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左中右三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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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因素”对中国的影响苏方的态度与斯大林的双重标准
直到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八天会谈，通过两党面对面沟通，苏方明确表达了力促中共尽量快些成立新政府的态度；中共亦在此时明确,联合政府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为骨干，对民主党派，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那么，如何才能保障共产党的主导地位，避免东欧一度出现过的“资产阶级叛变”呢？那就是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不采用东欧初期的人民民主代议制，更不实行英美式的三权分立。在新政府中，由毛泽东任政府主席，周恩来任内阁总理也应是在这段时间定下的。在外交方针上，则明确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方针。可以说，只有到这时，中共高层对联合政府的对内对外的思路才真正明确。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在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中国与东欧采取双重标准呢？到1949年7月11日，由斯大林亲口对刘少奇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而且斯大林还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美情绪。这就是中国可以组成联合政府的原因所在（据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就真的如此前后矛盾？非也。我们不能单从他的公开宣言和某封函电去判别其真意。要在他的多变与不变之间、策略与理念之间作辩证分析。

毛泽东的变与不变
首先，他对政治制度的阶级性有深刻认识，这点他与斯大林的观点相同：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可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同路人一起革命；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政权具有独占性，而决不与其他阶级分享。回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曾一度宣布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就可以实现”，这是早期的工人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多党制构想。到1922年季诺维也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布尔什维克是“惟一合法的政党”，才真正完成从一个阶级专政到一党专政的必然逻辑。

可以说，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评价历来高于斯大林，而对资产阶级的警惕，则同于斯大林。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都保持着对“资产阶级叛变”的警惕。根据这一认识，毛泽东对自由资产阶级是采取从联合到斗争，再战而胜之的策略的。他在1947年10月27日写的一段话，最清晰地表明毛泽东对将来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真正态度，这是他在修改《中央关于反对刘航琛反动计划的指示》时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八卷本第四卷312页）这是一个先联合后抛弃的方针。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大策略家，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有左中右三套语言：最左的是向斯大林说的，即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电报中说的排除民主党派的“一党制”，这是为了向苏联明确立场用的。最右的是向公众说的，即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1948年“五一节口号”中提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争取民主党派和群众支持用的。居中的是1947年10月27日的党内指示：对资产阶级先联合后抛弃的策略，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思想。实质上已预示了后来政府构成的演变：1954年开始政府副总理不安排民主人士，1957年在政府部长中减少民主人士，1975年政府部长完全没有民主人士。

都说毛泽东善变，其实，善变的是策略，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