，一群博物馆人，为了他们小小的一座『城』，一路探索并前进着。在努力捍卫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他们也思索着博物馆在经营与发展上获得良性循环的各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平均每35万人，就能拥有一座博物馆。

1996年，马未都建立的观复博物馆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座民办博物馆。2005年，樊建川在四川的安仁小镇创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至今，这两家博物馆依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成功的民办博物馆。

十余年间，国内民办博物馆的热潮逐渐升温。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12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显示，2012年中国的备案博物馆已达到3866家，其中国有博物馆3219家，民办博物馆647家。对比2011年全国博物馆总数增长了277家，而光是民办博物馆的数量，就增长了112家。

博物馆，历史和人文的见证者，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真正的公共财富。但在中国，民办博物馆之路远不如大众想象中走得那样顺遂。时至今日，绝大部分博物馆馆主依然只能依靠自己并不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努力维持整个博物馆的生存。

资金的断裂、运营的困难、政策的空白中国民办博物馆的生存法则在时间的磨砺中一次次受到挑战。究竟有没有一套成功的模式可以作为典范供中国博物馆借鉴学习？什么样的运营机制才能保证民办博物馆在捍卫公共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在经营与发展上获得良性的循环？而这群博物馆人又将如何在挑战中守护他们的城堡？ 

2013年10月，“2013安仁·博物馆论坛”在成都小镇安仁举行，中国的博物馆人汇聚一堂，就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博物馆与文化旅游发展、博物馆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博物馆的现代化传播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在这样的头脑风暴中，人们也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博物馆人的生存现状。

做有价值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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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建一个规模更大的博物馆，周庆明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里面投钱。他卖了汽车，卖了土地，卖了厂房……他说，“要想把民营博物馆做好，并且不受到别人的非议，首先自己就必须要有做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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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明 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徐州圣旨博物馆馆长。

周庆明请来了建筑大师刘家琨给自己的圣旨博物馆新馆做设计。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再掏出一大笔钱。但既然下决心要做，周庆明就要做一座最有价值的博物馆。

投入的资金就像滚雪球，一发不可收。4500万，这是周庆明最初预计的建馆资金。而真正开始建馆后，他才发现这笔钱“差了一大截”。不谈收藏时付出的钱，光是建馆就至少得花费8000万以上，“比我之前的设想要翻了一倍”，周庆明尴尬笑笑。

事到如今，周庆明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省钱。他咨询了专业人士，将场馆中展柜设计的自动升降的功能变成手动，恒温恒湿的自动功能也被简化……但钱还是不够。“文物法有规定，文物无法作为抵押物去贷款，况且场馆还没建好，银行也不可能贷款给你。”在建馆时，政府给了很大一部分便利，而朋友该找的也都找了，周庆明不好意思再问他们借钱。“到了这一步，我们只能继续办下去，并力所能及地把它做好。”

于是，他卖掉了自己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厂房。实际上，要是晚三个月，这个厂房最起码能多卖三四百万。但周庆明实在是等不及了。为了建馆，他卖掉的何止是厂房，还有他的土地，他的汽车……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坚不可摧的决心。

《水浒传》中有一首歌谣：“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而今的九里山下，没有了楚汉相争的战场，人们却在周庆明打造的现代场馆里邂逅了古老文化留下的痕迹。和最初的老馆相比，2012年建成的新馆功能设施更加完备，设计与规划也更加超前。从500平方米的小馆，到今天建筑面积8500平方米的新馆，周庆明整整坚持了13年。

“中国，一个泱泱大国，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应该得到国人的传承和保护。中国人了解外国，都是通过高科技。但外国人了解中国，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文物是他们碰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最好媒介。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但国人每天都浸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看得多了就容易不以为然。实际上，国人应该为中国每一件文物感到骄傲。毛泽东送外国友人的礼物是什么？一块长城的砖，一张怀素自叙帖。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种骄傲感，尊重我们的传统，传承我们的文化”，周庆明说。

周庆明喜欢书画，而圣旨的收藏则是一个意外。年轻时，周庆明时常流连于旧书摊寻觅各类字帖，久而久之，摆摊的老先生成了他的忘年之交。一次，周庆明在老先生的摊上发现了一道同治年间的诰封圣旨，“圣旨上的内容没有断句，自己简直读不成句，只是单纯觉得书法写得好，装裱也很好”。

