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版客户端

在这里,读懂中国

扫描二维码,立即下载

民间首发2016年社会组织经济贡献:2789亿 “公益GDP”被严重低估?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2018-08-09 18:46:59 来源:公益

“任小米“项目为内蒙古种植户创造了增收机会。(阿拉善SEE基金会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9日《南方周末》)

对于以非官方力量来帮忙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为终极目标的公益组织而言,其GDP贡献度一直被坊间认为是低估了。

过去,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对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停留在模糊阶段。类似模糊不清的,还有中国慈善捐赠总量。

公益学界呼吁国家统计局能将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统计纳入到国家统计体系。如此一来,有助于提升数据质量,使之更准确,更科学。

“2789亿元人民币,占2016年GDP的0.37%”。

这是“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研究”课题组2018年7月16日在京发布的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即非营利组织的GDP(NPO-GDP),简写为N-GDP。更通俗的叫法是公益组织创造的GDP规模,又称“公益GDP”。

对于以非官方力量来帮忙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为终极目标的公益组织而言,到底能给GDP带来多少贡献,一直没有一个拿得上台面的数据。

党的十九大报告先后5次提到包括但不限于公益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且首次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然而,社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始终说法不一。

为了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数据,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苦苦寻觅数年。在他看来,官方普查得出的社会组织增加值过低,无法体现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公益学界多次表达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的GDP贡献统计标准及口径不一,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被大大低估。

受南都公益基金会委托,国家行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市委党校的9位学者,于2016年6月组成“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公益GDP进行历时两年的摸底、测算与研究。

7月16日,该项研究成果在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正式对外发布。然而,其数值之低也引发专家诸多争议:到底该不该进行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规模测算?其价值在哪里?我们如何看待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数据?公益GDP到底有没有被低估?

N-GDP迷雾

要弄清楚公益GDP有没有被低估之前,首先得核算中国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究竟有多大。民政部自2007年起每年发布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其数据却维持较低值。

徐永光在翻阅《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时发现,2013年全国社会组织的增加值为571.1亿,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0.22%,同比2012年有所下降。与2007年0.28%的占比相比,整整下降了21%。这与他感知到的中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态势不符,至少从业人数、注册机构数量都增长迅猛。

“中国社会组织的(GDP)统计数据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合逻辑甚至是违背常理的!”徐永光在2014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如此表示。

一般而言,GDP统计有三种方法,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社会组织的GDP测算套用GDP统计方法。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业统计中,社会组织的增加值按收入法计算,即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据徐永光推算,2013年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9259元,社会组织就业职工为636万人,仅工资总额一项已达3100亿元。而劳动报酬只是增加值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概念上讲,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组织(原称民办非企业单位,后改称社会服务机构),其中民非包括了民办学校和民办医院,这两部分约占社会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一。

因此,徐永光作了大胆推测:25.5万家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等民非的GDP应该在3000亿以上。中国社会组织创造的GDP如果全部归口统计,应该在4000亿以上,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可能达到千分之七左右。

针对学界的公开质疑,2014年时任民政部规划财务司副巡视员何珊珊曾通过媒体回应称,外界质疑“公益GDP”是没有完全理解官方统计制度。例如,就业人员不等于取得报酬的人员。“返聘老干部、志愿者,大量的兼职人员是从原机构领取工资。所以用平均工资乘以就业人数肯定算多了。”

彼时,她还指出卫生部和教育部的统计口径与民政部门的统计口径不同以及有的社会组织不按规定年检,收集不到数据;社会组织本身存在新陈代谢,有的机构经济活动下降等问题。

当然,何珊珊也承认,社会组织增加值计算的基础数据可能有错误。比如统计的年检记录的基本单位是万元,但有的机构当成元为货币单位来填写。“刚开始统计年检记录的时候没有参照物,看不出来是不是填多了,之后几年才逐渐比较出来错误,而下一年用正确的数据,就造成了数据变少。”何珊珊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在上述公益GDP项目研究成果发布会上说,在过去数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对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停留在模糊的阶段。类似模糊不清的,还有中国慈善捐赠总量。数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我国捐赠总量较之美国差距太大,主要原因是两国统计口径不一,数据结构分类较大。而“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研究”课题组此次解决了一个迷糊不清的话题。

