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曹诚渊 放松跳舞

不再上台跳舞之后，曹诚渊似乎对“现代舞”这三个字有了更深的了解。“现代舞是夹缝中的艺术，更是一股引领着整个社会往前走的锋锐力量。” 

那是曹诚渊第一次从香港坐夜船到广州。夜深了，他离开船舱走到甲板上，两岸被夜色笼罩，分辨不出一丝风景。他索性在甲板上就势躺下，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入睡。

江风一阵阵地吹来，把他从梦中冻醒。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突然被眼前的所见摄去了魂魄，星星从黑暗里倾泻而出，泼洒了整个夜空。“仿佛一床柔软的被子，披在了我的身上。”那个片刻，满满的幸福感拉着他坠入了无声的静寂。

三十多年后，当被问及第一次看现代舞的感觉，曹诚渊回忆起了那个如梦似幻的夜晚。“就是那样的，第一次看现代舞，就是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眼前景色的那个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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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 ▏少年时与现代舞的一次邂逅，让曹诚渊寻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自由世界。幸而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现代舞的种子得以在香港萌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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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诚渊对舞蹈的热爱并不是天生的。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对舞蹈最早的概念，不过是小时候被父母带着去谈生意时看见夜总会里的歌舞表演。读中学四年级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曹诚渊在街头看到一张舞团表演的海报。海报上的舞者摆出的架势，让人觉得新奇有趣，于是他索性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张票。

“哇！惊为天人！”——他这样形容那次演出给他带来的感官刺激。舞者在舞台上自由而肆意“使用”着他们的肢体，观众席里的曹诚渊虽然看不懂他们在台上做什么，却被深深吸引。“哎呀，我当时就有种冲动，希望我也能跟他们一起站在台上。”

那是第一次，曹诚渊亲眼目睹了现代舞的形状——自由，没有束缚，甚至不需要别人的理解……这就是曹诚渊梦寐以求的世界。此后，他跑遍了香港，却再也没有遇见像那台表演一样的现代舞，直到留学美国，主修商科之余，他选修了学校的现代舞学科，四年的专业学习下来，曹诚渊才发现，原来现代舞里蕴含着如此多的学问，“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的学业完成之后，曹诚渊回到香港，开始试图把在国外学习到的现代舞经验带入这个当时还一度被视作“文化沙漠”的城市里。让曹诚渊感到欣喜的是，当时的香港已经开始有了现代舞的萌芽，一群像曹诚渊一样的香港人，正在把现代舞一步步带进香港。

同样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的黎海宁，便是那拨人中的一个。由于同样的兴趣和经历，她与曹诚渊几乎一拍即合，成立了香港最早的工作坊，一方面向热爱舞蹈的人教授现代舞，另一方面也将志同道合的舞友们聚到了一起。曹诚渊和黎海宁都是幸运的。他们出生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家庭里，成长在经济高速发展、开放性包容性也愈来愈强的香港，国外的留学经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我们可以不用为了生存拼命赚钱，而有了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机会。”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跨过了一无所有的殖民地时期，香港也逐渐寻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新一代年轻人的羽翼逐渐丰满，许多文化产业开始在香港兴起。新浪潮电影便是当时势头最猛的一个，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投身电影圈，和曹诚渊年纪相仿的徐克、许鞍华、严浩等人带着个人色彩鲜明的电影作品，打开了香港影坛崭新的一页。

那是属于香港文艺圈的黄金时代。曹诚渊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一个新的社会面貌也在随之形成。这种充满未知的挑战给了曹诚渊更加无畏，也更加强大的使命感。“前一辈人将自己视作香港的过客。但我们这一辈不一样，我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对我们来说，香港是一个家。”曹诚渊决心要组建现代舞团，为香港做些事情，“做艺术、做舞蹈，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我生活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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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在一片荒芜的中国土地上做现代舞，各种困难相继袭来。曹诚渊把全副身心都放到了舞团里，一次次地对抗，一步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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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在曹诚渊家顶楼的天台上，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成立；2004年，他接下正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广东现代舞团；一年后，他在北京创办了雷动天下现代舞团。

