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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人事观察:省级政府“一把手”已全部到位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述贤

2018-08-16 19:18:55 来源:时局

2018年8月6日,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被任命为江西省代省长。(新华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16日《南方周末》)

从政经周期来看,2018年是省部级官员调整的“大年”。十九大之后,党和国家机构先后换届,进而引起省部级干部大规模调整,时间集中在2018年初和全国“两会”之后。

除了多人短期内频繁调岗,2018年的人事安排中不止一次出现“跨省联动”,最典型的是年初出现的省级政协主席联动调整。

当了1年4个月的青海省委副书记,刘宁在仕途上再进一步。

2018年8月7日,56岁的刘宁获任青海省代省长。到青海之前,他曾在水利系统工作过三十多年。1982年,刘宁进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此后历任副处长、处长、长江委副总工程师等职务。2009年,刘宁由水利部总工程师升任副部长,2017年4月转任青海省委副书记,首次担任地方党政要职。

随着刘宁任青海省代省长,因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人事调整造成的省级党政主官空缺已补齐,31个省级政府的“一把手”全部到位。

从政经周期来看,2018年是省部级官员调整的“大年”。十九大之后,党和国家机构相继换届,进而引起省部级干部大规模调整,时间集中在2018年初和全国“两会”之后。

到了2018年年中,调整还在继续。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相比以往每五年一度的集中“换将”,2018年上半年这轮省部级干部调整,延续了既有的一些规律,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人事变化多了新的看点。

省委副书记仍有大量空缺

在刘宁获任青海省代省长的前一天,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易炼红也被任命为江西省代省长,对59岁的易炼红来说,这次南下也是一次压哨升迁。

生于湖南、长于湖南的易炼红,仕途的上半程一直没有离开过潇湘大地。2004年,易炼红开始主政一方,从湖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位置上转任岳阳市委书记。

这次履新开启了易炼红的“市委书记专业户”生涯。此后12年8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在3个市任市委书记,其中担任岳阳市委书记的时间最长,达7年6个月,接着又以湖南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长沙市委书记4年2个月。2017年7月,易炼红迎来从政生涯中的首次跨省交流,调任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并在2018年5月升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继续兼任沈阳市委书记。

易炼红离任后,辽宁省委专职副书记补缺后再次空缺,算上刘宁任代省长后留下青海省委专职副书记空缺,加上北京、天津、重庆、贵州、山西、江苏的空缺,省委专职副书记空缺的省份达到8个。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专职副书记李佳2018年1月当选政协主席后,副书记职务也一直没有卸去。

造成副书记空缺的主要原因是, 经过十九大和全国“两会”的人事调整后,副书记们纷纷升至正部级。上述省份中,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景俊海、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唐良智、贵州省委原副书记谌贻琴都已升任省级政府主官,天津市委原副书记怀进鹏现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山西、江苏两省的省委副书记则都在本省升任政协主席。

实际上,十九大之后,省级党委副书记就一直不断在离岗,中央也一直在补缺。

2018年以来,已有9名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履新。他们分别是湖北的马国强,河北的赵一德,陕西的贺荣,江西的李炳军,浙江的郑栅洁,福建的王宁,河南的喻红秋,山东的杨东奇,再加上5月到任、7月就离任的辽宁省委副书记易炼红。

最近获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的喻红秋,仕途中亮点颇多。2010年中组部发起央地干部交流任职,时任全总党组成员、资产部部长的喻红秋,是66名“下派”厅官之一,当年10月任贵州省贵阳市委副书记。

下派两年时间不到,2012年4月,喻红秋升任贵州省委常委,是66人中最早跻身副部级的。同年11月,她转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又成了那批干部中最早回京任职的。2015年1月,中纪委在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喻红秋又被任命为驻中组部的首任纪检组长,直至此次赴河南任职。

2018年任省委副书记的9人当中,有5位兼任了省会或省内重要城市市委书记,这种人事安排在近年来已比较普遍。其中湖北的马国强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福建的王宁兼任福州市委书记,江西的李炳军兼任赣州市委书记,浙江的郑栅洁兼任宁波市委书记,易炼红在离开辽宁之前,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沈阳市委书记。

(梁淑怡/图)

新设部门这些安排不寻常

副书记们调整的“源头”几乎都要回溯好几步。2018年7月,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杨东奇升任省委副书记。杨东奇的前任、山东省委原副书记王文涛则去了杨的老家黑龙江当了省长。王文涛北上,则因为黑龙江省原省长陆昊已在全国“两会”期间被任命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自然资源部是2018年新组建的一个部门,2018年的机构改革力度之大为改革开放之后少有。受机构改革影响,一系列人事调整随之展开。

自然资源部是在国土资源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土部原部长姜大明生于1953年,按惯例应该在2018年退居“二线”。早在2017年5月,民政部原副部长孙绍骋就已调任国土部党组书记,当时被解读“为接下去的人事安排作准备”。

不过,由于2018年国务院组建了退役军人事务部,曾在民政部工作将近30年、当过民政部副部长的孙绍骋被委以重任,出任退役军人事务部首任部长。

部长退居“二线”,党组书记调离。新任部长只能另选他人,最终,曾经的“最年轻省长”陆昊成了自然资源部首任部长,51岁的陆昊履新后也是国务院部门中最年轻的部长。

新部门在组建,一些“旧部门”则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机构的领导相继被安排到其他部门任职,国务院三峡办原副主任王伟、安监总局原副局长李兆前、南水北调办原副主任陈刚已分赴全国供销总社、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任职,安监总局原副局长徐绍川赴广西任统战部部长。

