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5.1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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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空缺）

No.2两种霸道都令人厌恶
《南方都市报》，5月24日，作者：刘洪波

万科捐款风波，源于网友认为万科地震捐款220万元太少。现在，报道说万科要拿出1亿元无偿参与灾后重建，王石也对前次言论表示道歉。但仍有不少人在质疑王石的诚意。其实，1个亿也好，200万也好，如果有强迫捐款，那就该反对。

任何人都会对事情产生态度，只要这种态度不是一种行为上的强制力就可以。一个企业、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有权做什么事，是一回事，实际上做什么事，是另一回事。万科和王石有权捐或不捐，可以完全自主，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但是旁人要说三道四，要鄙视，要赞成，也由不得你。

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让人可以在更多方面率性而为，而不必冒社会排斥的风险。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社会关系的剔除机制，那么善这个概念就真的可以从社会中割除。我们这个社会固然有环境紧窄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问题，固然有公域和私域不分、公德和私德打混的情况，但也不能主张大家各不相干、社会评价一律去掉。

捐不捐，捐多少，个人有权决定，他人也有权评论。不许人自己决定捐款行为，是霸道；不许人评价你的捐款行为，也是霸道。

【推荐理由】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所谓“义举”，首先明确的就是其自愿的性质。董仲舒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如此看来，那些攻击别人爱心献得少的人，仿佛高举着道义的大旗，但又何尝是做到了真正的“义”。给别人戴帽子固然容易，但最重要的还是内省于心。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No.3莫让救灾影响了司法
《东方早报》，5月26日，作者：庾向荣

大灾面前有大爱。在上海某法院审判庭里上演了感人一幕：原本为了一万元钱款相持不下的诉讼当事人在法官调解下，化纷争为善举，共同委托法官将这一万元捐给地震灾区。近期，发生在法庭上的这种感人事不少。有当事人“不给国家添麻烦”主动撤回起诉；有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更有当事人化纷争为善举。这说明，大灾大难激发起了普通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而办案法官的主动引导，使得爱国心和凝聚力有了最恰当的表现途径，这无疑值得赞赏。

但在越来越多类似案例面前，笔者却有一丝不安：道德会不会左右甚至“绑架”了法院的审判？我们知道，法院审判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主流道德观念与法律是相一致的，但法律与道德毕竟是两个范畴的概念。在裁判过程中，过多地强调道德是不合适的。

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主动向灾区捐款捐物，这是道德的自觉要求，法律管不着，也不应该来干涉。结合上述具体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引导固然没什么不妥，但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而放弃部分权利，则是值得怀疑的。道理很简单，在大庭广众之下，道德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争议的利益。而从案件本身看，虽然案件以调解结案，但真正矛盾并没有解决，更没达到“案结事了”的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捐赠一万元，这一万元所有者是谁还是一笔糊涂账。

【推荐理由】抗震救灾面前，其他一切仿佛都变得渺小，甚至作为社会正常运作的守护者的司法，在“大爱”面前有时也不再神圣。试想，如果没有这场道义上压倒一切的灾难，这样的事件在“感人”之后，是否更让人觉得荒谬？司法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基准，秉公执法就是最好的救灾。

No.4善款不打水漂需要保障机制
《南方都市报》，5月22日，作者：叶檀

我国不缺乏监督条款，可惜由于缺乏操作性屡屡流于形式。5月20日，国家发布《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终于显示了对监管的重视。

其具体操作手法包括：一是建立救灾款物的信息披露制度，主动公开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接受监督；二是采购物资凡有条件的都要公开招标，择优选购，防止暗箱操作；三是强化对救灾款物的跟踪审计监督。审计署每月向社会公布阶段性审计情况。救灾工作全面结束后，向社会公告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最终审计结果；加强对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纪律检查，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政策有了，方法也有了，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有关方面表示不侵占、截留救灾款物，违者严处，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态度，是自我监督，不是有效的外部监督。而依靠慈善机构从上到下的自我监督机制，是行不通的，这需要慈善机构的人个个都是道德高善的人士。目前各慈善机构被授权提取管理费，是提取5%，还是10%，在采购时采购的是价廉物美的产品还是价高质次的产品，其中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外部监督只有实现专业化才能实现低成本化。建议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慈善机构的账目进行审核，每年一次定期公之于众；审计署定期抽查，将抽查结果公之于众；允许新闻媒体充分地、自始至终地报道救灾款物的使用情况，实现社会监督；公布监督热线，便于灾民与受益者实时举报，并实行反馈机制。

【推荐理由】捐款在增加，爱心在集聚，同样的，现在全世界也都在看着中国将如何把这一份份爱心传递。对于过去监督常常流于形式的中国来说，这未必不是一次在压力下赢得世界信赖的机会。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那么，“邦”究竟是如何“兴”的？就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自我完善中“兴”的。

No.5我们该建一座怎样的地震博物馆
《燕赵都市报》，5月26日，作者：横水

5月22日，绵阳市有关方面向全球发出紧急倡议，征集北川地震遗址保护方案和地震博物馆策划设计方案。倡议书说，希望全球有关地质、科普、旅游、文物、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及广大网民，为保留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灾害实物见证，贡献智慧。

汶川地震，灾难惨重，世所罕见。我们理应在地震灾区建立一座地震博物馆。问题的关键是，这座博物馆应当怎么建？它将承载什么功能？

地震博物馆的使命在于记忆。这座博物馆要想有意义，其精神价值应当超越实用价值。我们绝不能只用它来记忆地壳的物理变动，而是要记忆人们的精神，这样的博物馆才能提升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

人类喜欢遗忘，无形的精神又比有形的物质遗忘得快得多，今天看来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蚀灭。几十年后，当精神的记忆不再，只剩下物质的建筑，地震博物馆或许会可悲地沦落为靠门票赚钱的景点。

【推荐理由】每一场灾难都应该有属于它自己的纪念碑，中国需要这样的纪念碑，而且，它不应只承载慰藉、纪念、寄托……这种简单的感情。绵阳市此刻提出的建议值得赞扬，因为只有在地震留下的创伤还未消除、地貌还未完全改变的时候，我们才最能出于直觉告诉自己，这样一场地震，我们究竟要保留下什么给后人，而直觉是最不会欺骗人的。作者的提醒可谓恰到好处，不要让地震博物馆在将来沦落为靠卖票赚钱的景点。其实，岂止是将来，如果开建，它就不应该是敛财的经济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