一开始，曹诚渊同时担任着舞者和管理者的角色——除了日常的训练和表演，他要处理许多行政工作，同时还得给新来的舞者授课。这样忙碌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985年。一次舞蹈排练中，曹诚渊在半空中跃起，却突然眼前一黑，狠狠摔在地上，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他右脚脚掌的三根骨头骨折了。这次受伤来得毫无预警，随之而来的是脚掌上的两根钢针。至今，这个疤痕还清晰地留在他的脚上。

曹诚渊用一百天的休养期做了一个决定——不再跳舞，全身心投入到舞团的管理中去。“舞，没有了我还有其他人跳，但是团没了我，就没人管了。”虽然对舞台还有留恋，但曹诚渊还是接受了这个命运给他的转型。

大学读商科给他建团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由于推崇肢体的释放和意识的自由，现代舞在当时的中国被打上了“西方舶来品”的标签——“当时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人们对于现代舞错误的理解。他们觉得现代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鼓吹的是个人主义”，为了替现代舞发声，曹诚渊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撰写文章，针对这些反对的声音进行辩解。

那段时间的疯狂纸上“对抗”，也让曹诚渊得到了更多舞者身份之外的收获。面对各方的质疑，曹诚渊开始思考现代舞的意义所在，“我开始从深度上去了解、去挖掘现代舞本身的那种重量，我知道这不是一个轻飘飘的东西，它确实是有根源的”。

当现代人的观念逐渐在一点点改变，另一个现实又席卷了舞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开始彻底起飞，“市场化”像一颗投在人群里的无形炸弹，整个社会被这个词或“牵引”，或“挟持”。曹诚渊的舞团也不例外——周遭的同龄人相继下海，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年轻的舞者却只能靠每月领到的微薄工资生活。物质社会的种种诱惑、生活的巨大压力，让他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要留在舞团继续过清贫的生活，还是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去干一些挣钱的行当？

人心浮动下，曹诚渊的态度是“不强求”——“赶快走，不要浪费时间”，这是那段时期曹诚渊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想着炒股，功练得不好；忙着练功，股票也炒不好。硬留在舞团，何必呢！”曹诚渊乐观地想，这也许就是一个老天替他过滤筛选的过程。“在那个浮躁的时期，坐不住的人都离开了，能留下来的人都是真正爱现代舞的人。”

如今，舞团走过了那个被市场化捆绑的年代，终于走到平稳的发展状态。除了演出，曹诚渊也会接一些和商业品牌的合作，收益用作舞者们工资之外的补贴；政府也提供了许多场地和政策上的便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舞团自负盈亏的压力。曹诚渊笑说自己现在的身份是“补漏工匠”，处理舞团的日常琐碎成了他每日工作的关键——对他而言，这已经相当难得。“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说自己身处的环境是完美的。正是因为没有所谓圆满的艺术家园地，所以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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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 ▏是否符合最佳的舞蹈身体条件标准，是否经过正规系统的舞蹈教育，在曹诚渊看来都不重要。他挑选舞者，开放而坦诚的心态是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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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邢亮出现在广东舞蹈学校排练厅的门口，抱着自己的行李和被褥。曹诚渊吓了一跳，但很快便认出了眼前这个年轻人。

1991年，曹诚渊应邀来到北京，给北京舞蹈学院中国青年舞团编排了一台名为《鸟之歌》的现代舞，当中有一段三分钟的独舞，需要一个身体条件和舞蹈技巧比较好的舞者，曹诚渊在舞团里一眼挑中了邢亮——这个十岁起就开始学习古典舞的年轻舞者，曾拿下1988年、1991年两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少年组和青年组的一等奖，是当时舞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后来，舞团去东欧巡演，也带上了《鸟之歌》，不跳其他段落，光演邢亮的独舞。邢亮日复一日地跳着，却丝毫没有厌倦，相反地，他在舞蹈中感受到另一方天地，爆炸性的肢体语言，给了他从未有过的豁然开朗。他清晰地嗅到了属于自由的气息，那是在他十二年的习舞经历中从来不曾有过的。

