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记者司马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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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想是办一份发出台湾声音的杂志。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无法代表台湾

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媒体是通过他来了解“戒严”时期台湾情况的。他被称作台湾“地下新闻局长”；

他曾参与创办名噪一时的“党外”杂志《八十年代》；

2000年，他为陈水扁的“总统就职演说”捉刀，随后又担任“国安会”（情报部门）副秘书长——20年前，他是情报部门密切监视的人物；

4年后，陈水扁连任，他辞官而去。

作为台湾战后出生的第一代政治记者，他和他的战友已在各个层面影响了台湾社会的走向。

他就是司马文武，真名江春男。

连余老板都被调查

司马文武是政治大学的硕士，这对于远在台中深山的家庭来说，本该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他父亲却很担心——司马文武的堂伯念过师范学校，因为“2·28事件”，被抓去关了27年。父亲无法理解，明明可以去作公务员的儿子，为何选择了记者这个卑微的职业，甚至投身“党外”运动。

“戒严”时期，作一个自由主义的记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几乎所有媒体里，都有帮安全部门工作的人。记者在立法院跟“党外”政治人物讲话、获取信息，会被人告密。

《中国时报》是司马文武新闻生涯的第一站，当时他主跑政治和外交。一次，《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听说美国要与台湾“断交”，立即让司马文武去做深入报道。很快，安全部门找上门来，问他从哪儿了解到这样的信息，要他把余纪忠供出来。

多年后回首这段日子，司马文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不过是一名“文宣人员”。

和“警总”玩“猫和老鼠”

因为与“党外”人士走得太近，司马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游学归来，他在岛内媒体兜了一圈，最后还是选择“党外”杂志，走了一条异见者的道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台湾急速发展的年代。经济腾飞，中产阶级日渐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台湾本土意识觉醒，台美断交，“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整个社会处在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兴奋和迷茫之中。

司马文武的理想是办一份发出台湾声音的杂志。在他看来，中时、联合两大报系无法代表台湾。

当时媒体要面临四大压力：警备总部、调查局、国民党文工会和军队政治系统，前两者杀伤力尤为强大。

办“党外”杂志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情：从采访秘密消息源、写稿到印刷、发行，都要偷偷摸摸，赶在查禁之前。

电话窃听，信件拦截，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司马和他的战友不得不经常换印刷厂，改变印刷时间；约稿时都有暗号，“我家里今天做了新菜，你来吧”……每一次在高速公路和大街小巷中的追逐，都像战斗一样。《纽约时报》曾以“Taiwan Magazines Play ‘Mice’ to the Censor's ‘Cats’”为题，报道“党外”杂志生存的艰辛。

日子久了，“猫”和“老鼠”也开始有了接触，甚至发生了“共生多赢”局面。

根据当时台湾政府的制度，成功查禁“党外”杂志，警总情报人员就能领取奖金；印刷厂主动检举、配合查禁，每查到一本，能领取10元奖金。

司马就先印2000本，让政府“查禁”。等印刷厂的检举和警总的查禁告一段落，才开始正式印刷和发行。

这样一来，情报人员和印刷厂都拿足奖金，“党外”杂志照常发行，发行量蒸蒸日上，没有一页广告（没企业敢在他们这儿登广告），单靠发行就能养活自己。

时间一长，情报部门长官发觉情况不对：奖金越发越多，杂志也越禁越多。于是换了更厉害的人来查禁。

新一拨情报人员一来就抢书。司马干脆找来一些立委和记者，情报人员抢书，他们就拍下来，把照片登在下一期杂志上，结果这些情报人员不是被调走，就是请吃饭，说：“拜托别这样，大家都是为政府嘛！”

司马文武和他的战友试图和情报人员辩论，想知道到底哪一页、哪一行、哪一句违法了。让他们震惊的是，警总来查禁时，公文已经盖好章，内容空着，随便填，不然就是事先写好的一些语义含糊、笼统的原因，比如“影响民心士气”、“违背发行旨趣”。司马很奇怪，我们杂志还没印出来，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影响民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