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测 难难难

预报程序是否过于复杂？

人物周刊：预报要有三要素（指所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才能发布，这是否太过严格？

陈运泰：具备三要素是必须的。预报如果不能把这三要素说清楚，那么就没有它的意义，可能还会引起副作用。全国都在围着它转，损失和影响就会更大。

人物周刊：可要预测出这三要素太困难了。如果观测到很多征兆，而无法确定三要素，要怎么处理?

陈运泰：是特别困难，要真能预测出一个要素，也可以提供很重要的参考。政府部门还是会多听专家的意见，但问题是所有这些临震预测的方法和手段都处在探索阶段，政府部门会参考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讲。所以意见不被采纳也是有道理的。

地震预报是很敏感的，必须统一才能发布，而要是报不准，就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和动乱。

人物周刊：短期预测水平低，而发布预报又必须很谨慎，这样通过预报来减灾可能性很低了。

陈运泰：在目前来讲是这样的。收到地震预报达到防震减灾实效的，例子还真是不多。即使预报已经过关，还是有防震减灾的问题。

人物周刊：个人预报地震的情况多吗？

马瑾：经常有人直接就捅到某一级领导那里了。双方都说自己的理由，最后领导也不好办。预测地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但准确到时间地点，得拿出根据来。

何永年：关于地震的消息很多，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报地震的。如果给地震局报那倒好办了，我们会进行科学的分析。很多人往往给政府报，政府也经常闹得很紧张，最后还得我们去处理。当天天有人报地震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人物周刊：如何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何永年：科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政府决策就没这么简单了。瞎报是不行的，造成的混乱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损失也非常大。以前有个老教授预测北京有地震，说要发生7.3级地震，结果没有，当时朱镕基总理亲自召开会议，我们在那开会，弄得非常紧张。

人物周刊：如果专家们的意见不一样，那听取谁的意见呢？

何永年：我们有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要根据科学依据来进行评判。要有科学依据，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地震研究面临什么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来看，汶川是否存在预防做得不够的问题？

陈运泰：根据我粗略的了解，在中国的西部，经济比较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的房子抗震方面的考虑都比较少，因为这个缘故而引起这次损失增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马瑾：你看这次，医院、学校震坏了，这是最需要坚固建筑的地方。看着这些孩子被压在里面，我很心疼。南北地震构造带的房子应该要建得比较结实，国家搞规划的部门应该考虑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西部地震频繁，但经济不发达，老百姓抗震欠考虑，结果是这些中长期的预测对他们也没实质帮助了，这其中存在巨大隐患要怎么解决？

陈运泰：就我所知，中国地震局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地震监测分工很细，有些抗震建设方面的专家也关注这些生活在地震危险区的人民，研究和当地老百姓习惯相符、花钱少、但抗震性能好的房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少，但毕竟人那么多，不是每个地区都普及到。或许这次地震可以暴露一些问题吧。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我们国家目前的抗震减灾机制？

马瑾：大规模的观测得有资料，广大的研究人员没数据拿什么做分析？另外，应该做好资料的共享，让更多人拿到资料。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汶川发生地震当天，美国地质调查局立刻在网上公布了地震的位置，数据立刻处理出来，比我们快。还有，地震年度会商的时候，得有一批人对预测的地方加密观测。我觉得这些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前几天我们刚刚在西安开了会，还说能不能开展一个关于南北构造地震带综合的研究。惦记了几年没逮着这次地震，觉得很遗憾。

何永年：现在慢慢地理顺了。比如，由中国地震局提出对某个地区防震减灾的要求，然后由建设部门来负责建筑物的抗震能力。还有水坝、核电、化工等等的问题，各个行业都要负责，保证工程的抗震能力。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来作为指导。目前贯彻的力度不平衡，这有一个过程。如果贯彻得好的话，这次灾害就会轻得多。

人物周刊：对于地震的研究是不是会经常让人产生遗憾？

马瑾：我们出去做调查，看见这么多坟头，心里很难受，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国家经费才多一点，以前做点事情都是紧巴巴的。

说句心里话，我们的人才培养有问题。我们现在判断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看文章，把文章看得太重了，太计较谁是题目负责人。本来呢，地震研究这一摊事，有人搞设备，有人想问题，有人做实验，有人做观测，他们能够组合成一个整体，有一个总指挥就行，但有的人觉得，你要当个负责人，他怎么办？他不能当负责人他就提拔不了，当不了研究员。那么好吧，所有的事情大家分摊，现在大家当负责人，谁也不听谁的，谁都只能做小题目。现在的机制把所有人都变成一种类型的人了。

地震研究本来就有很多分工，大家应该结合起来，资料共享，判断不同分工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建立一个协调的机制来对付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