回国后，邢亮重新跳起古典舞，总觉得别扭、恐慌，再也找不回那种自由。于是，没来得及办退团手续，也忘了开什么证明，他立刻打包了行囊，跳上了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

他的冲动和执着，让曹诚渊既讶异又感动。事实上，像邢亮这样，来到曹诚渊这里“朝圣”现代舞的舞者还有很多。曾经有一个来自沈阳军区的舞者，原本只是到广东现代舞团学习一年，进修期满后她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回去，最后还是军区派来了军队，把她“抓”了回去，把曹诚渊吓得够呛。

还有舞团里年纪最大的乔杨，虽然如今已年过五十，却依然在台上跳着。1987年，现代舞教学正式被引进至中国，她是当时国内的第一批现代舞学员，也是曹诚渊在国内发展现代舞的第一批伙伴。

“上了台她和19岁的年轻人一起跳着双人舞，下了台舞者们都管她叫阿姨。”曹诚渊笑着说。很多人认为，舞者的黄金年龄到三十岁便结束了，但乔杨一直跳了二十多年，甚至在结婚生子后又回到舞台继续跳舞，“上了舞台，你根本感觉不到她的年龄”。除了乔杨，舞团里还有几个年过四十的舞者，“他们很安心在舞团里跳舞，而且跳得特别好”，在曹诚渊的眼里，他们这些“元老”，就是舞团里的定心丸，带领着一帮年轻的舞者迈入现代舞的世界。

曹诚渊的舞团里，不乏邢亮、乔杨这样学院派出身的好苗子，更多的是从地方招来的舞蹈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舞蹈教育，在学院派看来，他们的一招一式完全“不入流”，属于“歪瓜裂枣”的类型。但曹诚渊并不看重这些，开放而坦诚的心态是他挑选舞者的第一标准。“舞蹈技巧，只要有信念，靠后天拼命去练，肯定能练出来。但要是他们对舞蹈有一种既定的观念，这个心态就很难扭转了。”

舞蹈生想要考进曹诚渊的舞团，基本的考核过了，还必须到舞团里来上课。其实上的无非是普通的舞蹈课程，曹诚渊考核的是舞者面对训练的态度。“上课的时候，他们嘴上虽然不说，但你都能一眼看出来。有的人觉得自己的条件好，简单的动作都不稀罕做；还有的人一看动作太难，立刻躲到一边，不愿意尝试。”

一堂课下来，曹诚渊就能筛选出自己需要的人——那些认真努力，愿意尝试新事物的舞者，哪怕他们的身体条件并不突出。“这一方面，我的眼睛比较尖刻。”曹诚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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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面对市场的挑战，曹诚渊曾经做过很多尝试。和影星合作舞剧，担任选秀节目评审最后，他还是选择做真正纯粹的现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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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荫路大概是广州城艺术气息最为浓厚的地段之一，除了数十家大大小小的舞蹈用品专卖店，这里还云集了众多出版社、杂志社、剧场、琴行、舞蹈学校、演出公司。

广东现代舞团也在这条路上。要不是一楼的玻璃墙上贴着几张色彩鲜艳的演出海报，很容易会错过绿荫掩盖的办公楼。办公楼旁边便是舞团的小剧场，剧场门口有一个空旷的小院，等待演出开场时，观众们会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来看现代舞的观众大多都是同一群人，广州文艺界的人士，舞蹈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现代舞爱好者，一来二去的，大家都混成了熟脸孔。