当时的周庆明并不懂得圣旨的价值，便将圣旨拿去给书法老师看。无论是圣旨上的书法，还是背后的文化价值，都得到了老师的大加褒奖。在老师的指点下，周庆明开了窍，研究之下，他更发现圣旨背后不仅仅有因朝代不同而导致的书法不同精妙之处，更有其历史、社会背景的反映。“很难有一件物品，像圣旨一般，同时具备如此多的收藏价值”。于是，周庆明对圣旨的兴趣与日俱增，更立志以此作为自己的收藏方向之一。

在这以后的四十年里，周庆明便和圣旨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收藏保存的圣旨真品已有两百多道。“喜欢的东西，买不到就痛心疾首，买到了就忘乎所以。一开始当然是被这种收藏的乐趣冲昏了头脑，但静下来，还是会想到有朝一日必须要办馆，而办馆，又必将会面临种种困难……”

支撑着周庆明坚持13年的，除了他的信念，还有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的工艺品实业。“企业是一颗定心丸，是一个链条，无论如何，我都能用企业的盈利去支持我的爱好，往我的博物馆里输血”。但即便有了企业的支撑，周庆明的烦恼也并未停止，“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才知道，如果想把博物馆做大，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一个小小的企业盈利所能达到的”。

幸运的是，周庆明找到了一条新路子，而这一步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徐州圣旨博物馆的未来——博物馆的选址位于九里山两汉文化旅游区内，与西汉楚襄王刘注墓相毗邻。“楚襄王墓有丰富的历史价值，风景好，名气也很大。但是单一的景点，很孤立，孤掌难鸣。当我们的博物馆做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群体效应，并使景区更加规模化，带动了更多的人气。由于景区的有效整合，在2013年11月通过了国家旅游局的验收，从3A级景区提升为4A级景区”。

除此之外，周庆明还在博物馆中规划出一块展区，建成点石园。在这个结合了江南园林的楼台亭榭、小桥流水以及北方园林的堆山叠石、楚汉雄风的园林里，有2000余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石雕、木雕、砖雕等文物及碑碣。在参观游览之余，也给观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去处。

如今，楚襄王墓、圣旨博物馆、点石园三个景点实施了联票制，“民营博物馆和国有景区进行有机结合后，来参观的民众越来越多，也就带来了可以通过门票来创造经济效益的机会”。与此同时，圣旨博物馆也设立了卖品部，通过一系列自主研发设计包装的旅游产品的出售，实现了部分盈利。

经过不懈努力，圣旨博物馆逐渐走上了稳步发展的正轨。但周庆明认为，这仅仅是博物馆维持生存的阶段，“如果想要在博物馆上实现赚钱的目的，你就千万别踏足做博物馆。”说这话时，周庆明一改之前的和蔼，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我告诉你，不可能“。

给宝贝们造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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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备博物馆，周庆明卖掉了自己的厂房和车子，留下一家企业用以支撑博物馆的发展。但刘新岗的做法更加决绝——为了能有充足的资金全身心投入到博物馆的事业当中，他将手中拥有的三家企业全部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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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岗 书画收藏鉴赏家，曾获得『2012收藏年度人物』称号，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收藏委员会副主任，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长。

将自己的三家企业全部抛售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成了刘新岗的全部。刘新岗年轻时学的是石油钻井专业，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受过什么艺术熏陶。但和周庆明一样，他从小对翰墨丹青就有一种莫名的喜爱。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一份国企秘书的工作，时常和文艺界的书法家、画家打交道。耳濡目染之下，他对书画的兴趣越发浓厚。

收藏书画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书画作品最能体现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人文、社会、艺术都在其中。最早单纯是喜好，然后是执着，最后转变成对文化的敬畏。”二十年来的收藏经验，让刘新岗冥冥之中有了一种责任，“这些作品历经战乱、社会动荡，历经千百年的洗礼，留下来的都是凤毛麟角，我能将它们收藏起来，是缘分，更是责任。”至今，刘新岗收藏有41件宋元作品，186件明代绘画作品，1200件清代绘画作品，200多件明清书法，有2000多件近现代作品以及2000多件当代作品。

“收藏的最大乐趣并不是拥有，而是通过对实物研究获得更大的乐趣”，十几年来，他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耐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美术史及不同时代、不同画家的绘画风格、技艺、特征的深入研究，加之多年的实践历练，发现并撰文缜密论证了五代末北宋初黄筌的《雪江双鹦五卯图》、北宋易元吉的《子母猴图》、陈皋的《蕃骑弄箫图》、南宋牧溪的《猿》、陈容的《云龙图》、被画史遗忘的画僧寿峰的《卧虎图》和明代唐伯虎的《仿李唐山水》及吴伟的《寒江雪钓图》等填补画史空白的重要作品，引起业界权威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与认可。

