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的七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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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时性措施与长期政策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该如何完成过渡
无论金融还是财政，或是其他政策，都应该区分哪些是临时措施，哪些是长期政策，临时措施不能用作长期的打算。

五、如何保证重建资金的使用效率
捐助作为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必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它是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是一种私人提供的公共品。

但是使用捐款的透明化与监督在这个阶段极其重要，如果处理不当，将会是对社会的极大伤害。

捐款是与财政救助一起进入政府的行政运用中，还是充分利用当前的金融机构如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公开透明的运用？捐款不能只报已经收到多少，直接划拨多少，而应该详尽地报告捐款如何被使用，用在哪里了，每一个捐款者都有权利清楚地知道。

六、企业捐赠暴露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企业捐款是个复杂的事情，大笔的捐赠，甚至是在捐款现场的当场追捐，在感人之余其实有更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财务角度看到，国企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捐款类似于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收入的根本来源是企业税收、未分配利润的分红或直接上缴，由此，国企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捐款从实际看是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类似于提前将财政资金转移到受灾地区和群众。

国有企业的捐赠既然是一种财政行为或财政转移支付行为，那它的决策权应该是在企业老板还是国家财政部手中？既然这是财政支付行为，企业老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冲动和这么大的决策权去做这件事情？上市公司的捐赠应该通过怎样的程序征求股东的意见？

这些大笔捐赠不仅会带来慷财政之慨或者慷股民之慨之嫌，也从财务的随意性上暴露出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七、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汶川地震引发的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川北这个地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风景好，第二个特点是地质非常不稳定，长期地震；第三个特点是多民族地区，聚集了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据说汉族不到人口的50%。对于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们应该谨慎地重新思考。

在这样一个严格来说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居住的地方，在过去人口密集，并且依然遵循着典型的中国式发展模式，比如北川县的第二产业制造业比重占到了42%，还有很多化工厂等，这些对灾害来讲是火上浇油的。

在重建时，我们如何更客观地来看待这个地方，并努力克服过去发展模式的许多弊端？

比如说，是否可以大量移民，外迁人口，对这个地方则进行重新规划，把它变成主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特色的区域，像美国的黄石公园一样。

我们需要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重新思考、慎谈重建，特别是不要简单地重建，不要重复唐山的教训，当时是因为政治考虑，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这次一定要谨慎，不要简单重复唐山的路。
（本文乃本报记者根据“中国金融40人论坛”5月25日“灾后重建与金融创新”研讨会的讨论整理提炼而成，当日参加讨论者有论坛成员谢平、魏加宁、管涛、李伏安、祁斌、李稻葵、何帆、徐刚，论坛特邀嘉宾贾康、解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