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被海水泡皱的书

我最早的书架,是一个肥皂箱,能装两抽屉的书,上山下乡时带着放在知青宿舍的草棚中,上大学时塞在上下铺的床底下。

责任编辑:刘小磊

余中先(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29日《南方周末》)

我最早的书架,是一个肥皂箱,能装两抽屉的书,上山下乡时带着放在知青宿舍的草棚中,上大学时塞在上下铺的床底下。

青春年少时,赶上“阅读饥渴”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基本无书可读,但求知欲旺盛,便四处找书来读。所谓找书,一是偷(从被查封的阅览室、图书室顺几本出来),二是借(借来的书大都无封面封底,前后都缺几页,因为已经被人翻烂了,因此,书名及作者往往不得而知),三是传(一本书到了我们手中,约好谁上午读,谁下午读,谁晚上读,往往三四天里就有十来个人读上了),四是买(“文革”后期,也有一些好书出来,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春天,更是我在海淀书店买书的黄金时期)。

记得后来,有记者来采访,问起对我影响最深的几本书,我提到了《水浒传》《约翰·克利斯朵夫》《世界通史》,另外,还有《鲁宾逊漂流记》和荷马的两部史诗。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我最早读到的是《水浒》,那是“文革”中期,我十四岁,我的三叔家有《水浒》,我便借来读。少年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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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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