尤其是发表于台湾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月刊2011第8期的论文——《明末清初画家牛石慧真实身份的考证》，通过对八大山人与牛石慧的绘画作品的立意、构图、技法以及印鉴印文与篆法等多方面的分析对比，结合八大山人身世的考证和对牛石庵遗址的考察，加之缜密的推理和论证，得出了牛石慧与八大山人实为一人的结论，推翻了流传近百年来的“兄弟说”、“亦僧亦道说”和“法门兄弟说”，引起了学术界和收藏界的高度关注。刘新岗先后出版了三部专著，并于国内外各大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刘新岗的藏品几乎都是拍卖得来，而买藏品的钱，都来自于他在企业上的盈利。下海打拼十多年，他拥有了三家经营钢结构的企业，每年能有一两千万的盈利。但一到拍卖会，刘新岗便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血汗钱换成了一件件藏品。“拍卖会上，一槌下去就是几百万的交易，企业运作一年都未必能赚几百万”。为了切切实实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办了件在别人看来难以理解的事——将三家企业全部卖掉。“干企业是手段，搞收藏才是目的”，刘新岗笑着说。

很多民办博物馆馆主选择了“以藏养藏”，也就是通过出售一些私人藏品，换取更多的资金，用以投入博物馆的收藏积累之中。但刘新岗不愿意，“买藏品的时候奋不顾身，卖藏品的时候简直像是卖孩子，根本舍不得。”有了博物馆，刘新岗不再像以前一样在藏品上“奋不顾身”地花钱。“以前是单纯的藏家，看到喜欢的东西就非拿下来不可。但博物馆建成之后，我有了更大的责任，对金钱、收藏的态度就很慎重了。非收不可的宝贝，当然还是义不容辞、毫不含糊，但是能不收的藏品，就狠下心来，不收。”

有了藏品，还得有靠谱的团队。博物馆开馆之前，刘新岗亲自筹备了一轮招聘。面试时，他向每个前来应聘的人都提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博物馆是不获利的吗？”刘新岗深知，博物馆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员工不可能从中获得很好的工资和福利，所以他特别注重团队建设。最后，刘新岗甄选出不到三十个工作人员，其中保安就占了十个。由于工作量大，剩下的十几个人都得身兼数职。“工资不高，日子清淡，但是身边都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也很有乐趣。”每逢办展，刘新岗看着大家抢着加班的样子，都倍觉安慰。

2012年11月26日，在长时间的筹备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终于对外开馆。“过去的收藏家都喜欢把宝贝秘而不宣地藏起来，实际上，这恰恰把它的价值贬低了。”研究、保护、传承、弘扬——这四个词不断出现在刘新岗的讲述中。这是他建博物馆的动机。“建馆总是比不建馆要好啊。给这些宝贝们找一个安定的场所，让它们安居于此，被保护起来。在我的有生之年对它们进行研究，寄希望于后人接力，将其传承下去。这是我作为一个收藏家的社会责任。”

如今，博物馆成了刘新岗的第二个家。平日稍有闲暇，他就在展馆里走走转转，和游客聊聊天，谈谈艺。来博物馆参观的，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天真无瑕的孩子。为了让大众离先贤名家之作更近一些，一年间，刘新岗策划了十二次专题展览，而且全是免费展出。“衡水是个小城市，过去人们很难有机会看到珍贵的藏品。”每当看到游客脸上露出欣喜和满足的表情，刘新岗就打从心底感到高兴。

一年过去，刘新岗说自己还处于“心气正盛”的时候。然而，他最怕别人提的问题依旧是“以后怎么维持博物馆的生存”。刘新岗琢磨着，自己曾经是一个商人，不可能连点赚钱的办法都想不到。于是他开始尝试摸索看哪一种路子最适合博物馆的经营。第一步，他打算将馆藏的一些名作，复制下来作为礼品销售，开发一些工艺品；第二步，则是通过开办一些相关的讲座、培训，实现一点盈利。刘新岗还想着，看看社会上有没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企业家，能通过冠名赞助的方式给予一些资金上面的支持。

虽然有了满腹大计，但博物馆的维持现在靠的还是卖企业剩下的那点余钱。“钱总有花完的一天，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馆建成了，开放了，接下来就该考虑未来的发展了。“我觉得，馆都办起来了，总能想出一些出路的吧。”刘新岗说。

不靠岸的渔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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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企业家和收藏家双重身份的黄彬荣，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眼光，他意识到这个外观精美、内藏玄机的香粉盒，极可能为其一手创建的开元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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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彬荣 湖南开元联合企业董事长，长沙开元博物馆理事长、馆长。