曹诚渊的办公室在舞团的二楼。有演出的时候，他会从办公室下来，到旁边的小剧场观看演出。小剧场确实很小，只有120个座位，舞台设计简单，是典型的黑匣子剧场。平日里的票价也很便宜，只要80元，比起广州动辄上千的话剧票价，只能算个零头。每个月，小剧场都有现代舞表演，但能把观众席都坐满的演出其实并不多。

这让很多人担心起舞团的票房——实际上，曹诚渊最常被问及的问题便是: “现代舞有市场吗？”早在十多年前，曹诚渊就曾经做过一些尝试，希望能让更多人到剧场里来欣赏现代舞，带动市场票房。2000年，他在香港城市当代舞团排演了舞剧《三千宠爱》，请来当时贵为影后的袁咏仪作为演出嘉宾。演出非常成功，比平日多卖了两千张票，但曹诚渊发现，许多舞团的铁杆粉丝并没有出现在观众席上。一问才知道，他们觉得这场现代舞因为袁咏仪的出现散发出太浓的商业味，失去了现代舞艺术的纯粹。

原先的铁杆粉丝流失了，冲着明星来的观众也不愿意再为没有明星的现代舞买单。这次得不偿失的经验，让曹诚渊更加划清了商业化和现代舞之间的界限，“长远地看，商业化不会让现代舞的普及和推广变得简单，相反，娱乐化会毁掉那群真正热爱现代舞的观众的信念”。

近几年，越来越多从未走进过剧场的大众，开始在电视舞蹈选秀节目中认识到“现代舞”。曹诚渊也常被邀请担任选秀比赛的评审，推脱了很多次，实在推不过了，就作为特邀评审到电视台里录了一回节目。本来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想研究一下拥有上亿观众的娱乐性节目如何运作，没想却目睹了评委和选手、 评委和评委间的唇枪舌剑。曹诚渊把这段有趣的经历写到博客上，平时只有两三百阅读量的博客文章一夜之间暴涨到十万点击率，甚至还有广告找上门来，让曹诚渊跌破了眼镜。“所以，你看娱乐的、商业的、市场的威力多么强大。”

湖南台的拳头综艺《天天向上》也向曹诚渊的舞团发出过邀约，想借此向大众介绍现代舞。曹诚渊知道，舞团在电视上露个脸，也许就能换来更多的观众走进现代舞的小剧场，于是高兴地接受了邀约，但对方却提出了要求：准备几个时长三分钟、且要积极向上的现代舞。曹诚渊很头疼，现代舞更多的是表现意识的东西，舞者的一个呼吸、一个情绪、一个动作可能就要花掉一分钟的时间，三分钟之内的舞蹈，根本连现代舞的皮毛都还没碰着。况且现代舞反映的大都是舞者对社会现实、对生活状态的看法，自然会掺杂各种情绪，光要表现积极向上的一面，“这就不是现代舞了啊”。

“今天，现代舞似乎开始被很多人喜欢，但大众喜欢的，其实是娱乐性质的现代舞，是电视选秀节目上的一个符号。那和现代舞的本质是相悖的。”三番思虑下，曹诚渊拒绝了邀约。“真正的现代舞，需要你走进剧场里，安安静静坐下来，在全场灯都关掉的气氛下，慢慢去感受、去思考舞者在舞台上长达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表达”，在曹诚渊看来，这跟电视上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舞蹈是截然不同的，“电视是为大众服务的媒体，现代舞却是小众的，是走在夹缝里的艺术。可是往往就是这种夹缝中的艺术，才是引领着社会往前走的那股锋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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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 ▏个性随和的曹诚渊也有属于自己的偏执——穿格子衬衫，用老式手机，更新博客，不服老，还有一颗从来不曾改变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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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拍档、广东现代舞团的行政总监Karen，笑称自己的老拍档是“那个穿格子衬衫的人”——格子衬衫似乎是曹诚渊的符号，夏天是短袖格子衬衫，冬天换成长袖，日复一日，赶上出席正式场合，也不过是多套上一件黑色外套。