解开谜团

如果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公益GDP研究与测算并非首例。

199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对包括英美在内的22个国家开展比较研究项目,由此描绘出一个全球非营利部门的整体图景,其中的经济价值体现在:

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是一个1.1万亿美元的产业,其支出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6%,提供了相当于1900万个全职工作人员的就业机会。如果将志愿者的贡献也计入,则相当于2960万全职工作人员,占到这些国家非农总就业的7%,服务业的14%或公共部门就业的41%。

“如果将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比作一个单独的国家,那么它将成为世界第八经济体,比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和西班牙还要领先。”萨拉蒙在论文中说。

能否通过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说明其发展潜力,提高政府决策分量?这是许多国内公益学者有意探索的问题。

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仅占当年GDP的0.37%,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73%。这一数值超出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不少,但与徐永光最初预计的“4000亿以上”也相距甚远。

杨团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课题组在定义上有所厘清,确定以N-GDP的狭义,即一定时期内法人社会组织产出的新增产品和服务及其相关价值总和作为测算依据。

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测算对象锁定在该年年底在民政系统登记的社会组织总量70.2万家,其中包括33.6万家社团、36.1万家社会服务机构以及5559家基金会。

民办学校、民办医院的统计数据难以剥离,并未纳入测算范围。与之不同的是,美国一半的大学和医院、近三分之二的社会服务机构,大多市民协会、几乎所有的交响乐团都属于非营利部门。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数据,美国2016年非营利部门增加值为10344亿美元,占GDP的5.5%。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从GDP占比来看,“即便考虑我国社会组织范围与别国NPO范围的差异”,我国社会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相比仍然都有数倍差距,“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太吻合,说明社会力量的经济能力、活动能力都需要继续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

“僵尸组织”浮现

令马庆钰没想到的是,研究过程中,“僵尸组织”浮现出来了。在调查的表格里,他们将抽样中已撤销的社会组织进行标红,随着标红的组织数量不断增多,引发研究人员关注。后来,他们找到北京市民政部门询问其主观判断不具活动能力的机构数量大致有多少。最终,他们将“非活”组织纳入了测算视野。

抓取的标准一是已经注销(撤销)或正在走注销(撤销)手续的社会组织;二是连续两年及以上未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而多方联系仍然找不到的社会组织则被定义为“疑似非活组织”。

该课题组比对抽样结果进一步发现,中国非活性社会服务机构的占比为10.85%,疑似非活性社会服务机构占比为2.83%;非活性社团组织占比为12.50%,疑似非活性社团占比为1.96%。

“僵尸”即长期不活动、名存实亡的挂名组织、空壳组织。马庆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真正的活性社会组织要比政府公布出来的少。“即便不将疑似的计算在内,也有至少超过10%的是非活性组织,由此可推断2016年我国实际具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大约在60万-63万家。个中反映的问题值得注意。”

此次的测算共制定四个研究任务,其中“全国社会组织实际就业规模和三类社会组织各自就业结构规模”未能得出结果。

其问题出在数据上,社会组织年检需申报机构开展业务活动情况、财务状况及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负责人和从业人员情况登记。从业人员情况登记并未受到社会组织重视,填报情况不明晰。各地对从业人员的界定不一,许多社会组织主要依靠志愿者运行,因而将志愿者也纳入了全职工作人员中。

课题组在数据上遇到的问题不止于此。本次测算范围囊括31个省份,其中仅有17个省份对社会组织的数据进行了电子化管理,“很多还是手写的”,马庆钰表示,限于该课题项目的资金投入仅48万元,他不得不动员了诸多私人关系,因为这个过程需要得到各地民政部门的配合。事实上,这些数据因管理等问题,在客观上给课题统计造成了一定困难。

这里暴露了在统计中仍需改善的问题。北京市社团办处长闫晓强认为,测算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难度很大,此次研究不但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同时又对管理部门在信息建设的问题比如数据标准上提出了规范要求。

公益GDP被低估?

