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汶川 | 灾后心理援助: “疗愈学生的同时也是自我疗伤”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也因此成为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元年”。最早派出心理救援队的是唐山市政府,因为“唐山人知道这种痛”。

责任编辑:袁端端

教师何莉在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心联小屋”给学生做心理辅导。(青爱教育基金会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10日《南方周末》)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也因此成为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元年”。最早派出心理救援队的是唐山市政府,因为“唐山人知道这种痛”。

但一开始,老师和校长对心理援助的队伍非常抗拒,张银俊灵机一动,在安置区旁的路边竖起了一条红布,上书——“高考心理辅导”。

闪回,灾难心理学专业术语,指个体不由自主地、反复地回忆灾难的图像,伴随强烈的情绪和心理反应。

对教师何莉来说,闪回是父亲收缩瞳孔中“不堪”的自己。

十年前那场灾难到来时,何莉和母亲、姨妈母女都在医院,围坐在刚做完手术的父亲病床边闲聊。第一阵剧烈晃动后,姨妈和她女儿奋力往楼下跑,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阵震动后,何莉趴到父亲身上,吻了一下浑身插满管子的父亲,与母亲转身跑到卫生间——母女俩下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殡仪馆门口的名单上。

十年中,她一直自责没有把姨妈和表妹叫住,父亲最后惊恐无助的眼神更是时时在脑海中闪现……除此之外,她不敢细想。

世卫组织调查显示,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超过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2008年的汶川地震,让心理援助在中国被更多人了解。国务院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要求各地将心理援助纳入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元年”。

震后,超过3000名来自各地的心理援助志愿者涌入震区,“做科研做问卷的、弹吉他的,什么人都有”。两周后,志愿者人数锐减为不足百人。十年后,留在震区的心理援助者已是寥寥。

何莉经历了近两百次不同组织的培训,现在她是都江堰市北街小学“心联小屋”的心理咨询老师。但熟悉何莉的人都知道,她不去逛街、很少休闲,“拼了命地工作”,“回馈社会”是她生活的动力。

“我爸本来就胆小,那个时候应该被吓坏了。”何莉说。十年了,她再也没有机会验证这种揣测。

“他连地震时脚下的一根草都能记住”

汶川地震后拖曳的创伤之深超乎所有人想象。

地震发生后一个半月,灾难惨烈的痕迹已基本清理干净,一个孩子找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刘正奎:“叔叔,能不能带我回学校看看?”

此时的北川中学震后残骸已被清理干净,但孩子对一切异常熟悉:“这个是张敏宏,他的胳膊断了掉到这儿;这个是李常西,他的脑袋这里被砸了个坑。”

6月中旬四川已经入夏,刘正奎却打了个冷战。“他连地震时脚下的一根草都能记住。那个刹那我仿佛回到了5月12日下午的北川中学。&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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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邵小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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