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传递】温州：那个该获诺贝奖的中国人是谁

标会制度卓越之处在于，它使哪怕再小的民间资本都能有效集聚起来，而建立在熟人亲戚之间度信用，使这种金融制度的运行成本极低，而充分利用熟人之间信用的金融制度创新，最著名者，则是经济学家尤努斯发明推广的小额信贷，尤努斯因此获得了上届诺贝尔和平奖。但比之尤努斯的金融制度，“标会”的想象力显然更胜一筹，尤努斯的创新并不像“标会”那样扩张了信用，更不是同时融合了按揭贷款、零存整取等业务特征的最优组合。

可惜的是，我们无从知晓“标会”这种精巧的金融制度是谁发明的，甚至无人知道“标会”起源于 何时。尽管它在今天的运行中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案例，但无损于这个发明的伟大卓越，毕竟，它在今天的运用早已远远超出小农经济时代的环境，如果它是在今天被 发明出来，一定会有更好的规范性。如果尤努斯可以得到诺贝尔奖，我认为，它完全有更充分的理由得到诺贝尔奖，在温州，在福建，它实在创造了太多的经济奇 迹。

“标会”在中国甚至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统一名字，因为毁誉参半，中国学界用了许多不同的名字 来区别定性其好坏，而在国外，它被称之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RotatingSavingsandCreditAssociation)。这种制度其实 在中国曾有过非常广泛的运用，但脱离互助性质，达到全民参与的地方，只有浙江和福建，而温州，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参与过“标会”，为了各种规划，很多家庭会 同时参与多个“标会”。

因为“标会”，温州没有一分钱是沉淀的，没有一分钱不参与到本地商人的扩张之中；因为“标 会”，每个温州人都有了资金的成本意识。——如果一定要总结温州人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每个人都有资金的成本意识才是他们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你随便拉 住一个温州本地人，多半他可以告诉你现在市场上的利率行情。

而人人皆有的资金的成本意识和融资能力，使得温州人的行为方式往往非常特别，譬如叶澄宇曾举 例，温州人到外地，看到动心楼盘时，往往会只与同伴商量一下就突然做出决定。——与山西炒房团不同，“温州炒房团”的成员并非能一掷千金的巨富，他们多只 是普通人，但普遍参与“标会”，使每个温州人几乎都具备了炒房的资本。相比之下，可怜的外地人往往得耗尽两代人的积蓄才能买到一套被温州人炒高的房子。而 温州人也许已经脱手了。

这种无时不在的资金成本意识和投资意识，使温州的民间信贷在技术和工具上有渊源不断的创新，像周这样的专业融资人员就应运而生。

按照周先生的说法，中国金融系统现在的制度和具体规则和业务种类，依然带着强烈的计划经济思 维，国有银行虽然不再对民营企业采取“制度歧视”，但它们的规则和程序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要，所以社会才需要他这样的人。而温州因他们的存在，其经济几乎 不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剧烈震荡。周认为，像苏南那种国家一刹车，大批地方和民间的大型项目立即搁浅在沙滩上的悲剧，在温州绝不可能发生。

作为金融监管官员，Ｌ对周无限夸大民间金融意义的说辞不太认同，他强调了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在 温州曾引发的震荡，但他毕竟自小淫浸在发达的民间信贷氛围中，对中国的金融制度体系的看法更带有温州特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对民间金融的不承认，事实 上使监管当局完全不知道全社会的信贷规模，自然，金融风险的控制亦根本无从谈起。

在新闻报道中，“标会”几乎总是与会头大肆挥霍最终破产最后连带千家万户破产之类的报道联系 在一起。在此问题上，周先生与Ｌ先生因屁股不同而意见相左：周认为，钱是老百姓自己的，每个人不须政府提醒，都有风险意识，能自担风险才会使居民更理性； 而Ｌ则认为，一旦许多家庭经济破产，则必然产生社会稳定问题，政府当然得管。

不过，如何管，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似乎从未给出一致解答，而官方对民间金融是“yes”还是“No”始终没有明确态度。实践上，温州人已给出了极为炫目的答案，而在法规和监管上，不妨把目光投向海峡的那一边：

——台湾也许是中国惟一一个在民间金融发达程度上可与温州相比的地方，其经济奇迹和崛起模式亦高度与温州重合，在每个客厅都是工厂的年代，“标会”是台湾经济机器最重要的一个助推器。今天，台湾早已经完成了标会契约民法化，其相关规范载于《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