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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大额捐赠百杰榜数据解析
中国战略慈善的四道思考题

作者:傅昌波 程芬 魏璞祯 胡越

2017-09-06 11:28:21 来源:公益

(梁淑怡/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

马化腾、陈天桥、陈一丹等一批70后慈善家已将其慈善资助领域从传统的教育、减贫等拓展至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

中国大额捐赠的战略慈善趋势虽已初现端倪,但面临缺乏清晰使命、系统性规划不够、专业化程度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2017年4月18日,国际公益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为牛根生家族颁发“中国战略慈善典范”荣誉证书。王振耀表示,发布这项评选结果的目的,就是要倡导我国大额捐赠加快向战略慈善转型。

牛根生家族获评战略慈善典范的理由有三条:

一、牛根生先生发起的老牛基金会从开始就确定以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及行业推动为战略方向,牛根生也是中国内地首位加入比尔·盖茨“捐赠誓言”的慈善家;

二、老牛基金会组建了独立的理事会团队和专业团队,致力推动慈善立法、人才培养和国际慈善项目合作,资助慈善研究培训机构,对促进国家慈善事业整体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牛根生先生的子女还成立了老牛兄妹基金会,推动青年创业和社会创新,并与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慈善项目合作。

实际上,从2017年年初发布的2016年中国捐赠百杰榜可以看到,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及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陈一丹等一批70后慈善家已开始面向全球规划慈善项目,其慈善资助领域也从传统的教育、减贫等拓展至脑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我国大额捐赠的战略慈善趋势已初现端倪。

亿元捐赠正在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额捐赠大体经历了亿元捐赠、十亿元捐赠和百亿元捐赠三个阶段:

2010年以前,大额捐赠保持在亿元量级,捐赠形态以现金、房地产或物资为主,捐赠用途以扶贫、济困、救灾、助学等“托底”类慈善为主,捐赠对象多是政府、官办慈善组织或大学基金会;

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十亿元捐赠纪录,当年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以10.28亿元捐赠额成为首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以10亿元捐赠额紧接其后,随后宁夏宝丰集团总裁党彦宝的捐赠也突破10亿元,这些捐赠开始向组织化、专业化的“现代慈善”转型;

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开创百亿元捐赠时代,他用个人拥有的阿里巴巴集团期权,在新加坡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这项捐赠显现出慈善家用其全球财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略慈善布局的意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自2011年开始发布中国捐赠百杰榜。6年来,共有444位(601人次)捐赠人登上榜单,其中6年累计捐赠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慈善家有123位,其捐赠总额(含承诺捐赠)达1131.43亿元人民币,占6年中国捐赠百杰榜纪录捐赠总额(含承诺捐赠)1231.71亿元的91.86%。

从地域分布看,123位亿元捐赠人来自北京、广东、福建等25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北京和广东的捐赠人各有22人,捐赠金额占总额的48.67%,接近一半。从行业分布看,超过71.53%的亿元捐赠人来自房地产、制造、互联网和金融等行业,互联网行业以559.83亿元捐赠额占捐赠总额的49.48%。从资助领域看,高等教育、扶贫济困和基础教育是最受亿元捐赠者关注的领域,6年内分别有76位、28位、23位捐赠人在上述领域有过大额捐赠。

从已有公开资料和其相关的基金会表现来看,大额捐赠一次性到账,还是分阶段兑现,与财富安排和纳税规划有关。受我国税前扣除制度影响,部分捐赠人选择先作出捐赠承诺,然后分批拨付善款,便于最大化享受税收优惠。

亿元捐赠者的动机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商业战略、个人经历和财富规划。主要基于商业战略捐赠的亿元捐赠人有60位,占比接近半数。这类捐赠人倾向于将资金投到产业相关领域,或是响应政府号召,将捐赠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以个人经历为主的亿元捐赠人有44位,这类捐赠常常体现在回报母校或家乡,也可能因自身经历捐助特定群体或解决社会问题。以财富规划为主要动机的亿元捐赠人占比最少,仅有19人。其显著特征是亿元捐赠者的财富积累已达到较高程度,已认识到慈善对社会发展和家族传承的重要性,开始通过设立家族基金会或信托对慈善事业进行规划,从传统慈善向战略慈善转型。

什么是战略慈善?

战略慈善是什么样的慈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战略慈善的四个原则:选择最佳的受助者;向其他捐赠者释放信号,以获取更多的捐助;改善受助组织的绩效;推动知识和实践不断更新。

综合各方观点,笔者认为,与传统的慈善方式相比,战略性慈善更加强调慈善效率和社会影响力,注重长期性和互利性,因而更能够体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功能。总的来说,可以从战略性、专业性、创新性、多赢性、长远性和引领性等6个维度,来评判大额捐赠者的战略慈善特质。

战略性考量捐赠人是否注重从价值、策略维度对慈善事业进行规划,是否有清晰的捐赠目标,是否着眼于解决根源性社会问题、提出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和发挥捐赠人自身优势。

专业性考量捐赠人是否注重专业组织和职业团队运营,是否采取专业管理和专业方法保证善款善用,是否愿意定期通过公众平台公开善款使用信息。

创新性考量捐赠人是否注重尝试采用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推动慈善项目开展,是否注重鼓励通过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

多赢性考量捐赠人是否希望通过善款的投入,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受助群体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得到改善,同时也使得相关营利机构获得回报。

长远性考量捐赠人是否追求慈善项目的短期效应,是否愿意通过长期资助持续推动特定领域进步,是否能够包容探索过程中的暂时性失败。

引领性考量捐赠人是否注重采取催化式慈善思维,激发、撬动其他资源投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捐赠人或慈善机构本身也能成为行业典范。

战略慈善现状如何?

