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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向善,一股即将澎拜的浪潮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晗

2018-07-12 16:54:14 来源:公益

中和农信以商业方式帮忙解决中国农村小额贷款难题而出名。(中国扶贫基金会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一股“商业向善”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潮流。在人人都是中心的互联网时代,商业企业将更关注社会、用户、员工和环境的关系,把做“好事”纳入企业的盈利策略中,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力。他们发现,让商业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对商业利益最大化也有帮助。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商业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尝试解决社会问题,将做好事纳入企业盈利策略中,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力。他们发现,让商业成为一种向善的力量,对商业发展更有帮助。

2018年3月,京东宣布将与澳洲牛肉商HW Greenham & Sons Pty Ltd合作区块链平台,让消费者可以在区块链上追踪每一块牛肉的来源,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让他们完全了解自己所购买的肉品。

6月,世界500强碧桂园宣布进军农业,组建农业公司,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为乡村振兴做些事情”。

2017年10月,在云栖大会上,马云宣布阿里巴巴成立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实验室“达摩院”,他指出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是阿里巴巴探索人类科技前沿的根本动力,而“解决社会问题”是公司始终贯彻的技术研发逻辑。

同在10月,完成新一轮40亿美元的融资后,美团创始人王兴宣称美团已经进入“社会企业”阶段,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一些小型企业在成立之初,就决心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共益企业或者社会企业。

在这些行动中,一股“商业向善”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潮流。“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际公益学院董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商业向善应当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即将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

20世纪经济模式过时了?

为什么大企业纷纷“向善”?

其中一个声音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模式急需改变。

21世纪是一个属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时代,科技创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社交模式,而“互联网+金融”更改变了财富积累方式。

2017年12月,在首届“义利99”榜单的发布会上,马蔚华提到当前经济发展的两个特点,“一边是财富急剧增长,一边是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从企业家到消费者,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商业对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显现各种恶果。管理学家乌麦尔·哈克认为,这是旧有商业模式必然带来的结果——鼓励及刺激消费造成过度浪费,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环境破坏,而财富的分配制度也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他将这种模式比喻成狩猎场,猎人们恣意攫取利益、转嫁成本、积累深层债务。

2016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了《新商业文明》一书。在书中,乌麦尔·哈克指出,20世纪的经济模式在21世纪的今天行不通了,今天的世界像一艘方舟,人与人、国与国更加紧密相连,而“方舟上的经济繁荣根本在于最大程度降低伤害,重新建构商业模式”。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为此书写了序言,他说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中心,这时“企业应更关注用户的终生价值以产生可持续的利润,更关注社会、用户、员工和环境的关系”。

事实上,“商业向善”的呼声近年来层出不穷,欧美多位经济学家、管理学者、企业家、慈善家纷纷发起不同的倡议和运动,尝试为企业的性质重新定义,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波特推广的“创造共享价值运动”、比尔·盖茨等人发起的“创新性资本主义”、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影响力投资”以及由共益工作室(B Lab)所推动的共益企业(B Corp)运动等。他们共同认为企业不可能也不应该片面追求经济利润,要同时兼顾社会更多的利益,解决社会问题。

商业模式急需改变已成共识,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也认同《新商业文明》的观点。在推荐序中,他指出在这股变革浪潮中,中国应有更多作为,“中国企业能做的首要一点,是建立全球视野及全球责任担当,这也是新商业文明的一个核心要素”。

现实需求和时代机遇

在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早有“义利并举”的传统,并深深融入政府的治国理念、民众的生存法则和商界的基本逻辑。在项兵眼中,商业向善更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时代机遇。

“商道纵横”是一家企业社会责任(CSR)领域的独立咨询机构,在分析2018年政府报告后,他们发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严要求、更高标准和更全面的考核”。其中,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意味着企业在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循环经济等领域面临着新的机遇,而“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强调“提高污染排放标准”,这都意味着企业面对环境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企业带来了战略机遇。

“商道纵横”创办人郭沛源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政策肯定会推动企业更多去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两类企业,一类是央企,一类是大型民营企业”,比如在脱贫攻坚领域,“碧桂园、恒大、万达、腾讯、阿里巴巴等大企业,都是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将脱贫攻坚与自身业务去结合,投入脱贫攻坚领域”。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就在上个月,广州本土最大民企雪松控股也决定出资30亿扶贫贵州毕节。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创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局面的形成,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服务公共功能,创新性的“商业向善”,给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和意想不到的影响力。

2017年9月,《财富》杂志发布的“2017年50家改变世界的公司”榜单中,3家中国公司登上榜单,分别是蚂蚁金服、腾讯和摩拜单车,其中蚂蚁金服高居第6位。

该榜单强调自己看重的并非“善举”或企业社会责任,而是商业改变社会的力量。其中,蚂蚁金服上榜的原因是蚂蚁森林应用。这款应用承诺,用户每减少17.9千克碳排放,种下一棵虚拟树,蚂蚁金服就会在阿拉善栽种一棵树。该应用吸引了4.5亿用户关注自己的碳足迹,2017年种植了八百多万棵树。该榜单认为,蚂蚁森林的成功,更让蚂蚁金服保持了用户的忠诚度。

“向善”对商业发展大有帮助

“义利99”,是一份针对上市公司的榜单,它更清晰地显现商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存在促进关系。

2017年12月,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推出了全球首套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体系“义利99”,全称“A 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义利99”。

该体系以“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模型”为工具,选取了A股300家企业,以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效益为内容,中国建筑、长江电力、正泰电器等99家企业成为首届上榜的企业。

