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是怎样搞起来的

俄国一立宪，世界上的专制大国就剩下一个中国了
11月，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将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反抗专制统治，迫使沙皇政府让步，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和信仰自由，扩大选举权，召开国家杜马 （议会）的情况报告了清政府。俄国一立宪，世界上的专制大国就剩下中国了，慈禧深感孤立，马上谕令政务处大臣先拟出立宪大纲，待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再行修改。接着，出使美国大臣梁诚等人奏请宣示立宪宗旨，颁布地方自治制度，制定集会、言论、出版法律，5年改行立宪政体。慈禧又下令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专门研究、编选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12月，考察政治五大臣分两起先后出京，由上海放洋。

考察政治大臣们除了考察既定的出访国家，还参观了几个小国，一共周游了14个国家，1906年7月回到国内。

考察政治大臣的最大收获
通过这次出访，考察政治大臣们亲自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眼界为之大开。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比较”，懂得了“谋国者”必须“善用其比较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与列强的根本差别不是别的，而是先进与落后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不革除封建专制政治，中国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缩小与外国的差距。当此“霸国主义”时代，中国若想生存，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别无他术。因此，他们回到北京以后，都详陈立宪利国利民，奏请采用立宪政体。

“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独不利于官”
立宪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朝内朝外许多官员顽固的思想意识，有限的陈旧知识，因循的作风习惯，敷衍的办事能力，都无法与之相适应。他们惟恐被淘汰，到处散布立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言论；有的上折为专制制度辩护，说中国贫弱不在专制，而在君权不振；有的说立宪不利君，不利国，不利官，只助长民气嚣张。针对他们的谰言，载泽上折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独不利于官。”因为立宪以后，当官的权力不如以前大，利益不如以前多，所以极力阻挠，他们不是爱朝廷，而是为了一己私利；那些说立宪利汉不利满的人，也不是为国家着想，而是为满人谋一人一家私利；同时驳斥了人民程度不足的说法。请求圣明独断，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

慈禧颁发仿行宪政的上谕
慈禧看了载泽的奏折，大为感动。8月25日，命载沣和袁世凯阅看考察政治大臣条陈的折件。三天后大臣们进行讨论，绝大部分赞成实行立宪，事情就此确定下来，于是便于9月1日颁下“仿行宪政”的上谕。

这道上谕尽管有强调“大权统于朝廷”的内容，对政权的开放相当有限，没有确定正式立宪年限等缺点；但它确立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准备改革政治制度，与国际接轨，使国家从此进入到预备立宪的新时期，即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新时期，正式拉开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序幕，是一个巨大进步。

没有人民的压力，清政府本无意于改革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政治经济不陷入深刻的危机，社会不出现严重的动乱，统治者就自我感觉良好，按着老路子走下去；凡是重大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统治者觉得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情况下，才被迫无奈实行的。

清政府确立预备立宪亦然，并非执政者的先知先觉。1901年慈禧下令实行新政、命大臣条陈政见之始，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即明确奏请实行立宪，第二年又有官员奏请实行立宪，然而均不为慈禧和督办政务处所采纳，连两广总督陶模设立议院（并非真正的议院）的意见也不理会。

新政无一涉及政治制度

清廷在1901至1904年期间所推行的主要新政，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增设商部，翰林院编修、检讨以上官员，停止报捐实官；整理财政，设厂铸币；设立铁路、矿务、农务、工艺各公司；设立商会，保护利权；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增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和各国政治艺学策，停止武科生童试和乡会试，复开经济特科；各省府州县设立大中小学堂，选派留学生；裁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办理巡警；满汉通婚等，均为行政、财政、经济、教育、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无一涉及政治制度。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推行新政期间尚无意改革政治制度，更无意进行重大改革。其所以在1906年决定改革专制政治制度、预备立宪，主要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民众促成的。（题图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