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幕克：《别样的色彩》第二十七篇 地震

每一个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人都站在废墟前，无助地看着紧急救援队，起重机和士兵们，茫然地坐在一堆从他们房屋里救捞出来的冰箱、电视、家具以及塞满了衣服的箱子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等着什么。等待失散的亲人的消息；等待确认他们的母亲还在楼内（或许她在午夜时分离开了栋楼——在地震前——去了别的地方，即使这和她的习性大为不同）；等待叔叔、兄弟或是儿子的尸首，然后他们可以离开此处，将此处抛在脑后；等待着救援队带着挖掘工具到达这里，看看是否还能从一堆尘土和水泥瓦砾中，再挖出一些他们的东西，一些贵重物品；等待着有人开来小型货车，使他们可以把救捞出来的东西运走；等待着救助工人到达，等待路面疏通，以便专业救援队可以通过，救出在废墟中依然生存的妻子、兄弟。尽管电视和新闻媒体不遗余力，夸大救援成果，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到第三天结束，活着的人被救出来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尽管有人坚持不断呼叫着，使救援队可以听到其呼声，确定其位置。

废墟有两种。一种是像胡乱丢弃的盒子那样，侧向一边倒下，尽管某些楼层像手风琴那样叠在一起，但大致仍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在这类楼体废墟里，还有可能在气穴中找到生还者。而另一种废墟，没有层次可分，没有大块的混凝土，也无法猜测出楼体曾经的形状；它就是一堆粉尘、铁块、断裂的家具，混凝土碎片等。要想在这里面找出仍然活着的生还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这栋楼曾经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就会睁大了彻夜未眠的双眼。一旦出现尸体，他们就喊道，“他昨天在那里哭喊了一整天，但没有人理会！”有时人们使用挖掘器械，有时就只有用千斤顶、铁棍或是锄头去挖那些未曾挖过的地方。在找到尸体前，他们往往会挖到一些遗物：婚纱照、装有项链的首饰盒，衣服，然后是散发着臭味的尸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在混凝土堆中挖出一个洞，某个专家或是勇敢的志愿者用电筒向里面一照，废墟旁等待的人群就会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嚷嚷起来，间或夹杂着哭喊。通常情况下，进去的志愿者都和这栋楼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偶尔听到里面有些动静，于是就会喊人开来装载机，或是请徒手挖掘的人帮忙，但周围太噪杂了，人们往往听不清他要的是什么。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旋即认识到，要想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尸体在慢慢腐臭，人们担心流行病会开始传播。最后可能的是，总会有那一个最后时刻来临：剩下的尸体会随着瓦砾一同被铲走——那些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电视、枕头、窗帘、地毯——它们会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的内心，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过，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我们看到有人在街道上徘徊，一面自言自语，有人睡在已经开到了空旷地带的汽车里，有人从半毁掉房子里拖出一些家具，拿出些食物，堆在人行道边。直升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把体育场作为降落场地，在体育场中心，我们看到人们躺在临时医院中；就在这医院旁边，一排排的楼变成了废墟。我们凑巧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与一位作家结了婚，此刻正要去岳父的房子那里。去的路上，他拍了些照片。那栋老房子尚安然健在，他岳父告诉我们，午夜的时候，他还听到过废墟中传来某些声音。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个熟人，在一座半坍塌的小住户空荡荡的花园里，我们摘了些沾满尘沙的葡萄来吃。

看到我们，看到相机，每个人都喊到，“记者，写下这一切吧！”随后他们就开始发泄对政府、议会和骗子建筑商的不满；面对摄像机，他们声音激昂，但那些遭到咒骂的政治人士、政府官员、收取贿赂的市长还是极有可能会再次找到新的职位，再次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悲戚诉苦的人，也很有可能就曾在某个时候贿赂过市议会议员，以求获取建筑数据，甚至还会认为不这么做才是愚蠢。如果在一个国家，总统对贿赂行为赞赏有加，称其为“切实有效的”，在一种文化里，某些非正常行为或是诈骗虽然遭到斥责，但还被人们容忍，那么人们就很难期望建筑商能不使用劣质钢材和混凝土，不钻法律的空子来维持他们高昂的耗费，其名义，都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伤害他人的地震。但据某个地震传闻——在人们口头广为流传，那些无辜的房主们也受到了牵连——某个建筑商建造的楼房，除了一栋以外，其它所有的都毁于地震了，而惟一幸存的恰恰就是建筑商自己住的那栋。

