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阳、叶嘉莹说词

1970年代是一个比较文学当红的时代,许多意气风发的留美新科博士,纷纷为文,发表连串论文,重新诠释发掘中国古典诗的精妙处,别解时出,惹人议论。

责任编辑:朱又可

夏圭作《遥山书雁》(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26日《南方周末》)

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以弗洛伊德学说,论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里的古诗,把“自君之出矣,金炉香不燃;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中的“金炉”“明烛”,诠释成了男女交媾的意象。殊不知,线香、炷香要到宋代才普遍。汉魏时期的香炉,或鎏金或鎏银,都是有镂空盖子的“博山炉”,装在里面焚烧的是切成小块的香木,无法顺利产生弗洛伊德式的色情暗示。

远在温哥华讲学的叶嘉莹,从“知人论世”的史料出发,为文纠谬,引发出一场“历史主义”“印象主义”与“现代主义”“新批评”的隔海大论战,喧腾杂志报端,热闹非常,最后几乎演变成“外文系”与“中文系”在方法学上的对垒。

不过,玉溪护法高阳酒徒,看了叶文,却大不以为然,痛饮三杯后,迅速回应以《莫“碎”了“七宝楼台”》一篇,写下传诵一时的名句:“一把欧美名牌钥匙,怎开得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

诗话家高阳自诩为玉溪生(813-858)的千年知音,西昆式的冷典僻事,到了他手中,无不驯服妥帖,迎刃而解。所以,一旦遇到吴文英(1207-1269)有事,他自然也就主动请缨充当起护法来,原因无他,“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只要《梦窗词》遇险,护法一定责无旁贷,及时出来保驾。

这使我想起了香港布衣周诚真,他在1970年代横空出世,在学院之外,写出许多文章,成了李长吉的贴身保镖。只要有人发表关于李贺的文字,不论长短,若与他的看法有异,必定备齐刀枪棍棒,出手投诉。曾先后为文对钱锺书、余光中、叶嘉莹、黄永武……诸家的看法,提出看法,连 J. D. Frodsham的英译《李贺诗选》(The Collected Poems of Li He,1983)也仔细检查,绝不轻纵,是《昌谷集》的真正铁杆粉丝。弄得大家奔走相告,在文章中提及“诗鬼”时,千万小心,不管你发表在多冷僻的刊物上,迟早都会被周氏盯上,如影随形,接着,提着一双板斧,赶来贴身厮杀一番,似乎是免不了的。

不过,要想深入创意说诗论词,必须在敏感细心真正懂诗的条件下,拥有博闻多识泛览强记的本领,方能成功,二者缺一不可,不然就容易走火入魔,误入歧途而不自知。《高阳说诗》(1982)一书之所以耐读,靠的就是他诗法精严,典故通透,见多识广的本领。至于新研究方法的引进,如能运用得当,则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万一过犹不及,则易弄巧成拙,得不偿失,不是创意评论成功的绝对必要条件。

1970年代是一个比较文学当红的时代,许多意气风发的留美新科博士,纷纷为文,发表连串论文,重新诠释发掘中国古典诗的精妙处,别解时出,惹人议论。此举有如夏日午后,一蝉长鸣,众蝉响应,魔音一旦穿脑,嘹亮刮耳磨心,声响连绵不绝如大型烘干机,想要把旧箱笼里,潮湿发霉的古典诗词,逐件烘个干爽迎风,顿然惊醒了海内外文坛学界的悠闲午梦,点燃了大家对古今文学评论摩拳擦掌的热情。

不过,新方法容易上手运用,旧文史难以速成累积,一任己意,依照字面说古典诗,常常落得好心办了坏事,闹出不少笑话。例如当时提倡美式“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铜锤花脸主将,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1933-2012),先以湖南骡子的无比魄力与毅力,挟台湾“第一位获得英美文学博士”的声势,大办国际比较文学会议,呼风唤雨,掀动风浪;又继而引进各种西洋文评方法论,重读古典诗词,以推土机之势,杀将出来,猛拆当时叠床架屋的诗话违章建筑,弄得许多靠“印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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