新设部门中,有两个部门主要领导的安排稍显不寻常,他们本已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就职,但在新部门成立后,又继续担任新部门的领导,担负起“善后”的重任。

工商总局原局长张茅生于1954年,在2018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般认为这是退出“一线”的信号,但在原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药总局基础上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立后,张茅还是被任命为局长。

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时,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已经66岁,部级干部一般到了这个年龄就要离开“一线”,何毅亭在人代会期间也已当选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后,他继续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不寻常”的安排还体现在少数部委领导的排名上。部委中不乏正部级的副部长,常见排名方式是,他们会排在部长之后、其他副部长之前。

但市场总局副局长秦宜智和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尚勇虽是正部级干部,却排在多位副部级干部之后。秦宜智、尚勇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晋升正部级,目前,秦宜智在市场总局领导排名中位列第九,尚勇在应急管理部领导中排名第八。

“空降”和“上调”人数大致相当

中央机构改革后,新部门的领导层有一部分来自地方。除了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国家移民管理局首任局长许甘露、市场总局党组成员李利此前都在地方任职。

相应地,也有不少中央机关官员被交流到地方。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在省部级层面,2018年由中央机关“空降”到地方任职的省级官员至少有22人,从地方到中央的是24人,两个数字相当,总体上体现了“进出平衡”。

从中央到地方,有3人实现了由副部级到正部级的跨越。工信部原副部长唐登杰出任福建省省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泽林和中宣部原副部长崔玉英,分别在吉林、福建当选省政协主席。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沈丹阳,是“空降”者中为数不多的司局级官员,并由此升任副部级,8月2日,沈丹阳被任命为海南省副省长。

沈丹阳是位学者型官员,官至正局级之后,曾短暂回到母校厦门大学创办智库,2017年7月,他履新厦大时媒体曾用“华丽转身”来形容,他本人也向媒体敞开了心路历程。不过,他在厦门大学没待满半年,就回到了商务部,继续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

22名“空降”到地方的官员中,有4人来自纪检系统,原驻最高检纪检组长王兴宁和驻自然资源部纪检组长冯志礼分别出任陕西、云南纪委书记,驻中组部纪检组长喻红秋转任河南省委副书记。此外,原任中央第十四巡视组组长的杨鑫转任新疆自治区纪委书记,接替“上调”到最高法任党组成员的罗东川。

像罗东川一样,2018年从地方到中央部门任职的省部级官员中,大多都是平级调动。

目前已有3名原省级党委、政府、政协的“一把手”调任中央机关负责人。除了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河南省委原书记谢伏瞻于3月转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山西政协原主席黄晓薇也在7月份出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

长期在智囊机构工作的谢伏瞻是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曾兼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2001年两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网公示了新增社科院学部委员候选人名单,来自经济学部的谢伏瞻名列其中。

64岁的谢伏瞻,仕途起步于国研中心,从助理研究员当到中心副主任。2006年,他接替落马的邱晓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2008年5月,谢伏瞻成为正部级官员,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2013年3月开始主政人口大省河南,先后担任省长、省委书记。

比谢伏瞻稍晚几个月回到北京任职的黄晓薇,因仕途中的一段“救火”经历备受瞩目,2014年9月,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后,黄晓薇从监察部副部长任上转任山西省纪委书记,两年后任省委副书记,并在2018年1月当选山西省政协主席。

2018年上半年的人事调整中,被提拔重用的“救火队长”还有不少。3月升任黑龙江省长的王文涛,3年前就是从江西北上,接替落马的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2014年被派往四川资阳“救火”的市委书记周喜安,也在2018年被提拔,跨省升任安徽省副省长。

“进京”的官员中,陈一新则是为数不多完成从副部级到正部级跨越的官员,2018年3月,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升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不止一次“跨省联动”

履新中央政法委,是陈一新近五年来的第五次职务调整。他生于浙江,长期任职于浙江省委办公厅,2006年以省委副秘书长身份兼任省委政研室主任,2011年转任金华市委书记。

十八大后,陈一新先是于2013年6月任温州市委书记,接着在2014年底跻身浙江省委常委,2015年12月再获重用,任中央深改办专职副主任。

一年后,陈一新重回地方,于2016年12月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主政武汉期间,陈一新创立招才局、反“新衙门作风”等不少动作惹人注目。

离开武汉时,陈一新在“临别市级领导干部座谈会”上坦言,“现在有些布局已经见效,有些工作只是开了局、破了题,真正大见成效还需时日。”陈一新说,还望同志们一以贯之、一抓到底。

五年五度履新的陈一新并非个例,2018年以来,有多位省部级官员履新不久就又获任新职。

此外,2018年的人事安排中还不止一次出现“跨省联动”,最典型的要数年初出现的省级政协主席联动调整。安徽、湖北两省政协主席进行了对调,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政协主席互相轮换,因省级政协主席过去鲜有异地调任,此次5省政协主席联动调整被视为打破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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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zero 责任编辑: 钱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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