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记者司马文武

两个“新闻局长”

党外杂志开始走向不同的道路：一派是《美丽岛》为代表的行动派。《美丽岛》网罗了全台各地的党外人物，在各大城市设立分社及服务处，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便在该地举行演讲会；另一派则是《八十年代》为代表的理论派，主张言论为主，不搞政治运动。

令司马文武失望的是，当时台湾的新闻传播学界，不但没有站出来为“党外”杂志说话，很多学者干脆就是政府的喉舌，为查禁“党外”杂志寻找理论根据。

当时的“党外”媒体中，司马文武是少数英文好又是大报出身的资深传媒人之一，因此，很多国外记者来台湾，跑过政府机构后，就会找他了解情况。人们戏称台湾有两个“新闻局长”——台面上是宋楚瑜，台面下是司马文武。

正是透过与西方新闻记者的接触与互动，司马文武逐渐意识到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要性。

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解除报禁。

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让司马觉得大功告成，可以安居乐业。

商业时代的困境

台湾社会在80年代末实现转型，“党外”势力走上前台，司马文武开始反思报业的职能。

戒严时期，媒体要争取新闻自由，现在讲求的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以前只要有理想、有主张、有才气，就能成功，有的杂志原先没有读者，但只要它被查封，立刻成为英雄，杂志也立即大卖。现在没有警总来查禁了，办不下去的都是因为资金不足。

他和周天瑞、王健壮、王杏庆（南方朔）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杂志。他们认为解严之后，“党外”杂志就该功成身退，专业新闻杂志应该成为社会所需。他们认为既然财团可以办报，没道理我们就办不到，我们可是台湾最好的新闻人。

在《首都早报》时，他有过天真的想法：传媒不能被财团和政客控制，于是不要大老板，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以为这样最独立。后来才知道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

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首都早报》在1990年8月停刊。

最让他费心的是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他企图用这份报纸来向世界发出台湾的声音，可老板不这么想，为了降低采访成本，他要求直接将中文报道翻译成英文，甚至宁愿把这份报纸办成学英语的刊物。

执掌情报系统

司马文武没有加入民进党。在他看来，传媒人可以做政治新闻，但不能陷入党争之中，不能带着党派的眼光来工作。

他对国民党并没有太大的不满。他的很多研究生同学都进入了国民党官员体系。在他看来，那么多人在国民党做官，为什么整个党所表现的成果就那么差呢？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2000年，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陈水扁委托司马文武来写就职演讲辞。随后他便被委任为“国安会”副秘书长。

从一个被情报人员监视的异见者，到情报部门二当家，这中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过程？人们认为他从此被政府招安，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

但在司马文武看来，去“国安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国安会”4年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明白了那些外交消息、军事情报背后的价值。这名曾经名震岛内的大记者甚至会去以色列考察军火。

在“国安会”任内，他不与记者交往，不写文章，不对外发言。

但是骨子里的记者情结，最终还是让他选择了离开。他总结出记者的一种特质，就是路见不平，总想行侠仗义，面对遮蔽，总想把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2004年，陈水扁连任“总统”，司马文武重归新闻界。

专栏作家最过瘾

这一回，司马感到的却是陌生的窒息感。

政党轮替后的4年里，台湾媒体基本上已经在蓝绿阵营中就位。凶杀、暴力、色情开始成为新闻业的主旋律，媒体不再把社会正义奉为最大理想，转而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请他来做报社的顾问和专栏作家。在司马文武看来，当专栏作家最过瘾，可以主张理想、推销正义，又不必冲锋陷阵。

在体制内待了4年的司马文武对媒介也有了新的看法：批评不代表永远站在对立面，如果媒体要当“永远的反对者”，应该是所有政党都要批评，而不是为了反对执政党就同情在野党。

戒严时代的台湾记者都是知识分子，没名没利，后来一有机会，就跑去当官或者教书了。

很多次，他扪心自问，“这是一个正当行业”么？记者在社会上被人看低，是否还有必要从事这一行当呢？

他在心里盘算着：当年的同学经商的，不是健康出状况，就是家庭有问题；当教授的，帮助年轻人成长自己却未必成长；跑去当官的，为出头煞费苦心，就算当了政务官，没有任期保证，说不定哪天，一下就没了位子；当公务员的，一辈子在公文里打转，生命又有什么意义？

当记者，能够维持生活的品质，又可以为这个社会做有价值的事情，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