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解读王元化的六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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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与胡风

顾准与王元化相识于1939年，当时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副书记，王是顾领导下的文学小组的一个党员。他到老都记得顾准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小组会，拎了几包糖果走进来时的样子。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有人情味，但自1939年分手后便音讯全无。

1938年初，王在江苏省文委工作，当时的文委书记即为孙冶方。相对顾准，孙冶方与王元化的交往更多，但自抗战孤岛时期分手后40年才得以重逢。王元化认为，在极左及“文革”时期，顾准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并传诸后世，与孙冶方长期担任（1957年开始）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所营造的特有小环境有关，当顾被打成右派时，是孙邀请他到经济所工作，而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也被下放至此，还有骆耕漠、吴敬琏等。

王元化与胡风相识于1945年，但较少交往，当时地下党文委一位领导认为胡有严重政治问题，王表示缺乏证据，因此在解放初期未获工作安排，直到1952年他任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时，推荐张中晓入社工作，并出版了胡风的两本书，该出版社后来在反胡风运动时被定为“老窝”。

1954年底开始的反胡风运动很快由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迫于形势，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将王元化、孔罗荪叫到办公室，拿出刚刚下发的一个红头文件说，“中央责令每个党员都要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这件事很严重，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我也要写，你们也要写。”后来，王元化在2003年撰文怀念胡风时还为此事不安，称“这是我一生中所写的至今内心深以为疚的文章”。

1955年4月底，张春桥接替调京的夏衍成为上海文委书记并成为反胡风专案组成员，王元化立即被隔离审查，从此开始频遭厄运。

1959年王元化被认定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文革”开始后，又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奉贤农场劳动改造。在反胡风及“文革”期间，王的精神遭到严重创伤，曾两度发作心因性精神病。23年后的1979年10月才得以平反，时年已经59岁。

值得一提的是，周扬对王元化一直颇为看重，他认为后者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曾提出如果王能够承认《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胡风集团的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可将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为王所坚拒。

平反后的王元化曾将自己与胡风的通信拿到《文汇月刊》发表。其实他对胡、周也有自己的看法，曾向友人提及贾植芳对胡玩笑似的评价：如果胡风当了官，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1983年，王元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胡乔木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

王元化顶住了压力，巴金的作协主席也没有被换掉。

进入1990年代中，王元化还是保持着独立思想的锋芒，影响更大的就是推动《顾准文集》的出版。1989年，他先后发表《记顾准》、《再记顾准》进行怀念和介绍，还让胡晓明与贵州人民出版社接洽促成了《顾准文集》在1994年出版，并收录了两篇港版未能收入的谈民主的文章。

《顾准文集》本来在1989年就能出版，然而直到1994年，顾准逝世20周年，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自己掏了1.5万元钱才得以出版。1995年，思想界掀起了“顾准热”。

1996年10月，王在日记中记载，该书责任编辑告知，他及领导因出版该文集被召赴京，责令交待稿子的来源及出书过程，出版后为什么引起广泛社会反应等等，该责编因此未能晋级。

认为该文集为当时他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评价顾“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时，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丁东因为编辑《顾准文集》与王元化结缘：“‘顾准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的事件，它是中国九十年代整个思想界的缩影，通过研究顾准、讨论顾准，知识分子们找到了一个学术思想和现实相结合的新的出发点，不仅是反思百年来的革命，也是反思百年来的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王元化可以说是这场思想潮流的一个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