黄彬荣终于接到了来自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的电话。

前段时间，黄彬荣拿出一个以前收来的唐代鎏金鸳鸯纹银粉盒用以鉴赏。粉盒是古时贵妇用来存放脂粉的，而这只银粉盒造型美观，花纹清晰，精致华贵，极有可能是唐代宫廷之物。当黄彬荣打开银盒，惊喜地发现盒中的香粉不但完好无损，且依然散发着阵阵幽香。是何种奇珍历经千年而馨香不散？收藏家的探究意识促使他去弄清楚这其中的奥秘，经过慎重选择，他将银盒带香粉一同送到在业内具有权威地位的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去检验。

检测的结果第一时间通过电话告知了黄彬荣——虽然历经1300多年的时光洗礼，香粉的物质结构完好无损，香气依然，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与高超技艺，创造了世界香粉工艺的奇迹。

黄彬荣从这个香粉盒中看到了商机。他一直在探索着开元博物馆的发展之路。作为一家民办博物馆，在致力于文物收藏与保护的同时，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产业化的运作，而文物的价值，也不仅仅局限与鉴赏与收藏。这个香粉盒，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商业契机。“现在古方脂粉的成分已经检测出来了，可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开启古代宫廷脂粉宝库的钥匙。如果有具备足够实力与发展眼光的相关企业机构与我们共同开发这一宝库，打造宫廷御用脂粉品牌，极有可能产生轰动效应，并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如果这个想法能够付诸实际，香粉的销售能实现一部分的盈利，而这些盈利，在一定程度上又能转化成开元博物馆的造血机能，为博物馆的发展壮大提供经济支持。

同样等待研究开发的，还有黄彬荣收藏的三千余册明代到民国年间的中医秘笈手写本。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先民在与疾病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抗争中，积累总结出中医药学相关理论，它不仅可以为现代医学提供借鉴，补其不足，在养生、种植等学科领域也有着独特的价值。黄彬荣收集的这些中医秘笈手写本，大多都是传世孤本。如果能够从中发掘出若干秘方，为现代医学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提供突破口的话，则其市场经济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黄彬荣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开元博物馆。湖南长沙的闹市当中有一栋陈旧的老房子。推开吱呀作响的古朴木门，便能来到这个面积不到3000平方米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千余方从东汉时期到近代的匾额，近万件从春秋战国至民国时期的银器，三千余册自明代到民国年间中医秘笈手写本，还有许多名贵木材古典家具、近代史文物、科举考试文物、古沉香、奇石等藏品。

这些宝贝的主人是黄彬荣。黄彬荣下过农村，当过知青。返城后招工进入市里的工艺美术厂，凭着对美术与生俱来的悟性，几年之内，他便从工人、技师、业务员升至厂长之职。1991年，黄彬荣下海，涉足房地产业，如今，他已经是湖南开元联合企业的董事长。早年身在工艺美术厂任职的生涯，让他有了与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接触的丰富经历，渐渐地，黄彬荣迷上了艺术品收藏。

他的收藏道路可以追溯至知青下乡时期。当时，农村的文物保护意识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政治运动冲击之下，许多文物更遭到肆意践踏与破坏。当看到一块块书法精湛、雕工精美、寓意深长的匾额被糟蹋、毁坏时，年轻的黄彬荣痛心不已，暗下决心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而在其下海经商、渐渐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之后，黄彬荣终于可以践行自己早年的愿望。为了探访、拯救那些流落民间的匾额，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历经艰辛，“农村的房子一有破损，村民们摸到板子就拿来废物利用，填这补那。所以我收到的匾，有厕所门、猪棚门，还有牛栏门……”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许多珍贵的精品匾额被黄彬荣抢救回来，形成了今天匾额收藏“华夏名匾第一馆”的宏大气候。

三十年的收藏让黄彬荣的宝贝有了一定的规模。2009年10月，黄彬荣带着自己的三万余件藏品，在长沙市营盘东路一栋古朴的房子里创办了开元珍藏馆。一年后，经湖南省文物局批准，开元珍藏馆正式更名为湖南省开元博物馆。

从珍藏馆到博物馆，开元历经多次搬迁，藏品的数量越来越多。而目前博物馆的场地面积与展出条件有限，难以满足陈列展出的需求。为了让博物馆更好地发展下去，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黄彬荣准备再次搬迁。他考察了香港台湾等地的博物馆，最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物色了一块高铁站旁边的土地。“这样来馆的人流量首先能得到保证。”如今，新馆的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黄彬荣用“渔民族”来形容中国的民办博物馆。“住在船上，不靠岸，没人管，很艰难。”国外的民办博物馆有基金，有赞助，有政策上的支持，还可以抵税，但这些有力条件，国内目前相对而言要少很多。“以前开个全国博物馆培训班，来五十多个博物馆馆长。现在开个会，老面孔只剩下了五六个，以前的那帮人都做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民办博物馆有多难。”