从123名亿元捐赠者及其相关基金会或慈善部门的公开信息看,总体上我国大额捐赠者的战略慈善特征尚不明显。

首先,有明确清晰使命、聚焦根源性社会问题,致力于结合捐赠人优势资源提出系统解决方案的捐赠比例仍然偏低,多数大额捐赠缺乏清晰使命和系统规划。战略性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东方园林集团董事长何巧女。近年来,何巧女注重系统地资助生态智库、生态论坛、生态环保组织等活动,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推进湿地保护等项目,使其大额捐赠能够产生长远的社会效益。

其次,从专业性来看,仅四成亿元捐赠人设立了专门慈善机构,善款使用和运作过程相对公开透明、可信度较高。牛根生家族在专业性方面有较好的示范作用,2004年成立的老牛基金会是我国最早的家族慈善基金会之一,老牛基金会以及之后成立的老牛兄妹基金会运作规范、专业化程度高,前者在“2013-2014年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中连续获评“卓越组织”,“2015-2017年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中连续排名第1位。

第三,除每年中国捐赠百杰榜排名靠前的几位大额捐赠者外,多数亿元捐赠者的创新性特征不明显。在捐赠方式上,曹德旺开了“公益问责”的先河,并突破法律空白创立了股权捐赠模式;在公益项目上,碧桂园集团负责人杨国强家族和陈一丹分别开创了“免费高职”和“非营利民办高校”教育运营模式;在捐赠领域上,陈天桥、马云等人承受较大的创新风险,斥巨资资助尖端前沿科技研究,力图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第四,共赢性特征体现较为充分,多数亿元捐赠人成为政府或社会认可的典范,捐赠也为其企业发展带来持续竞争力。许家印及其恒大集团、王健林及其万达集团等长期资助精准扶贫、救灾减灾等领域,其捐赠行为有助于维持较好社企关系。搜狐公司总裁张朝阳2016年资助清华大学建设智能计算机学院,以此合作促进搜狗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发展。

第五,能运用“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等新型手段支持慈善项目的大额捐赠刚刚开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致力于帮助非洲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力,该计划至今已运作十年之久,资助了近百个项目。AGRA推广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有利于促进生态平衡的项目,成效显著,其谋求长远产出的模式值得借鉴。

最后,引领性慈善已呈现良好势头,但仍有较大可提升空间。马化腾、陈一丹、马云、刘强东等运用其企业技术优势开发慈善平台,打通公众捐赠渠道,推动慈善行业信息透明,产生了较好的“催化式慈善”效应。比如,腾讯开展了99公益日、月捐计划等系列民众参与度较高的公益活动,其2016年“99公益日”共有678.79万人次参与捐款。虽然该项目提高了民众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但相比我国人口基数而言,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怎样开启战略慈善时代?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额捐赠在支持教育、扶贫济困、救灾减灾、改进医疗与公共卫生、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残疾人权益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要充分发挥大额捐赠完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创新等功能,必须推动大额捐赠尽快从传统慈善向战略慈善转型。

推动大额捐赠从传统慈善向战略慈善转型,首先需要公共政策的引导。应该说,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大额捐赠的战略方向作出了明确指引。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对于大额捐赠规划慈善项目、创新资助方式等都有明确的引导方向。但是,面对潜力巨大、发展迅猛的慈善事业需求,现有公共政策对于战略慈善的引导和激励仍显不足。

2017年全国两会上,国际公益学院主席马蔚华等人就建议,中国银监会尽快放松对慈善组织设立信托账户的限制,财税部门尽快出台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细则,以便多元化资产进入慈善领域,扫除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落地障碍,鼓励慈善信托在法律体系内的大胆创新。这些公共政策的调整,将会对大额捐赠向战略慈善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笔者认为,大额捐赠从传统慈善转向战略慈善,也有赖于慈善家及其创立的公益机构借鉴先进经验,积极主动探索。大额捐赠人可委托专业慈善咨询机构,依据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借鉴美国米尔肯研究所《通过战略型捐赠使慈善效益最大化(2015)报告》提出的建议,尝试从传统慈善向战略慈善转型。

具体可从以下四个路径开启转型之路:一是通过全球视野的宏观扫描,监测国际公益慈善的发展趋势,慎重规划资助领域,积极投身到全球范围的社会变革;二是借助互联网建立捐赠接收方及他们合作伙伴的工作网络,探索能够针对性地解决国际国内紧迫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三是拓展资助领域和资助年限,帮助捐赠接收方通过综合施策和长期投入形成根本性的、可持续的社会改良;四是培育有战略思维的专业团队,鼓励运用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等新模式解决与贫穷或弱势群体相关的顽固社会问题。

(作者均为国际公益学院“中国亿元捐赠与战略慈善研究”课题组成员,该课题组组长傅昌波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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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lee 责任编辑: 吕宗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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