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启大：台湾小岛上的一棵大树

不安于现状的新生活

与李登辉太太的官司（在“私运美金案”中，曾文惠诉谢启大诽谤），判决非常多地扭曲事实。我打定主意回去坐牢，但要选择时间，我在台湾大选前四个月回去，坐完牢我又回到大陆。

我对台湾了解了50多年，但对自己的祖国大陆却不是很了解。我很希望在我的余生能增加了解。

我有一个信念，我知道一块大石头可能需要锤很多次才能锤破，我一次、两次、三次地去锤它，锤到98次时，可能还只有一条小裂缝，但99次时，它可能已经叽哩嘎啦了，100次时它可能就裂了。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持续的努力。我有能力锤10次，就锤10锤，别人会接着锤。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过程。我在台湾的成功也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前三年都是空转。

我来大陆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台湾已经没有意思了，我的同事、下属都是我的学弟学妹，共事还是辩论，都是熟人，那有什么意思？我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活得很理想化的人。

我也有挫败感，曾经很想自杀，小时候从来不快乐。我的逆境很多，遭遇了很多挫折。带着孩子等我先生四年，也很辛苦，他回来后不问我这段辛苦，我也不提。当然很难过，不可能不难过。可是我不难过，难过也没有用。

那个案子判我诽谤罪我倒不难过，我觉得就会是这样的,它不足以伤害我。亲情和家人的事情会对我有打击。

我做了三十年，没有退休金。“立法委员”相当于部长级，但没有人说这官职有退休金。有人提出要修改政务官退休条例，想把“立法委员”拉入政务官行列。他来找我，说，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就这样做。我说，抱歉，我一定会反对。否则，这会变成集体自肥，比如，“司法院院长”离职时，已经拿了一份退休金，当上“立法委员”再拿一份，这不是双份么。这一反对，每人少掉两千万的退休金。

我这样想，我是一棵大树，在台湾这个小岛、这个小盆子里面生长的一棵大树，我也长枝叶，也开花，也结果，看起来也挺不错的，可是我真的想要离开，移到宽阔的土地上去。树要移是很累的，移多了会死的。我想了半天说我要移，那怎么办，就要把枝叶统统剪掉，开的花结的果都拿掉，然后移到这片大土地上，我要活在北京，在上海扎根。我要抓住这片土地，先从台湾取水来浇，然后根往下长，直到找到水源。现在我找到了，树已经活了，我度过了危险期。我就开始长枝叶了，再有可能就会开花结果了。

(潘晓凌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