在别人看来，黄彬荣的商业已经做得很大，但他也要面临民办博物馆的窘境。“国有博物馆有资源，海关没收的文物，出土的文物，捐赠的文物，都归他们。但我们民办博物馆呢，只能靠自己在民间收，然后积累，填补国家没有的这一部分的空白。”虽然困难，黄彬荣依然认为，自己是在做文化传承的大好事。“但是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寡言的黄彬荣皱了皱眉头，深思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不管怎样，我还挺得住，也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

资格收荒匠的时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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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贵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设计简单，中间一行红字倒是异常醒目：“老祖宗留下的 现代人抛弃的 我都要”。在名片上，老曹给自己封的头衔是“资格收荒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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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贵民 电影收藏家，安仁电影博物馆馆长。 

曹贵民的老电影博物馆位于安仁镇树人街44号的刘元公馆里。时值秋日，院子里的桂花早已凋零，柚子树上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穿过这个院落，是位于博物馆一角的电影放映厅，银幕上的光影穿过厚重的红幕帘，在门外的水泥地板上闪动，陈旧放映机的声音兀自响着，细细倾听，还能分辨出参差几声属于红色年代的合唱。

曹贵民从放映厅走了出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在他的老电影博物馆里，一共有221600件藏品，其中包括5000多部胶片、20000多张海报、1300多本电影连环画、3400多本电影剧本，以及460多套电影设备，电影门票、说明书、观摩券之类的相关衍生品更是不计其数。

除了电影，老曹还收藏许多怪玩意，算不上值钱，却都是些打上旧时光烙印的物件——农耕用具、铁皮玩具、各种各样的收音机，他还收老地图、老电视、老唱片、老挂历……一有闲暇，老曹便会一头扎进仓库，和自己的藏品待上一整天。

老曹是个怀旧的人。而最早开始收藏，也是源于自己的怀旧情愫。为了找回童年时看过的电影《黑山阻击战》，老曹历经周折，好不容易在电影公司找到了这部电影的胶片。而后，老曹又从各处采购来放映机、银幕、音箱、连接线……甚至还去学习了胶片电影放映的老技术。最后，他叫来了自己的一众亲朋好友同事，在单位的食堂里偷偷“内部观摩”了这部当年还没解禁的影片。

得知老曹能找到市面上无法看到的老电影后，越来越多的人请他帮着找一找自己曾经看过的老电影。“他们给我钱，让我去找片子。放映完，钱归我，片子也归我。”老曹一琢磨，这事儿挺划得来，于是便开始了寻觅老电影的脚步。

如今，收藏成为了老曹毕生的事业。比起当初不自觉的收藏，老曹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那些请老曹帮忙寻找影片的人，也让他在收藏中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曾经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文革”时被下放到湖北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干的是喂猪的活儿。当年还特地拍了电影，用以宣传大学教授劳动改造后变得思想进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没能通过审查，放映也就不了了之。许多年过去，已经移民的老教授通过各种渠道，从老曹的手上找到了这一部名叫《鄱阳湖畔炼红心》的旧电影。老教授用整整一版的华人日报刊登了给老曹的感谢信，谢谢他帮自己圆了多年未竟的梦。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无数回。一部又一部的老电影，帮许多人找回了自己青春时的梦，而老曹也在这样的故事中，收获了喜悦的笑容和感动的眼泪。在军工行业干了大半辈子，为了全身心投入到收藏中，老曹辞去了这份稳定的工作。“想去收件东西，又是出差又是开会，郁闷得不行，索性辞了。”辞职之后，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也没有了赖以生存的职业。为了收藏，老曹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妻子无法理解，便和他离了婚。最潦倒的时候，他在机场附近租下一套房子，每一个房间都堆满了藏品，而他自己唯一的家具，是一张行军床。

一开始，老曹本想凭自己的力量打造一个博物馆。但每当钱攒够了，老曹又总是会被好的片子、好的机器、好的电影等藏品所吸引。就这样，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最终全部都换成了藏品，“没钱再建博物馆了，博物馆梦就只能破灭”。嘴上是这么说，老曹内心的希望却从没有熄灭过，他一直在等待着愿意投身于文化事业的有识之士，和他一起联手把博物馆做起来。“其他博物馆以展览陈列为主要功能，电影博物馆不一样，它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而且能和人们产生互动，还能利用很多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去赚钱养活自己。人们走进来，不仅仅可以参观，还可以看电影，甚至拍电影……”