他的偏执还表现在自己的手机上。这么多年来，他用的还是最老款的手机，除了接电话和发短信，没有任何其他功能。他也在年轻人的鼓动下换过智能手机，没用几天，不小心按了一个键就把信息全都删了，最后只好用回自己的“老爷机”。

人们纷纷开始玩微博，玩微信。曹诚渊却还在写博客——他的博客已经写了足足七年，至今仍保持着三五天更新一次的频率。他喜欢写作，常常说要是有一天退休，不做现代舞了，就去写武侠小说，构造一个笔下的江湖。

他喜欢旅行，但苦于舞团事务的牵绊，总是无法抽出足够长的时间去享受一段不被打扰的旅程。后来他想通了，舞团每回到国外演出，他就跟着一块去，做一些沟通上的工作，闲暇时候就跑到街上逛逛，“也当做是旅行啦”。

他还喜欢运动，年轻时是狂热的足球爱好者。年纪大了，绿茵场上的高强度运动不再适合自己，他便一头栽进泳池，游个痛快。

有一回，团里的年轻人约曹诚渊去滑水，自认滑雪好手的曹诚渊满心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这种简单的运动难倒，便痛快地答应了。眼看着年轻人轻松地在浪头上翻腾、跳跃，曹诚渊下水试了好几次，好不容易站稳了，“游艇一加速，我就又趴下了，根本滑不到浪上去”，最后还拉伤了跟腱，只能坐在一旁看其他人玩。为此曹诚渊还有些懊恼，直到归还器材的时候，他才看到告示上有一行醒目的标注：“十二岁以下儿童、五十岁以上长者不宜参加。”

“哎呀，不服老不行啊。”明年，曹诚渊就满六十了。每周，曹诚渊还在舞团给舞者授课，课堂上，他就像个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但学生们可就不轻松了，一旦曹诚渊兴头起，手舞足蹈地示范起动作，他们便紧张得不得了，生怕他弄伤自己。曹诚渊笑着说，“所以现在只要是没事儿，我也就只能坐着看看书了”。

耳顺之年，在曹诚渊的理解中，算是走到了一种面对各种不顺和磨难，都看开了、不再介意的状态。看见舞者紧张地跳不好舞步，“放轻松点，只不过是跳舞而已”。听到节目部的人报告票房不好，“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是了”。

曹诚渊说，年轻时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极端心理，甚至于推广现代舞艺术的沉重使命感，在自己走到六十岁的时候，终于消失殆尽。“月圆月缺，潮涨潮落。你今天成功了，不一定代表着明天会更成功。我相信每个事物都有它的周期，着急也没有用。现代舞也一样。”

曹诚渊投身现代舞已经足足四十年。当年在街头盯着现代舞团海报心生好奇的少年，一转眼就成了如今这个年至六十的自己。曹诚渊突然觉得，自己似乎从未变过。“我现在坐在这里，好像跟那一天躺在地板上的自己没有两样。只不过一闭眼，再睁开，就突然到了今天。”

他说的“那一天”，属于1979年的初夏。曹诚渊找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在香港创办城市当代舞团。他在自己家顶楼的天台上加盖了一个顶棚，里头安上了把杆、铺上了木地板。随着这个最原始的排练厅的建成，舞团就算建起来了。

排练厅正式启用的那一天，曹诚渊和大家约好早上九点一起练功。但他八点就到了，是第一个到排练厅的人。他推开排练厅的门，见时间尚早，便在地板上躺了下来。他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看着这个空荡荡的房间，突然感觉一切都结束了。

至今他依然很难解释那种莫名其妙的终结感——是结束，也是重生。

“我圆满了，因为梦想完成了”，他把紧贴冰冷地面的脊背懈了下来，然后大松了一口气。“我终于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他想。

[对话曹诚渊]

