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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切实纠正违宪行为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胡文静

发自:北京 2018-07-19 18:11:35 来源:法治

2018年6月25日,郭道晖先生接受本报专访。他目前正在整理自己的文集。(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现在反复讲要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法很新,也很好。倘若能够落实的话,那中国的法治就大有希望。

九十高龄的郭道晖先生,如今一人住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疗养院里。他说自己虽身处“斗室”,但仍心系国家的法治进程。

2018年6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午后登门拜访时,老人正对着电脑,梳理《郭道晖法学文选》的目录。密密麻麻的文件夹按年限、主题划分,装载着他四十余年的法学思考和九十年的人生领悟。

作为“法治三老”中的最年长者,郭道晖属于半路改行: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后留校讲授哲学和研究美学;1979年4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自此“遁入法门”。那年他51岁。

1987年8月,郭道晖调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两年后离休,被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其间,他率先在《中国法学》上组织开展人权法学和权利问题大讨论,首创“权利推定”和“社会权力”新理论,提出将通行的“法制”改为“法治”,又进一步提出将“法治”提升为“依宪治国”。

他的上述思想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祖先爷”。郭道晖出生于湖南湘阴,伯曾祖父郭嵩焘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主张学习国外的制度和技术;祖母曾氏早年留日,思想开明。从他的父亲一代开始,都走上了“学工救国”道路。而抗日逃难的经历,使得年轻的郭道晖三兄弟“不约而同”全部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郭道晖的特别身份还有,他是朱镕基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入盟(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新青联)和入党介绍人。翻开朱镕基赠送给他的2016年家庭聚会相册,他口中念叨:“镕基为人很念旧,又敢言。”

没有正确思想怎么能立法

南方周末:您在清华学的是电机,教的是哲学,年过半百转行从事法律工作。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折?

郭道晖:当时(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1983年改称法制工作委员会),彭真担任主任。但他刚从监狱出来,手下没有人,就找来了王汉斌。

王汉斌解放前曾负责领导清华等校的地下党员工作,他的夫人彭珮云是我的直接领导,后来当过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他让彭珮云给我写信,要我去法委工作。

一开始我还不太愿意。我没有系统学过法。另外就是我觉得法律太枯燥了,抠条文,一条一条没有味道。我那个时候讲哲学、研究美学,朱光潜、黑格尔以及中外其他名家关于美学的书我看过不少、还钻进去了,写了一本《鲁迅的伟美观》的专著,书到现在还没出版。

后来我想想自己被夺去的20年青春,对缺乏民主、缺乏法治的恶果有亲身经历,所以想做些有益于国家法治建设的事情。现在我自己评价,幸好五十岁以后还转入法学,还真正干了一点事,要不然就是个万金油。

南方周末:您如何从零开始学习法律?

郭道晖:在工作实践里学的。靠自学。我不像李步云、江平等教授,他们都是科班出身。李步云是北大的研究生,张友渔是他的老师;江平是留苏的。我非科班出身,就扬长避短。哲学和法理学接近,法哲学嘛,我就研究法理学。我法律知识少,框框条条也少,思想可以放开一点。

另外,我参加了很多最高层次的立法会议,了解很多立法情况,这弥补了我的不足。我这人有个特点,手头很勤,包括中学时的日记到现在都保留着,十六万多字的《流亡两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听到有意思的发言我都会当场记成卡片,一则为工作需要写简报,二则为自己日后研究用。那时的人大代表法律知识也很匮乏,记得在审查刑事诉讼法时,有人就问,怎么“第一是审程序,第二还是审程序”,他们不清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是专门的名词。还说“法人”就是指“守法的人”。

南方周末:去人大报到的第一天,王汉斌就请您立即撰写一篇《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实行租让制》的论述。据说您用了三天时间完成。

郭道晖:这篇文章主要是写列宁时代搞新经济政策,把外国资本引进来,开发国内的资源、发展经济。当时,苏联的干部、工人很多也抗拒——怎么我们刚把资本家赶走,又请外国资本家过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不然要饿死很多人的。

我屁股还没坐热就马上回到清华,首先把《列宁文选》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索引都抄下来,看了文章后做成卡片,然后再摘编撰述。

南方周末:这篇文章有个特殊背景:1979年7月1日闭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口气通过了7部基本法律,其中之一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前有些人反对这部法律,主要有哪些争议?

郭道晖:当时很多干部都认为,引进外资就是出卖国土,特别是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就是恢复租界、出卖国土,批评非常尖锐。没有正确思想怎么能立法呢?所以彭真想借列宁改革思想说服这些老干部。

我就有意识针对我们干部的思想误区整理出材料。这篇文章王汉斌打印出来在开会前就送上去。列宁的话当时威信很高,老干部没什么话讲。后来人家说“你郭道晖对经济法还挺在行”,我说我根本就不懂经济法,我是懂“文章做法”。

权利优于权力,这是根本转变

南方周末:82宪法制定时,作为当时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能否谈谈您所亲历、见证的修宪过程?