多年来，也有很多企业就建博物馆的事找过老曹，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接触以后，发现很多人都是出于纯粹的商业目的。地产公司想要借助博物馆来炒热楼盘，拉高地价；影视文化公司想拿博物馆作为企业名片证明自己的实力，好去融资；甚至也有地方政府，不是真心想要做文化产业，而是希望给自己贴政绩……”老曹内心的期待，是“等一个真正能够理解我、尊重我，理解藏品、尊重藏品，同时能让藏品有个舒适的家，并让它们得以传至万世的，不论是单位，企业，还是个人”。

就在老曹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企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到安仁镇建设老电影博物馆。很快，成都文旅集团拿出了文博专项资金，电影博物馆正式启动。那些见证着时间流逝的藏品在这个民国风格的小镇上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家，老曹很感激，也笑说自己并不满足。“博物馆如今的状态是很尴尬的。就出资渠道而言，它并不属于民营，但就经营模式而言，它又不属于国有。”

与此同时，他也不由得担心起博物馆的未来。“收藏是永不停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迅速发展，会出现4D电影，仿真人电影，或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其他形式的电影。而新电影也终究会变成老电影。所以，老电影博物馆永远存在，老电影藏品永不枯竭。什么是传承？传承不仅仅是把现有的东西传下去就行了，还应该随着时间不断补充新的东西。让它产生一个永不断裂的链条，这个链条会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的一部分。”

“我有几十万件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的两个女儿志不在此，都不足以承担起传承这些东西的责任。”所以，老曹决定，在合适的时机，把所有藏品都捐献出来。“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社会，只要谁能帮我圆博物馆的梦，谁有能力继续将我的东西传承下去，我就把这些东西捐给谁。”

老曹心底还有一个未实现的梦想。有朝一日，他会把收藏的老电影、老地图、老电视、老唱片、老挂历等等烙上时光印记的各类藏品全都放到一起，合办成一个博物馆。连名字老曹都想好了，就叫“流金岁月博物馆”。在他的描绘中，博物馆的外形将是一个巨大的时光穿梭机，“就像科幻故事里头描述的那样”。走进博物馆，是陈旧的历史长廊，如同一条时光隧道般，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每个人都能在某一个时间轴、某一个橱窗中，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回忆。”

寻觅昔日盛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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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匹半途杀出的黑马，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成为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成功案例。王彬，这位博物馆人当中少有的女性，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同时还带来了国有博物馆专业而成熟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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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 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现任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

早些年，当中国民办博物馆人说起他们眼中最成功的博物馆，总会提到观复博物馆和建川博物馆聚落。马未都的专业背景和超高人气，使得观复博物馆在短短几年间成为可媲美国字号博物馆的中坚力量。而博物馆施行的理事会和基金会制度，也成为了许多民办博物馆的参考范本。

第二个成功的例子是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此举堪称前无古人，而这个占地500亩，拥有抗战、民俗、红色年代等系列内容的博物馆群建设规模之大、展览面积之广、收藏内容之丰，远非任何一个博物馆所能匹敌。说到樊建川，周庆明称赞其很有思想，刘新岗则认为他睿智、善于抓住机遇。有人曾感叹，要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那么快的做成一个成规模的博物馆群，这事除了樊建川，世间再无他人能做到。

近几年来，一个新型的民办博物馆如同一匹黑马，一跃进入成功博物馆的队伍。2006年，在西市原址上进行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开发的大唐西市公司，发掘出东北“十字街”遗址和大量珍贵历史遗存。为了使文化遗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大唐西市公司决定舍弃商业利益，投入巨资建设首座具有遗址保护展示功能的民办博物馆。

唐代长安城西市，又称金市，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实际起点。唐代的西市曾经百业兴旺，各国商品云集，繁华一时。以往，人们只能在李白的《少年行》中寻觅昔日的盛世辉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如今，在大唐西市博物馆，游客可以透过脚下的玻璃地板，近距离邂逅一千年前的车辙遗迹、砖砌水沟、房屋墙基……

时至今日，这个建于丝绸之路东方起点遗址上的民办博物馆，已成为全国民办博物馆里唯一的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改写了中国民办博物馆的历史，更是里程碑式的进步。”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骄傲地说。大唐西市博物馆今日的辉煌，不仅得益于创办人吕建中的支持，更离不开王彬和她的团队在办馆和管理运营过程中做出的各种努力。跟其他民办博物馆的馆长不同，王彬是博物馆人中少有的女性，同时，她也没有收藏家的身份。与马未都和樊建川不同的是，她不是馆主，而是一位有着专业博物馆研究和管理背景，视博物馆为生命的馆长。