“得出的结论可能让我们比较失望”,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提及许多公益业内人士关注这一话题,本意是想通过摸清社会组织在经济上的贡献以提升社会组织在政策决策中的分量,目前百分之零点几的数值可能适得其反。

对这一非官方测算研究结果,公益学界有不同看法:有没有学术价值?公益GDP真的被低估了吗?

“社会组织是做人的工作、情感的投入、促进社会和谐,这不是经济价值能够测出来的。”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丁元竹便提出,在测量社会组织的经济价值时,也应该测量其社会价值、社会效益。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则表示,目前数值偏少,将促使政府部门和公众更加意识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迫切性。此外,政府管理及培育社会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需要对社会组织有更清楚的认识,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非活性的“僵尸”组织等等,以上研究结果和数据将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借鉴依据。

据马庆钰介绍,本次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报告发布会直播已超10万人在线观看,在行业内部得到诸多关注。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地方省市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向课题组表达对完整测算报告有研读等需求。

一直关注此次测算结果的徐永光表示,从测算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三个偏差。

一是2016年在中国社会组织的年度总支出中,有超过一半的支出没用于社会组织的直接产出,反而是大量的支出为政府贡献了经济GDP;

二是社团和社会服务组织除了自己的服务收入以外,其资助主要来自政府购买服务,而非基金会;

三是大量的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等民非机构是公司在办,而这些是计算在公共服务和市场商业的投资里的,“这是最大的偏差”。

徐永光据此进一步解释,1998年民办非企业制度出台,主要是为政府吸引投资,解决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投入不足。当时全国捐款8.9亿,希望工程占其中1.9亿。“这些钱根本不是用来办民办学校,要办也是办公办学校。”

实际上民办学校是教育公司拿办学许可证,民办医院是医疗公司拿行医许可证,民办养老是养老企业拿到了养老的牌照,所以民非只是“前台”,只是许可证,实体是企业投资。

“民非在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方面,起到的是杠杆、撬动和牌照的效应,所撬动的社会资源实际上服务于公共领域,(如果把这些GDP贡献也算进去)有可能是民非增加值和测算部分的10倍。”徐永光说。

换言之,“相对民间数据,中国公益GDP官方统计被严重低估”,这是公益界的普遍看法。

2015年7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第三部门GDP统计研究”报告。该研究估算得出,2013年全国社会组织的GDP贡献约4068亿元,为官方数据的7倍左右。报告称,官方数据与实际不符,不能够反映社会组织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2012年全国仅民办卫生机构的增加值至少为699亿元,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社会组织的总增加值仅为525.6亿元。”“第三部门GDP统计研究报告”同样对民办医院等卫生机构的数值部分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目前,中国公益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呼吁国家统计局能将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的统计纳入到国家统计体系。这样有助于提升数据质量,也更准确,更科学。

上一页1下一页
网络编辑: 刘小珊 责任编辑: 吕宗恕 实习生 甄学如 白桦

相关新闻

社会创新企业,在公益与商业之间
社会创新企业把理想转变为现实,实现商业与公益的互补、平衡,需要经历哪些考验和蜕变?
海归做公益,零星的火光
公益是一份工作,公益并不是只能拿低薪,公益也不是免费的。
公益组织如何提升自身能力
“做公益,没有自己的诉求与私利,都是为了公众利益,干吗不去透明呢!”
准备抢“捐”,2018年“99公益日...
2018年“99公益日”规则将力图打造一个更透明健康的公益生态,规则共建、准入规则和审查机...
评论0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