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报业解禁前后

• 评论3条
• 打印 | 字体:大 中 小

在商业时代，财团和金主的势力一样可以伤害到言论自由的崇高理念


1988年，蒋经国已步入生命的最后时光。也许，这位政治强人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在这一年解除了报禁。此前一年，台湾解除了“戒严令”。

从此，台湾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在38年的戒严时期，台湾传媒人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高压气氛中抗争，有的在主流媒体内兢兢业业，有的在文章中“埋地雷”鼓吹民主。局外人以为他们坚定勇敢，他们却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狼狈不堪。

进入新的时代，台湾的报人们开始发现，原来大家共同面对的威权体制并不是新闻自由的惟一敌人。在商业时代，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财团和金主的势力一样可以伤害到言论自由的崇高理念。

“戒严”的威力

1949年，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

从此，台湾进入战时军事体制，传媒受限的情况尤为严峻。当时国民党政府将新闻用纸视为“战略物资”，不准民间人士任意购买。连电影胶片、摄影胶卷都是战略物资，私自购买相关物品，会被视为意图叛乱。

当时，能够在台湾取得办报资格的人，无不与国民党中央有着密切联系，而在台湾地区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老板余纪忠和王惕吾，更是跻身国民党中常委之列。

通常，报纸只能出“三大张”，还要受到层层审查：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工系统。情报部门工作人员可以任意上门调查记者采访情况，质问记者为什么要与“党外”人物走动，看到不满意的文章，可以直接去报社调阅稿件，通过笔迹对比来检查谁是稿件写作者。

现任《自由时报》副社长俞国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有天晚上，几个同事到我家打麻将，因为听到搓牌的声音，好几个警察敲门盘问。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但一位同事当场吓得晕倒。这是当时普遍的心理压力，害怕警总来抓人。”

直到1987 年解严，当年接任自立晚报总编辑的李永得，依旧感受到肃杀气氛。当时他写了一篇名为《军人气慨？》的社论，批评参谋总长郝柏村任期过长破坏制度、郝柏村不当发言是军事统治的前兆。“之后连续两个礼拜，每天都接到两个麻袋的明信片，如雪片般飞来。全是‘国防部’发动国军官兵寄的。每张明信片内容都差不多，说我们是‘匪报’、说我们污蔑国军官兵，60万大军绝对不能接受。”

两大报系老板

戒严时期的台湾报纸生态，常被今天的台湾学者批判为“侍从报业”结构，即报业只是党国威权体制的文化控制工具，报老板则是维护政权利益与安定的执行者。

余纪忠、王惕吾一手打造两大报家族企业，无疑是戒严时期最成功、也最受争议的媒体巨人。在两大报新闻工作者眼中，他们的角色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复杂与深刻。

余纪忠后来在国民党保守派压力下，面临无法汇出500 万美元给美洲中国时报的困境。他为了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气得拍桌子对负责时报杂志编务的爱将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王健壮因此辞职，但余纪忠最后仍被迫宣布美洲中时停刊。

即使如此，余纪忠对于在中时“惹过麻烦”的子弟兵仍照顾有加。以王健壮为例，他去美国进修的所有费用都是余纪忠出的，时报还照付他薪水，连编辑部门的夜点费也照发。

现任联合报总主笔黄年在两大报系都曾工作过。他认为，王惕吾和余纪忠在那个年代都有他们的局限，但也有他们的本事，并不容易。“那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代，大家都在揣摩蒋经国的底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