在“义利99”发布会的公开演讲中,担任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轮值主席的马蔚华表示,通过“义利99”的研发,他们发现“使命和愿景清晰的企业,勇于创新的企业,它们的财务表现也普遍优于其他公司,同时也表现出更稳定和持久的增长性”。

“共益企业”(B型企业)标准也在证明,“向善”对商业发展大有帮助。

这套标准从公司治理、员工、环境、社区和影响力等5个方面进行评估。从企业模式而言,共益企业与普通公司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共益企业致力于让所有参与方(员工、供应商、社区、环境和股东)受益。目前全球共有2500家公司获得认证,中国有9家。

2018年4月12日,乳品企业“达能”宣布,年营收超过 60 亿美元的达能北美公司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 B 型企业公司。达能首席执行官Emmanuel Faber在媒体采访中表示,越来越多人开始期望制造流程要更公平透明,成为B型企业是“信任的标志”,他们要重新赢回人们对食品的信任。

共益企业在中国是否获得更大的发展,郭沛源的观点是:“要看一些主流的商业机构是否会纳入其中”。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需要这样一些标志性的企业去申请共益企业,如果只在小范围被认可,不能对融资、销售、市场占有率和品牌认知度产生大幅的提升,就很难有更广泛的参与度”。他特别提到“社会企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圈子太小”。

把钱投给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

对一直推广社会企业概念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来说,“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是大势所趋。2017年,他出了一本谈论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的书,名为《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在公益圈引起不少争议。在书中,他谈到在今天,公益与商业的边界已经渐趋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模糊地带正是社会创新的精妙之处:活力空间,混沌所在”。

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一书中,该书作者将这种趋势称为“新公益”,“以市场的模式做公益,使公益不仅仅是无偿的捐赠,也可以是一种可营利的事业”,新公益的模式包括英国的“社会企业”、美国的“创投公益”“影响力投资”“负责任的投资”等等。

徐永光认为商业可以“向善”,公益也可以“言商”,引入商业手段,将有效地提高公益组织的效率,甚至可以转为商业模式。积极倡导“影响力投资”,则成为徐永光在推动公益与商业进一步融合的重要行动。

据《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作者描述,“影响力投资”来源于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意大利贝拉吉欧中心召集的一次会议,众多投资人、创业家、慈善家一起讨论“资本投到哪里,才能最有效地造福社会和环境”。所谓影响力投资,就是公益与金融的结合体,作为投资方,把钱投给那些带来社会影响力的企业。

2018年6月,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在深圳举行,此次年会上,江苏的“亲近母语”和“庆渔堂”分别获得1300万元投资,这两家企业均怀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使用商业模式创造产品。

在会后总结中,徐永光特别提到,八百多人的会议,来自于企业、投资界的参会者首次超过公益领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的发展主力部队在投资和商界”。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总监钟毅是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最早参与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表示,以往是从公益圈推广社会企业,影响力有限,他们现在希望能够转变思路,“商业领域推广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参与形式更多元,范围也更广”。

马蔚华也在当天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和徐永光一样,是“影响力投资”的有力推动者。他认为影响力投资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有着密切关系,“符合中国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五大理念”“本身就是一种协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在当天的发言中马蔚华如是说。

钟毅感到这两年关于“影响力投资”“社会创新”的气氛明显热起来了,但她也承认,“主流的商业向善还是趋势,但能够看见参与的企业越来越多了”。

现实归现实

时代变化太快,商业和公益组织都敏锐地觉察着浪潮的方向。

6月,在“公益创新说”的演讲中,爱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王兵将这个时代称为:“五浪叠加”,小而美的农业化时代、追求极致与规模化的工业化时代、互联网化时代、大数据时代和个性化的智能时代。

王兵认为,如今在商业领域,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处于第四、第五时代,在公益领域,不少机构仍处于第二个时代向第三个时代过渡的阶段。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商业还是公益行业,创业者们则在不断寻找新兴市场和变革的机会。

王兵描绘了充满希望和变革的未来,但落实到现实中,“五浪叠加”也同时意味着更复杂甚至混乱的局面。

对很多企业来说,选择“商业向善”,加大企业社会责任力度最紧迫的原因,来自政府政策的推动、监管部门的要求,消费者以及社会直接施加的压力。

公益领域中的社会创业家还处在初创阶段。据报告《中国社会创业家新生代数据画像》的调查显示,近一半企业存在自身发展的阻碍。

其中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观察。

从商业向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张维迎一再提醒,企业与公益的界限。他指出,企业是为了创造价值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和谐”而存在。在《共益企业指南》一书的序言中,他特别强调,共益企业给现实中利润机制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理念和行为准则,但不是替代利润机制,作为企业,首先需要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经受住市场的验证。

而对于公益组织向商业模式转型,公益领域的不少人也有所保留。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一直倡导“让资本走向共享”的理念,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商业向善很重要,但他“不主张也不赞成公益市场化”。

中国扶贫基金会前执行会长何道峰也认为“有些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社会企业之商业化方式来解决,但不能走极端”,在一篇《商业之道,公益之德》文章中,他写道:“毕竟大量的公益构建是不可能用企业化赚钱的方式来解决的,依然需要大量小而美的‘雨滴’来润化人心、化解冲突。”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帆同时是商业投资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坦言这几年公益圈的新名词新概念有点多,但不能混淆,要有所界定,“界定好标准和规则”。张帆认为,商业和公益是伙伴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当然,他也乐于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向善,以商业的巨大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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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小夏 责任编辑: 吕宗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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