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境界

（本文首发于2018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据说这是王氏的创见，学界尊为“境界说”。我们谈境界，不能绕过这位大师。

《人间词话》所说的境界，也许可以称之为美感的境界，景况现象能够满足美学上的要求，始得称为境界，所以词话只谈境界之有无，不谈境界之优劣。文学作品除了美感的境界，应该还有一个“意义的境界”，因为语言文字是有意义的，意义的境界可能对音乐不重要，对文学重要，可能对文学里面的诗不太重要，对小说散文就十分重要。这方面，《人间词话》有一段话引人注意，它说，宋徽宗、李后主，都是亡国之君，都有作品留下，徽宗的作品仅是自悲身世，后主的作品俨然有基督释迦担当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我好容易盼来这个“意”字。叶嘉莹教授论后主，引了《人间词话》的这段话，加以解释发挥，在她的评论文字中除了“其大小固不同矣”，还添上一句“其高下固不同矣”。我好容易盼来这两个字，“高下”。后主作品究竟何处有担当人类罪恶之意，姑置不论，国维先生到底也指出关怀众生比斤斤个人祸福要“大”，叶嘉莹教授更进一步点破，这个样子的李后主比那个样子的宋徽宗要“高”。顺水推舟，我也可以大胆直言，美感境界无优劣，意义的境界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