由于地震前没有发布任何预告，地震后又没有及时组织救援，政府大大失去了民心。但因为在无助之中，许多人仍怀着坚定不移的梦想，相信有更高力量会眷顾他们，如同安拉所为，所以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恢复其声望，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有人也许会说军队也是一样，提供救援总是姗姗来迟，并且起初总是作用甚微，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楼房也遭到了破坏。民族的自豪，国家的自信——这二者也被地震动摇。在很多地区，我听见人们说，“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及时救助的我们，而并非我们的政府！”在一些媒体上，我也看到过同样言辞。有什么理由吗？“就是没有人组织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他知道放弃比愤怒更为有用；面包在城市某个地区发霉时，另一地区往往会短缺。当人们躺在混凝土之下，哭喊着求助，生命渐渐流逝的时候，救援设备却往往不是燃油短缺，就是困于交通堵塞。

我们看到一个男子，开着他那满是灰尘的旧汽车，缓缓的驶过后街；一堆废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靠近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隔着车窗冲着人群喊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安拉的愤怒会降至你们身上的，你们要弃绝自己的罪恶！”人群中有人冲他狠狠地挥了挥拳头，轰他赶紧上路，带着胜利，他又气哼哼地驶向下一个废墟。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分析家的想法与其类似，认为军队和政府已过多地干涉了宗教事务，必将会受到惩罚。我也听到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许多清真寺和宣礼塔又怎么也会被损坏了呢？

在所有灾难里——面对这些废墟和尸首——当然也会有高兴的时刻。看到生还者从瓦砾中走出来，尽管要等待很长时间！看到救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政府宣称是敌对势力的国家！但主要的和难以启齿的快乐还是：自己多少是活下来了。到第三天结束时，很多人已经向灾难妥协了，开始谋划将来。他们不顾警告与禁令，全都巧妙、谨慎地开始从曾经的房屋内搬运自己的物品。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到一座公寓楼底层，楼体一侧已经呈45度倾斜了，但他们仍从天花板上卸着吊顶灯。

在码头旁，高大栗子树下的咖啡馆人满为患。除了那些已死的和失踪了的，人们在放纵狂欢，庆幸自己从灾难中生还。经理找来了一个发电机，正努力往冰箱里存放新鲜食物，我们这桌的年轻人们也不愿再谈起地震，而是在聊着文学和政治事件。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回雅楼瓦清点财产的那位退休的邮政局长，“我去我们那条街了，在里面找了找，房子已经没了，”他平静地说。“一眼就能看出，废墟里还有一个12岁的女孩儿。”他轻轻地说，就仿佛这多少是他的过错，没有什么值得抱怨似的。

后来，我朋友发现，一个英国人在度年假时赶上了下雨，他都会抱怨，但是房子毁于一旦的人，却毫无怨言。我们进而推断，也许那是因为，人们压根不会去抱怨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夺走了如此多的生命，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感到不快。那晚，因为害怕（这情绪遍及整个国家）会再有一次地震，我们都睡在外面自己的花园里。

我们的船驶到月牙形海岸的中央。我发现，自孩子时代以来，这海滨沿岸增加了如此多的新居民，他们模样相同的公寓楼，又是如何使众多小镇成为一座延绵的城市。如今，这整个地区都陷入恐惧之中，因为科学家预测将会有一次更致命的地震来临，它的震中距伊斯坦布尔更近。现在还不清楚地震会何时发生，但根据报刊上的地图显示，那摧毁一切的断裂带就恰恰经过此刻我们正接近的那座小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