郭道晖: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中共中央建议,决定修改宪法,并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

实际工作主要由彭真主持,一直持续到1982年2月。彭真在当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时候讲过,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的监狱坐了六年,解放以后他又坐了自己的监狱九年半,为何会这样?他说他在监狱里时老思考这个问题,想不通,后来想通了,就是对我们过去不重视民主、不重视法制的惩罚。

彭真和王汉斌把胡绳、龚育之,宪法学界的“四大名旦”——张友渔、萧蔚云、王叔文、许崇德等专家都请去了,负责研究和草拟宪法草稿。经党中央审议后形成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组成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修改,最后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修宪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修改委员会”讨论时,我作为法制委员会理论组组长列席旁听,并参与了一些秘书工作。

南方周末:在学界,您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论述一直备受关注。和54宪法相比,82宪法有一个重要变化是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原来的第三章挪到第二章。

郭道晖:82宪法是在54宪法基础上修改的,但修改幅度很大。原来(54宪法)第一章是总纲,第二章是国家机构,第三章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82宪法把公民权利义务挪到国家机构前面。

公民的rights高于国家的power,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强调公民权利的优先地位,国家权力是公民通过选举赋予国家机构的。文本改过来很多年了,现在有些官员还认为公民权利是国家机关赋予的,那就搞反了。

南方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宪法监督机构,曾有过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乃至设立宪法法院等不同构想。2018年3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您怎么看这次更名?

郭道晖:我关注的是它是不是名副其实,能否真正承担起违宪审查的职责。任何国家机构、政党或武装力量有违宪行为,都应该追究责任。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能否真正纠正违宪行为,还有待观察,但首先我肯定这个做法。

南方周末:普通民众可能觉得宪法离自己比较远,您怎么解释他们和宪法的关系?

郭道晖: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宪法的大众化、社会化》,意思就是要把宪法交给人民自己来掌握,要把人民日常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或者受到的一些侵害,提高到违宪层面来审查、来审视。

现在反复讲要全面依法治国,而且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法很新,也很好。倘若能够落实的话,那中国的法治就大有希望。

南方周末: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李步云教授和您等法学家坚持主张以“法治”代替“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7年写入十五大报告,1999年写入宪法。为什么要这么改?

郭道晖:法制的英语原文是legal system,是“法律制度”。法治的原文是rule of law即“法律统治”,就是按照法律来办事,法律至上。表面看是名词之争,实则观念上有差别。

“法制”是个中性词,专制的封建社会也有完备的法制,但没有民主。“法治”就是任何个人、公民、组织等都要受法律统治,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制”的法律主体是谁,谁来制,制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而治理的“治”是水旁,中国有句古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水”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主体,是人民来治,不是治人民。

与“镕基先生”互相谈“爱”

南方周末您和朱镕基是大学同学,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能说说你们之间相处的故事吗?

郭道晖朱镕基这人很念旧。他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出差上海,他和市委宣传部长一起到宾馆来看望我,他主动对随行的人说:“这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朱镕基在中学的时候就和我两次成为同学。抗战时期,有个广益中学。我父亲在那儿教书,我跟着在那儿念书,比朱镕基高一班,我父亲教过他。1946年,我到湖南省立一中上学,现在叫长沙一中,他也辗转到一中念书,比我低一个学期。我是1947年春季毕业的,他是夏季毕业的。

考大学都是在1947年夏季,我俩同时考,又同时被清华录取。他很优秀,成绩平均80分以上有奖学金。我考了76分,所以是自费生。我们的宿舍是二院教室改成的,挨在一起,他住235室,我住236室。

南方周末:你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郭道晖:我们性格都比较耿直,也敢说。他进清华不久,1948年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爱与憎》,笔名是“容基”,因为那时排字间那个金字旁的镕字根本找不到。他是遗腹子,母亲也很早去世,是伯父养大的,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感到没有天伦之爱。他也对旧社会所谓被扭曲的爱很反感。所以他说除了爱,还要憎,憎就是恨那些不让你爱的,那就有所指了,就是对国民党有所指。他还提出要自我牺牲地去爱人民,这个提法挺好。

我那时已经入党,马上回应了一篇文章《与容基先生谈爱》。我说你自幼失去了父母,是可惜的,但也许还是值得羡慕的。为什么呢?往往父母之爱,溺爱、疼爱,结果阻碍了人类进步、阻碍了一些年轻人去参加革命。所以我们两个互相谈“爱”,后来人家就说这是当时青年人走向革命的心情抒发。

南方周末:中国的法治进程需要很长的时间,改革也不总是一帆风顺,您对当下及未来的法治领域改革有何建议?

郭道晖:我现在所想的就是,只要按照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照办就好。关键问题是得打破一切阻碍,真正去施行。包括刚才讲的,建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切实纠正违宪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就应该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一点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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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刘小珊 责任编辑: 苏永通 温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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