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地震的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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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为一个团队创作时，应该将一些自我的东西放在一边，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不再是用很自私的方式来绘画。整个活动就像演奏一个交响曲，这种情形下，你个人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共同做的事情。”帕斯卡说，“西方没有这种集体绘画。这次活动给西方艺术家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在西方，大多数普通民众将艺术家等同于那些没有工作的在街头卖艺或在地铁卖唱的人。”

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和中国的艺术家一起作画，在岭南油画研究馆馆长刘洺看来，它的艺术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就像土地、房地产资源一样，它也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刘洺说，“真是此情难再，可能其他事件，都很难让这样级别的画家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惟一性的，加上各种风格流派之间的糅合难度很大，虽不敢说空前绝后，也是非常稀缺的，这个价值不可估量。”

这次最年长的是张彤云，八十多岁了，撑着拐杖来了。她丈夫是著名油画家尹国良，在家里作画，抱着一个热水袋，旁边还放着一个氧气瓶。

陈佳2005年从美院毕业，说她从附中到美院读了八年，没有这几天学得多，平常老师画画是秘密。但这次是公开的。比如孙洪敏擅长刀法，林永康喜欢用笔画了再用手蹭一下，都有人围过来“偷艺”。

在“文革”中为广交会画大画著称的画家梁照堂说，即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盛行集体创作的时候都没有搞过这样的创作。“几代画家、这么多人齐心合力，尤其是在现在艺术观念多元化的情况下能够团结起来，如果不是这场灾难是很难做到的。”“放弃自我，要大我”是画家李金明对这次集体主义创作方式的主要心得，“很奇怪，最后画出来的画很统一，不是追求一种精密，而是追求一种力量，比较清晰，而不是很细腻的感觉。”

画家潘嘉俊感觉自己的个性服从总体的思考，“跟过去那种政府指令的遵命艺术不同，也和那种纯艺术的创作有区别，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号召大家”。“我是1978年出生，我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那时候的文艺工作是为政治服务的。这次活动是自发性的，最多时六七十个人同时在那里画画。”画家段远文说。

联合画家为灾区做点事的最初发起人是广州市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陈铿，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陈锐军和刘洺的响应，而“外行”的陈锐军的构想正是现在这样的全景巨画。“牺牲”是画家谈到频率很高的词。

旅美画家钟耕略说：“个人肯定要有所牺牲，这种集体创作也是在中国才能够有的东西，在外国一般是不容易做到的。”

成都画家曾妮在她的博客上称道这种“合作的力量”：“我去画的那天是星期天，空调也没有开，大家都是汗流浃背地在那里画，很多老师都是连续工作好几天。我只在那里画了两个多小时就受不了了。”

跟以前的历史画没区别？

画家陈铿5月18日把他在网上找到的关于地震的图片打印了二百多张，放在画廊的桌面上，大家在那里翻看。

拿林永康的话说，是媒体给了艺术家这种生活，艺术家靠前线的媒体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来的图片来感受，因此要感谢媒体透明所带来的成果。

旅美画家林圣元一直习惯于使用照片创作。不过以前都是他自己拍摄。5月14日，地震才一发生，他就以《环球时报》上一张获救女孩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即将重生的喜悦的照片为蓝本，花了一个通宵，画了一幅画，17日义卖得了20万元，捐给灾区了。

参与创作的薛景是惟一到地震灾区现场的画家。最开始他是唱反调的，他觉得没有必要用新闻图片或者网上下载的东西，因为画家的眼光可能和新闻记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5月30日的时候他跟广州的一个慈善组织一起到了灾区。“到了灾区之后，解放军奋不顾身地抢救啊这些场面很少了，像我们画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没有了，但其实还有更感人的东西。”薛景看到，在一片废墟上，有一个妇女在澡盆里给她的孩子洗澡，她在旁边拿废砖头搭了一个炉子，用倒塌房子里的废木头，烧水给她的孩子洗澡。

令薛景感动的是，“六一”儿童节前，绵竹一个镇里的学校，很多家长在废墟上摆放花圈纪念他们的孩子，一个从成都开车过去的外籍教师，在桑塔纳轿车里装满了给小孩买的各种文具，礼物装到车顶了，只有驾驶位有点空，他把车开到废墟上，直接在那里发东西给学生。

“我们这次的活动是画家献了一把爱心，就是把新闻图片用绘画的形式串在一起表达出来了而已，我到那里后，找到了自己的视角。”薛景说。

曾妮是来广州避难的，她选了惟一一张是笑脸的照片：“我不是模仿照片，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的神采和那个女孩的神采可能有一些共同点，我就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女孩的表情特别生动，是一个牙齿没有长全的小女孩的笑容，笑得很开心，可能是灾难过后还可以享受到家庭温暖的。因为是赶时间画的，能看得出来运笔的流畅和一种激情。”但她觉得大型油画是“在走老一套，跟以前的历史画也没有什么区别”。

依画家邵增虎来看，这种作品主要是一种“新闻效应”：“过去几十年沿袭下来的命题创作的搞法现在似乎又恢复起来了，它的政治性和宣传性都有，但是它的艺术性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有点‘大跃进’的感觉。我们作为参与者，不能一开始就给这种事情泼冷水，不然显得我们很没有爱心啊。”邵说，“你的热情是一回事，但是创作规律是另一回事。我们感情的伟大不能够代表作品的伟大。”

画家林永康也同意“从整个中国美术史来看，它还有待加工”，但他认为它和过去的“红光亮”有比较大的距离，那时所表达的形象都是理想化的，人物都是红得没有皮的，跟高血压一样的。这次震灾绘画，是朴实的，回到生活本身，跟“文革”时期的集体画很不同。

（王彦、王霞、李庆雅、郭丽萍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