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别样的色彩》第二十八篇 伊斯坦布尔的地震恐惧

许多人在床边放着大的塑料外壳手电筒，这样在地震断电时，他们可以在大火吞噬自己之前寻找生路。手电筒旁还放着哨笛、手机，以便届时引导救援队在废墟中找到他们，有些人把哨笛挂在脖子上（有一次地震，居然有人在脖子上挂着口琴）。另有一些人，随身带着房间钥匙，这样地震来临的时候就不用浪费时间找它们。有些人夜不闭户，以便可以毫无阻碍的从自己两或三层的公寓中逃出。甚至还有人在窗户上系条长长的绳子，这样，在地震时分，他们可以直接滑到自己的花园中。在头几个月里，有人被持续不断的余震折磨的心力交瘁，以至于在屋内也随时带着安全帽。由于第一次大地震是夜里突来的，因此人们更加渴望做好一切准备——甚至是那些住在公寓高层，不管用多快速度也几乎不可能顺着楼梯逃生的人——他们睡觉的时候也是全副穿戴。我甚至还听说有人极度担心自己体力不支，气喘吁吁，以至于他们上厕所或是洗澡时都匆忙不堪。有些被类似焦虑困扰的夫妻，连亲热的兴趣也逐渐丧失。还有不少人建造了些避难蓬，储存食物、饮料、铁锤、照明设备等一切可以逃离城市火海的用品，帮助他们在没有电力供应，道路、桥梁坍塌的情况下生存。上次地震后，还有人开始储备大量现金。许多家庭认为角落是不安全的，于是床被放置在远离墙体、架子和衣柜的地方。避难蓬搭在一些必须用具，像冰箱、烤箱旁，这样，理论上，人们就可以在天花板塌陷之时保护自身，这就是一些报纸上的指导信息所称的构建“救生三角”。

在那张我伏案写作了二十五年的长书桌一头，我也做了大量类似的工作。在放满大部头书籍的藏书室内——其中有四十年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它更早一些的《伊斯兰百科全书》和使我了解过去地震的《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我在书桌下搭了一个避难蓬。为了确信它足够结实，可以承受砸下来的混凝土砖石，我在几次地震演习中，都按照指示像胎儿在母体内一样躺在那里，以保护我的肾脏。地震小提示同样告诉我，要在安全角落储藏一些饼干、瓶装水、哨子以及铁锤，但这些我都没做。我每天的生活充斥着这些警告已经足够了，告诉我们装这个，装那个。我不愿把它们搬到书桌这儿来，会不会是因为我隐约感到，那样做会让我的勇气丧失得更快？

不，还有更深层和更隐秘的原因。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它有时能从很多人眼中看出。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它有点类似于如果你有一个酗酒罪犯的亲戚，或是你遭受了意外的经济破产——你自我保护的愿望就如同你想在其他人面前藏起必需品一样强烈。当第一次地震之后，我国外的朋友或是出版商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时，我总是羞于回答。我断绝了与一切人的来往，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在早些日子里，如果想讨论这个话题，我只会和与我处境类似，能够分享我对下次大地震的焦虑，与我有着相同观点的人说。尽管这些聊天更多时候更像是自说自话，但随着我们生气或激动地喋喋不休，那些乐观也好，悲观也好的专家观点还是很快就被大家所熟知。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注意观察我的居所和办公室的周围地带，试图确定它们脚下的那片土地过去对地震的承受强度。令我安心的是，我发现在1894年那场地震中，这地方只有少数几栋建筑坍塌。但是当我研究了所有倒塌房屋的记录，读到那些被倒塌屋顶砸死的那些人的名字——有希腊屠夫、送奶工人、兵营中的奥斯曼士兵——当我知道，那些我在很多地方曾见到过的古市场、历史建筑物都是毁坏后重修的，我就战胜了生命短暂、人与宣礼塔是如此脆弱的哀伤。

有一本杂志刊登了一幅小地图，预测了即将到来的地震走势，它让我愤怒不已。它把我周围这片地带用黑色阴影圈出，视其为有可能遭受地震毁坏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或者，这仅仅是我这么认为？仅凭一张如此之小，如此之粗劣的地图就可以下此结论吗？借助放大镜，我在这张没有任何注释的地图的死亡带上仔细检查，甚至找我所居住的街道和房屋，并和其它一些更详尽的地图进行对比。我发现除它之外，再没有报纸或是媒体上的地图表明，我居住的周边地区是特别危险的区域。我相信那张地图一定是错的，并决定忘掉它。而要想轻易做到这一点，我最好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它。

