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托寄书籍之谜

旧谜未解,又生新谜,累累闷葫芦,尚能打破否?

责任编辑:刘小磊

陈氏三姐妹与陈小从在中山大学陈寅恪雕像前合影。左起:陈美延、陈小从、陈流求、陈小彭。(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7日《南方周末》)

陈寅恪私人文物流失,原因不清不白,过程半明半晦。揆诸常理,开箱查验似应留有记录,无论何人何时往书箱内回填旧报纸,纵使残存零星碎片——出版时间、地点、新闻事件等——也足以释疑解惑、洗刷冤枉。然而,台版“掉包说”流传十有五载,史语所之回应迄未闻见。旧谜未解,又生新谜,累累闷葫芦,尚能打破否?

缘起

陈小从女士逝世后不久,笔者写了篇文章《陈小从对陈寅恪研究的贡献》(载《南方周末》2017年5月25日C28版),既为了怀念,也为了表彰。寅恪先生的两位女公子——流求、美延女士——看到文章后,特意打来电话,对拙文予以肯定的同时也作了两点补正:

其一,寅恪先生在世时,曾多次夸赞侄女小从最“好古”,文史底子比同辈人好很多。其二,寅恪先生所藏乃祖右铭公的文稿(抄件),最终由小从于2003年6月16日前后郑重交还给堂妹流求,当时她与流求、美延均应邀出席庐山植物园安葬陈寅恪、唐筼夫妇骨灰的典礼。移交时,小从十分认真、严肃。之所以把文稿(抄件)交给流求,因为流求是长女,小从依然恪守着昭穆有序、长幼有别的家规。美延作为唯一的见证人,也在交接现场。

此外,流求、美延姊妹还共同回忆了寅恪先生1948年托寄书籍的若干片断,对其中的一些疑点提出了她们的分析和推测。在这次通话后,笔者又查阅了相关资料,觉得陈寅恪托寄书籍的悬疑仍有重新探究之必要。现将零散信息绾结成文,以此再次呼吁海内外同道各尽其力,早日破解这一历史谜团。

1948年之前的两次托寄

真正成为悬案的是1948年那次托寄书籍,但又和1937、1938年的两次托寄前后关联,因此不得不稍作追溯。

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挈妇将雏逃离北平,南下奔赴长沙国立临时大学,约在11月27日抵达长沙。(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三联2010年版,第133-135页。以下引自该书之文字不再标注出处)1938年1月19日,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月,陈家再次登程,经由桂林、梧州,月底进入香港。1938年4月,陈寅恪与浦薛凤等人同行,“取海道赴安南海防市,转往暂设在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家眷则寓居于港。短短数月,陈寅恪三次奔波,其间的两次托寄书籍愈加令他身心俱损。

一介书生,“家中最多也最重视的是书”,因此,每次逃难,陈家“对行李首先着重安排处理的是书籍”。陈寅恪平时习惯把读书心得、对比校勘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文或撰作成书,批注最多、最为重要的书籍自然是安排行李时的重中之重——或者放置于随身携带的“文稿箱”内,或者在托运时“用最好的箱子装载”。

1937年撤离北平之前,陈寅恪对书籍作了不同的处理:“能够随身携带的书籍极其有限”,“上课常用的书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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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柯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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