我们为什么非得出一个皮娜·鲍什呢？

记者：对作家而言，是存在“理想的读者”的。对你而言，是否也存在着“理想的观众”？

曹诚渊：有，绝对有。而且他们已经出现了。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能一点点地看到，来看演出的那些人的进步。

1992年我到广州建团（广东现代舞团），每次演出前我都要和观众先打好招呼：“请大家不要说话，不要拍照，请管好你们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走来走去……”说了也没用，很多人还是坐在观众席里大声聊天。甚至有电视台的记者，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打开大光灯直接跳上舞台来拍摄。当时的感觉，唉，实在太恐怖了，现代舞的观众不应该是这样的。后来我想，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现代舞，所以观众到了剧场根本不知道要遵循哪些规矩，需要一个教育的过程。

现在来看现代舞的观众都很自觉、很安静，有时也会遇见掏出照相机拍照的，我们在旁边小声提醒，他们立刻就不好意思地收起来。这就是一种进步啊。

记者：你认为理想的观众是怎样的一群人？

曹诚渊：很难去界定。但肯定不仅仅是遵守剧场规矩而已。我们每年的舞蹈周，都会邀请很多外国的表演艺术家来演出，演出完还会安排一些演后谈。在国外，最后会留下来参加演后谈活动的观众，一般都只有二三十人，而且大多还都是艺术家的朋友。可是呢，我们这边动辄留下来三四百人，还有许多人会提问，问的还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那些国外艺术家非常震撼，完了还跟我说，你们中国的观众真不得了，很专业，你们到底是怎样培养这些观众的？

我记得有一个德国的舞蹈团到北京演出，演后交流时，突然有观众问及当中用的一段爵士音乐和现代舞之间的关系。台上的演员非常惊讶，因为那位观众准确说出了这首上世纪二十年代、并不流行的爵士音乐的曲名。一问才知道，这位观众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那些德国舞者非常激动，因为在德国根本不会有教授买张票到剧场里看现代舞——他们忙得不得了。当时我就觉得，在中国，现代舞拥有这样的观众，非常幸福。所以我觉得理想的观众随时在我们周围。

记者：很多人觉得目前中国的专业舞蹈院校虽然很多，但并不成熟。对此你是如何看的？

曹诚渊：用西方的舞蹈观念来看中国，当然怎么看都不对。我觉得，还是要和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看。就拿民间舞来说，中国有院校的专业科系在教授这个舞种，有一套系统的基础训练，目的是在舞台上表演。可是西方人觉得这个一点都不“民间”——因为它全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国外的民间舞是原生态的，属于民间大众的舞蹈，他们平时耕田种地，没事就在田地里跳上一段，这才是真正的民间舞。回头看现代舞，中国的现代舞团寥寥无几，掰指头就能算出来。而在国外，一个城市就有十几个现代舞团，一个国家甚至拥有几百个现代舞团，大大小小各有特色。你看这种反差。就说对舞蹈的概念，国内外就有很大差别，所以怎么能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舞蹈教育呢？

记者：中国的现代舞教育呢？

曹诚渊：今天中国的现代舞教育确实是有问题的。现代舞，我们鼓励的是发展自我，每个人去做他自己喜爱的东西，表达他自己的情绪和意见。但是传统的舞蹈教育方法呢，手型、动作、坐姿、笑脸，甚至于呼吸的节奏，都是有一个标准的。这很恐怖。把每个人都模式化，这样弄出来的现代舞，哪里还能算是现代舞呢？

但我们中国的现代舞教育方法有问题，并不表示我们整个舞蹈教育方法有问题。因为每个地方有他自己传承下来的东西。也没有必要盲目地跟随国外的教育方式，搞不好，未来中国那一套教育也有可能成为世界主流呢。我提倡的现代舞教育，是希望能够让舞者接触更广泛的领域，多看看不同类型的舞蹈风格，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记者：现代舞这种艺术形式，和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曹诚渊：舞蹈不像文字，很难直接描述这个时代。现代舞更甚，它不是具象的东西，不像话剧《雷雨》那样，说一个故事，然后就能把中国某一个时代简单呈现出来。