王彬笑称自己从国有到民办的角色，用“夹缝中的人”来形容毫不夸张。担纲大唐西市博物馆筹建之前，王彬在大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任职七年有余。从国有博物馆“出走”，来到一家由企业主办的民办博物馆，虽然仍然是做博物馆事业，但一切却发生了改变……被理解、被认可，成为他们前进中不小的困难；同样，在民办企业发展格局中坚持民办博物馆专业规范，更是一项需要不懈努力，需要理解和认同的奋斗目标。

“刚来的时候，心理落差确实很大。”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全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而大唐西市博物馆当时只是一个主体建筑刚刚落成、一切都不具备的民办博物馆。各种不规范、不专业，以及不确定因素都让王彬感到困难和孤独。“不管是国有还是民办，其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同样应该保护；其职能都是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必须有专业支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文博工作的专业人员，有能力、也有信心担起这份具有挑战性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王彬抱着做事业的心态走进了民办博物馆。“大唐西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创办人吕建中的文化自觉和执着邀请，以及陕西省文物管理部门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支持，也是促使我最终下决心走出这一步的重要原因。”

上任之后，王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不小的挑战。无暇做过多的想象，琐碎的杂事便纷至沓来——第一个困难是人才的短缺，隔行如隔山的不被理解……虽然是一个馆长，但是她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一个馆长的责任。大到整个博物馆的建设运营、组建架构的设置、遗址保护、展览定位，小到洗手间的异味、空调出风口的噪音、展厅的温湿度，事无巨细，王彬都必须亲力亲为。

让王彬为难的不仅如此，“最初企业在建设博物馆时，对博物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性质理解不足，从企业角度考虑，希望博物馆可以营利。在博物馆展览的定位、展品的选择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冲突。”随着博物馆对外开放，得到文物管理部门和公众的普遍认可，企业了解并接受了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和社会属性。特别是博物馆创办人吕建中“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发展思路以及博物馆“社会公益性和文化产业性并举”的办馆理念的逐渐确定，使大唐西市博物馆坚持专业规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双轮驱动的路子，也为民办博物馆的经营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大唐西市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其他博物馆人理想中的成功模板，首先是建设复合型的民办博物馆团队、建立健全国有经验与民营特质相结合的管理制度，通过坚持举办与本馆性质和任务相符合的展览体系，并通过专业规范的藏品保护，个性化的教育活动，丰富多彩的临时展览，以及坚持各项博物馆专业规范，办出名符其实的博物馆，得到国内外观众的普遍赞誉、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的认可，以及政府的资金奖励；其次，博物馆通过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整合民间资源办展、提供有偿文化服务、创新展览模式，设置体验性展区，通过面塑坊、秦绣坊、书画行、陶艺铺、剪纸铺、珠宝店等十数种业态，为游客提供传统手工艺品展示，以及民间手工艺人的现场表演。通过展、演、销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提高了自我造血功能力，使博物馆逐步呈现了良性发展态势，实现了经营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举办春节文化庙会、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文化遗产节和彩绘丝路等活动，刺激文化旅游、会展经济的发展，用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反哺大唐西市博物馆的良性运营。

“从整个发展状况来看，民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除了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大家对博物馆办馆质量，包括如何建馆，建什么样的博物馆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王彬认为，民办博物馆做起来比国有博物馆难度更大。“观念、政策、人才、资源、资金的弱势，导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期望的目标。”因此，民办博物馆需要更多像王彬这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参与。王彬认为每个博物馆都是独特的，“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定位，规划好项目，在为社会提供既有个性又必须符合科学规范的文化服务的基础上，赢得公众的认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打造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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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华相信， 直指人心的，始终还是文化。因此，他不愿意用生意人的眼光，来规划打造安仁这个博物馆小镇。文化，才是他在这个项目上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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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华 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

2013年10月，“2013安仁·博物馆论坛”在成都安仁古镇举行。这个论坛汇聚了中国的博物馆人，而关于中国博物馆发展现状的讨论也成为了论坛关注的焦点之一。论坛的主办方，就有曾向曹贵民伸出橄榄枝、邀请他来到安仁建馆的成都文旅集团。

这家拥有政府背景的国企，是宽窄巷子、西岭雪山、平乐古镇、五凤古镇的打造者。近几年，这家企业把重心放在了成都大邑县的安仁古镇上。由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渊源，安仁，这个始建于唐朝的千年古镇，如今以“中国博物馆小镇”的全新形象重新进入大众的眼帘。

