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闯关 摘帽“污染 ”3位老人见证4次三中全会

通过他们的回忆,呈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不易和曲折。

责任编辑:钱昊平

从左到右分别为:杨启先:生于1927年,曾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参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高尚全:生于1929年,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参与十二届三中、十四届三中、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张卓元:生于1933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参与十四届三中、十六届三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6月21日《南方周末》)

从“计划”到“市场”的关键节点

●1981年 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1982年 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 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

●1992年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1993年 十四届三中全会,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

●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13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起决定性作用”。

89岁的高尚全依然很忙。只要没有其他的事,每天上午8点一刻,他都会准时到办公室,在那里写书、校稿、看清样、接受采访,“感觉每天事情做不完”。

这位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退休后,办公室被安排在北京皂君庙4号,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地点。6月8日上午,高尚全在会议室接受了南方周末的采访。

走路时步履已缓慢,但他精神依然饱满,谈起改革的过往,丝毫不见疲态。说到激动处,坐在沙发上略后靠的身体,就会微微向前倾斜。

过去4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有许多重要拐点。其中有4次“三中全会”较为关键。分别是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高尚全参与了前3次“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尤其是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认为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决定性步骤”。

这是高尚全第一次参加中央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时年55岁。那一次,年长他2岁的杨启先也是起草组成员,杨启先当时是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

等到1993年,高尚全第二次参加中央全会文件起草时,比他年轻4岁的张卓元也进入了起草组,张卓元时任中科院财贸经济所所长,此后,张卓元相继参加了十六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

杨启先、高尚全、张卓元,3位老人就这样交替见证了那关键的4次“三中全会”。如今他们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通过他们的回忆,呈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不易和曲折。

起草组“换将”,旧瓶装新酒

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第一次被写入了党的决议,意味着“精神污染”的帽子正式被摘除。

起初,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成员中,并没有高尚全。

先于他成为起草组成员的杨启先曾告诉南方周末,起草组1984年6月初入驻北京玉泉山。作为清代的“三山五园”之一,玉泉山在1949年以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地标,多数重要文件都起草于此。

工作两个月之后,起草组拿出了一个提纲,但没有突破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定调。

中央决定用“换将”来打开局面。起草小组负责人换成了时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林涧清,新增成员包括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高尚全,以及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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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周凡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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