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解读王元化的六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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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李南王

李慎之与王元化之间有误会，也有思想分歧，这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此相对而言，不如王钱关系融洽，这不能不说是学界一大憾事。两位学者均为党内高干，一个被打成大右派，一个是胡风分子；在发现和推动评价顾准的思想贡献方面皆不遗余力，特别是自1990年代始的反思卓有成就。

知情者透露，最初的误会来自李慎之于外界所闻对王元化“官方学者”身份的不认可，对此前者在参加1994年于山东曲阜举行的“文学与儒学”研讨会上，还曾专门向胡晓明问及，胡做了澄清，回沪后向王元化做了沟通，“消除了误解”。此后二人还相互赠书。

但1990年代对于五四及激进主义的反思，李慎之与王元化存在不同观点。2001年1月6日、1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连载发表了王元化的《1991年的回忆》，全文两万余字，其中提到，“主持朱学勤（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先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指朱的博士论文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契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但是完全出我意料的是，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事实上，早在1995年6月5日的日记中，王元化即提到“最近慎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不宜对五四激进主义进行批评云云”，后来的日记中他又对自己被莫名归入“传统派”不满，因为王素来厌恶学界拉帮结派风气。）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文章说，几年后朱的观点起了变化，“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

1月14日，朱学勤通过网络发表了近万言的回应文章《敬答元化先生书》，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一方面为师生之谊破裂深感痛心，另一方面为王李二人的分歧公开化感到遗憾：“先生在网上发表的这篇长文，几乎是在向世人公布您和慎之划清界限！”

王元化在1990年代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反思五四，作为标准的五四一代，他曾经长期坚信，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但在写《杜亚泉文集序》时，经过半年的阅读及思考，他认识到五四精神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等观点是不应继承的。

王于朱有知遇之恩，因为后者的论文当时被批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观”，王在此关头出任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方得通过。而恰是该论文引起了王元化“剧烈的思想碰撞”，通过思考阅读，促使他“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

朱回应说，十年来，他并未放弃反对激进主义，只是在同时也需反对犬儒主义，“因为第一种反思，是在反思激进主义中坚持对现实的批判，而且因为有反思，这种批判才能掘进深化；第二种反思则不然，是在反思中往后退，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可能导致犬儒主义。”而后者导致王元化误解。

朱文发表后，王元化未予公开回应。

1997年4月15日，王元化看到《报刊文摘》转载的李慎之回忆《胡乔木与钱锺书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佳话》的文章，在当日日记中称，“慎之有此文此论，殊觉意外。”文中说“乔公与钱先生两位大家历来以改人文章点铁成金著称”，王元化对钱表示认可，对“胡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胡的笔墨生涯不是与学术连在一起，而是与政治连在一起。他一度宣称他批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可以讨论，但不同意见却始终无法发表，只能在港刊上找出路。

2003年4月，李慎之在北京去世，王元化发唁电：“我和慎之虽然相识较晚，但从朋友那里听到他的为人和过去的遭遇，我对他是深感同情和尊重的。虽然我们在一些观点上（如对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存在着分歧，但在总的方向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两年来，我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曾与几位朋友谈过，我感到我们的观点渐渐趋向一致。我怀着期待，希望在更多问题上我们能够增进更深的了解。如今，噩耗传来，使我不禁感到茫然若失。我的年龄比他大，没有想到他竟会先我而去，我没有在他生前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倾吐，这是我深深引为遗憾的。关于我与慎之的关系，外界流传着一些不确切的说法，今天趁我对他的逝世表示哀痛的时候，我愿向朋友们作一内心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