安仁，被誉为川西平原上的一颗灿烂明珠。而成都文旅集团则从千年的古镇历史中摘取了民国的百年，并以此为项目主题，提炼出“浓缩中国百年历史”的小镇特色。文旅集团董事长尹建华说，“这里有著名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也有在四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名噪一时的刘文辉和刘湘的公馆，还有‘三军九旅十八团’的封号……可以说，民国至今的百年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很多都与这个小镇有所关联。这样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保护。”

“旅游越来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游客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光，他们更希望去感受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的风俗民情、文化传统。我相信，直指人心的始终还是文化，只有文化才能真正触及人们内心深处。”安仁小镇最丰富的资源，恰恰来自其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刘氏庄园、民间最大的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聚落、27座保存完好的公馆……都成为了尹建华打响第一炮的“武器”。因此，在做安仁项目时，尹建华设立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打造中国博物馆小镇的概念，来实现对安仁镇的文化保护和建设。

“所以，做安仁，首先在文化价值上要做到位，要让文化会说话，要宣明文化主题，丰富文化的形态，而且要善于表达文化，让人走近文化，感受文化。”在尹建华的努力下，文旅集团在安仁镇上牵头引进了二十多家博物馆，除了曹贵民的老电影博物馆，还有许多以互动式体验为主的微博物馆、泛博物馆，甚至家庭博物馆。有趣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办馆形态——既非官办，又非民办。“虽然是国有企业出资，但我们办馆更多是通过民间和市场、社会各界的力量，去打造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博物馆。不像传统意义的博物馆，安仁的二十多家博物馆，不仅以收藏、研究、展示为目的，更多的是要体现社会各方面的参与性，丰富博物馆的形态和类型。”

为了使博物馆小镇的规划更加合理、成熟，尹建华考察了国内外多个城市。韩国的济州岛无疑是安仁的第一个模板。“济州岛就有三十多座博物馆，几乎都是民间办的。展示类的很少，大多都是参与体验类的泛博物馆，比如泰迪熊博物馆、巧克力博物馆、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绿茶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互动性强，是游客可以近距离去接触的，而且博物馆本身根据馆藏特色也开发了大量的纪念品、商品，供意犹未尽的游客参观后购买。”一方面，博物馆拥有一定的价值，能赢得游客们的喜爱，同时，博物馆还能通过纪念品的开发，实现自我的供血机能。这无疑是尹建华将其作为参考的最重要原因。

因此，安仁走的也将会是同样的模式。“我们定下了在安仁建造一百个博物馆的目标，因此会锁定更多元的类型和模式。”建川博物馆聚落、刘氏庄园是展示教育类，而体验参与类的家庭博物馆、泛博物馆，则是为了让博物馆的类型更加多元，同时拉近博物馆和游客之间的距离。“集团做好区域的规划，配套好基础设施，做民间博物馆的引进工作。甚至把馆都建好了，民间力量进来只需要去陈列。”尹建华说。

“博物馆是公益性质的，无法谋利的。文旅集团也不可能从博物馆本身收取利益，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文化价值，带动整个区域的开发。我们做的是做规划，搭平台，给政策，相当于是一种筑巢引凤的形式。”在尹建华的计划中，安仁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小镇，“不是最高端，规模最大的，而是以特色、以其影响力来取胜”。 （鸣谢|建川博物馆聚落 成都文旅集团）

[他们说]

“外国人了解中国，还是通过中国的文化、传统。 文物是他们碰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最好媒介。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但国人每天都浸淫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之中，看得多了就容易不以为然。实际上，国人应该为中国每一件文物感到骄傲。”

——周庆明

“建馆总比不建馆要好啊。给这些宝贝们找一个安定的场所，让它们安居于此，让它们被保护起来。在我的有生之年对它们进行研究，寄希望于后人接力，将其传承下去。这是我作为一个收藏家的社会责任。”

——刘新岗

“民营博物馆就是‘渔民族’，住在船上，不靠岸，没人管。以前开个全国博物馆培训班，来五十多个博物馆馆长，现在开个会，老面孔只剩下了五六个，以前的那帮人都做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民办博物馆有多难。”

——黄彬荣

“什么是传承？传承不仅仅是把现有的东西传下去就行了，还应该随着时间不断补充新的东西。让它产生一个永不断裂的链条，这个链条会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的一部分。”

——曹贵民

“民办博物馆应该是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除了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大家对博物馆办馆质量，包括如何建馆，建什么样的博物馆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