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逼她们成为“老虎” “外地人”苏有朋眼中的北京大妈

大妈是一个中国现象。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但我想讲讲她们的故事。

责任编辑:朱晓佳 实习生 王逸凡 潘婷婷

 

苏有朋时常和王素平她们一起唱歌跳舞、学抖空竹。对于与普通人相处融洽这件事,苏有朋颇为得意:“我的团队低估了我的亲和力。”(剧组供图/图)

大妈是一个中国现象。甚至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叫dama。

起初我觉得她们很怪异,跳一些奇怪的舞,创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纪录,音乐也不合时宜,可她们自得其乐。

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但我想讲讲她们的故事。——苏有朋

在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苏有朋颁出去两个奖,却没拿到自己那个。

因为电影《左耳》,苏有朋获得最佳新导演奖提名。剧组有个微信群,开奖前大家纷纷打气,撺掇他:“得了奖赶紧发红包”。不过,“大家都在等着收钱,结果没收到钱”。

苏有朋对《左耳》有自己的判断:“其实没有那么糟,被水军刷低了一点,当然也没那么好。”他想把《左耳》拍出些深度,不只讲少女心,但是“它就长成这个德性,我尽力了”。

他很想看看贵州籍导演毕赣最终得奖的那部《路边野餐》,“听说有很厉害的长镜头”,但因为是部小众电影,至今这部片子还没能在大陆公映。

典礼过去近四个月,在此期间,苏有朋接拍了东野圭吾侦探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的中文电影,又完成了一部讲述普通北京大妈故事的纪录短片《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后者是由香港国际电影节邀约的“命题作文”:主题为“美好”,形式自由,片长20分钟,预算8万美元,拍摄时长三个月。这也是2016年度“大师微电影”中的一部,另外三部,分别由贾樟柯、关锦鹏与“贞子之父”中田秀夫执导。

苏有朋对“大妈”的兴趣由来已久。“对你们来讲,大妈很正常,但在外地,这是一个中国现象。甚至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叫dama。我是外地人,虽然在内地待得比较久,但看这件事的视角,肯定有一些不一样。”2016年3月16日,苏有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那前一天,他试了几个小时的西装,准备在3月20日好友吴奇隆与刘诗诗的婚礼上做伴郎。作为外地人,他最想用这部短片做的事情是“摘帽子”:“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让大家多一些了解。”

2016年3月23日,《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在香港电影节首映。

“我的团队低估了我的亲和力”

其实在拍《左耳》的时候,苏有朋就运用了“大妈”元素。影片里,一个小镇的市民广场上,篮球少年们好勇斗狠,一边的大妈们在快乐地跳广场舞。

那时,苏有朋对大妈只是“比较外围的了解”:“我觉得她们怪异,跳一些奇怪的舞,创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纪录。音乐有时好像不合时宜,可是自得其乐。”在他眼里,“不在乎别人眼光”是大妈们最与众不同之处。他猜想,跳舞也许是大妈的精神寄托。

苏有朋身边没有“大妈”,但他的妈妈也到了“大妈”的年纪。妈妈为了身体健康,参加了一个自行车队,经常沿着台湾的河堤步道骑行。“她们一次可以骑很长的距离。我妈妈现在变得很精瘦,体重很低。”苏有朋对南方周末记者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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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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