可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在午夜时分研究这张地图了，透过放大镜仔细审视那片阴影区域。房东看出我有些担忧这栋楼的地基质量，他拿出一张四十年前，工人们盖楼时他自豪地与他们拍的照片。我在这片地区生活了四十多年，照片又唤起了我旧时的回忆。但我拿起放大镜，却只是为了研究这片地区的土质。科学家们彼此矛盾的观点，就像媒体不负责任的口水战一样，使伊斯坦布尔居民处在焦虑的绝望和令人兴奋的安慰之矛盾中。他们可能头天晚上因为一则坏消息而难以入睡，第二天晚上又会因为一个情况也许并不那么严重的暗示（根据最新的卫星图片，地震也许只有里氏5级！）而同样彻夜不眠，就像我前前后后地研究地图上阴影地带的土质。尽管我也相信那个杂志编辑所说的，不要过于重视他们这张简略的地图，但我还是很久都在费力思索，为什么那片阴影地带会覆盖在我的房子和我的生活上。

整整这段时间，我还一直伸着耳朵留心倾听外面的可疑声音和各类传闻，像城市里野狗的狂吠。我听说，如果地震后的日子里海水变暖，那就预示着下次地震迫在眉睫。当听说几周前的日食和地震有着某种奇怪关系时，我一笑置之。“别笑得那么大声，”一个愤怒的年轻女孩子这么斥责我，“如果有地震，我们就听不到了。”有传闻说，地震是库尔德分裂主义游击队所造成的，还有人说，地震是因为美国人要来援助我们一艘军事医疗船只（“对他们这么快把它带到这来，你怎么看？”阴谋理论如是说）。更离谱的是，据说那艘传闻中船只的指挥官，还在甲板上内疚地看着这一切叹息道，“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

后来，更有一些偏执妄想开始转向国内：每天早上敲你门铃，给你送来牛奶和报纸的看门人，会用与警告你一小时后将停水的相同语气说，预计一场大地震会在晚上七点十分来临，将会摧毁整个城市。或者是，某个对即将到来的地震毫无自己观点的可恶科学家已经逃往欧洲了。又或是，据说政府对即将发生什么十分清楚，已经秘密进口了上百万的遗体袋。你还会听说，军方已经出动大量挖土机，在城市外的空旷地带挖了数个墓坑。一个对自己房屋构造质疑的朋友——当然还包括地基——搬到了同条街道的另一栋楼内，仅仅是想看看他的新公寓是否更安全一些。在耶斯尤特（Yeşilyurt）这个建造在伊斯坦布尔劣质土质上的富人社区之一，参加一次有关地震研讨会的土地所有者们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部分人希望讨论如何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导致地产下跌。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告诉我，他们无法给我提供我想研究的地图，来调查那张小地图上的阴影地带，担心那样会引起地产危机，激怒土地所有者。

两个月后，楼上的邻居在家中告诉我，他寄研究样品的那所大学已经给他发回了检测报告。结论——调查的是我办公室所在的那栋楼——既不令人完全失望，也不那么令人有信心，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怎么看待它，就像那天我们在判断宣礼塔是否会砸在我们身上时，所得出的主观结论一样。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听说一个音乐行业的老朋友，在路过一个被八月份地震严重损坏的城镇格尔居克（Gölçük）之后，决定再也不回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家了。他住到了自己认为建筑建构更稳固的希尔顿酒店中。直到后来，他发现它也不够安全，于是又开始在外面打发日子，通过手机处理所有事务，在街上跑来跑去，好像他忙得不可开交。听说他这样匆忙地，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的时候，嘴里还总是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们不离开这座城市？为什么我们不离开？”

这种感觉压在我们所有人心头，尽管第一次地震震中位于距离城市62英里的地方，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人丧生于此，这使大量住在危险地区的人开始逃亡，导致房租下跌。但是，还有很多伊斯坦布尔人仍在它危险的建筑中生存，毫不采取防范措施。在这点上，所有一切——科学家们的再三要求，比较可信的传闻，遗忘的行为，千禧庆典的推迟，恋人的拥抱，大量的人辞职——都使人们开始接受，地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助于我们“与之共存”，就像人们今天说的那样。某天，一位年轻的、刚刚结婚的、非常乐观的女士来到我办公室讨论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她非常自信地和我谈及自己应对地震的办法。

“你知道，地震是不可预料的，是这个让你感到恐惧。”她说着，扬起眉毛，“可同时，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得像觉得此刻不会有地震发生似的活着，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了。这两种矛盾的想法总在斗争，比方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地震后站在阳台上是很危险的。可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要站在阳台上。”她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然后，小心地、慢慢地打开门，走到了阳台上。我站在原地，她站在那里，看着街对面的清真寺和后面博斯普鲁斯的景致。“站在这里，”几秒钟后，隔着打开的门，她更加滔滔不绝地说，“我绝对不会相信，地震会恰巧就在这一刻来临。因为如果这么认为，我就会怕得绝不敢站在这里。”又过了一会儿，她从阳台走回来，关上身后的门。“看，那就是我做的，”她说，带着微弱的笑意，“走上阳台，身在彼处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取得了战胜地震的小小胜利。就是这些小小的胜利，使我们会战胜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她走之后，我来到阳台，欣赏着宣礼塔、伊斯坦布尔以及在晨曦中浮现出的博斯普鲁斯美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此度过。看到那个在街头隅隅而行的人，我不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不能够离开此地。

那是因为，我无法想像，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会是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