偌大一个中国，偌大一个时代，肯定有糟糕的一面、肮脏的一面、无奈的一面、悲剧的一面，也有很光鲜的一面，很喜乐的一面，这些无法通过一个现代舞来一一呈现。可是你通过演员肢体的摆动，呼吸的节奏，取材的角度，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最敏感的那部分人在关注什么，在感受什么——正因为他们不说故事，也就没有了虚伪的装饰，留下来的是真实的呈现。他不是演员，不需要用别人的身份，来表演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在现代舞里，他只需要做他自己就可以了。

你见过以色列的现代舞者吗，他们的舞蹈动作基本上都非常有力，虽然有些编导喜欢诗意的表达，有些编导喜欢幽默的表达，但你能够看见他们在肢体的运用上，拥有同样的发力方式，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以色列现在正在发生的战争，人们的紧绷和信仰。

同样地，中国的现代舞者每次出国演出，最多的西方评论都是说，中国的舞者身上有种敏锐的、灵巧的、多变的、轻盈的气息。我们自己感觉不到，但他们看到了，我们身上映射出了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最核心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有趣。

记者：中国现代舞缺的是什么？

曹诚渊：中国现在一点都不缺好的编导、好的舞者，缺的是一些好的舞蹈评论者。舞蹈家在编舞的时候，其实只有很模糊、很抽象的概念，他用自己敏锐的思维，直接地把这些东西变成他的肢体表达，可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缺乏语言表达的能力，他说不出来。我们需要好的舞蹈评论者，来为我们的舞蹈家梳理、发言。

为什么外国的现代舞在一百年来发展很快，是因为后来西方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梳理者。皮娜·鲍什很好，但她之所以能出来，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有很多人在试图理解并书写她在舞蹈中投射的观念。曾经有人和皮娜讨论她在舞蹈中表达的意义，皮娜听了觉得很有趣，因为她根本“没想过”。可见这种梳理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记者：所以中国也能出一个皮娜·鲍什？

曹诚渊：我觉得很多编导的东西都很值得去研究记录，像是香港的黎海宁，广州的刘琦，等等等等。我记得以前在香港，有些评论人很刻薄，仗着自己看了一些西方的现代舞作品，写文章发问，说“为什么香港就出不了一个皮娜·鲍什呢“。我看了非常生气，和他们打笔仗，说“当然，我们香港是出不了一个皮娜·鲍什，但他们德国也出不了一个黎海宁呐！”我们为什么非得出一个皮娜·鲍什呢？香港，乃至全中国都不是没有好的艺术家，而是没有好的评论去把这些好的作品更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评论文章，但我看到的更多是吹捧的文章， 把作品捧得跟神一样， 其实并不好。我们需要的是真正专业的梳理者，他们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之上，从评论的角度去梳理作品的脉络，分析它的原因、背后的动机，以及它对社会的影响等。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

记者：你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

曹诚渊：我的初心，大概就是在香港建城市当代舞团的那一刻。上班第一天，我来早了，就躺在排练厅的地板上，看着天花板，那时就觉得，啊，我已经做完了——就是我已经得到了我要的自由，完成了我的梦想。什么是我的梦想呢，就是希望自己能过上一种用我自己的身体，很自由地去说一些我自己的事儿的生活。

在那一刻，我觉得“哎呀，我达到了！”之后我遇到的困难，要面对的问题，就成为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后来的成功失败、喜怒哀乐，乃至于我过的每一天，也只是在那一个时刻的延续而已。

好像一个重生的概念——我以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营营役役地去做一些大众认为对的、好的事情，比如读书要拿高分，工作要挣大钱，用整个社会的一些既定标准来衡量自己。可是就在那一刻，我感觉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我就去做自己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情。我做到了人生中最关键的那一点，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要说初心，我想那一刻的感受，就是我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