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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叙事起点:一座村庄里的“特区史”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晓君 陆宇婷

发自:深圳 2018-08-16 19:18:55 来源:时局

城中村改造完成后,渔民村32户村民每户能分到36套新屋。(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16日《南方周末》)

从南向北,深圳、浦东、雄安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上重要的三个城市地标。

同是荒僻之地,同是肩负重任的改革试验田,在不同的时代,三地代表着不同的改革方向,也引领着中国经济不断突围重生。

改革就是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受惠于34年前那次冲破制度藩篱的改革,深圳渔民村成了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并在此后持续享受改革的红利。而在渔民村之外的整个深圳,如今已经成了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

1990年代的浦东开发带动了中部地区金融、服务业的崛起,引领外资走入广阔的中部腹地。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整个中国都受益于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繁荣,走入黄金十年。

2017年开始建设的雄安新区,则代表着对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反思。环保先行、引入面向未来的高科技产业、抛弃土地财政,雄安实验将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奠定基调。

深圳罗湖区南湖街道渔民村,这座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村庄,是全国首个万元户村,也是深圳特区的叙事起点。

渔民村从香港淘来“泥头车”,给工地送水泥、石头、砖块,几分钱一块砖,拉回来能卖一毛多。

1360套单元房,通过抽签分到村民手中,每户能分到30多套、总面积1320平米的新房。由此,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拉开序幕,一直持续至今。

因为早年见过“小平同志”,邓志标成了见证历史风云的“镇村之宝”。

他是深圳罗湖区南湖街道渔民村的村主任。1984年1月24日—1月29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行程第二天,一行人来到深圳河河畔的渔民村参观“小洋楼”,留下一段“基本政策不会变”的佳话。

白驹过隙,当年总设计师的足迹历历在目,就连村口快捷酒店大堂,都悬挂着村干部与伟人同框的黑白影像。这座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村庄,是全国首个万元户村,也是深圳特区的叙事起点。

2018年,“照片里的人”77岁了,他习惯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洗澡,因为有腰椎间盘突出,晚上温度低,担心洗澡会着凉。老人家年轻时跟着生产队打鱼,后来村集体搞运输,又带领乡亲扛沙包,落下病根了。“整日都在奔波,挣口饭吃。”邓志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们的后辈们,不用再吃那样的劳苦。如今,依靠出租及分红,每户可以得到近70万元年收入。

栖身火车站广场西南一隅,渔民村绿植馥郁,人群熙攘。2018年6月初,送走一拨写作业的小朋友,社区图书室管理员文玉兴稍事休息,泡了盏茶来喝,旁边摆着一架音箱,时有音乐做伴。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丈夫在村委的物业公司任职,女儿去了社区工作站上班,一家人全在门口工作,“出来做事很充实,打麻将打得屁股疼”。

晚辈邓国华身上的担子就要重一些。“文艺汇演”“百家宴”“亲子运动会”等等,公益活动此起彼伏,作为物业公司保安部经理,他时常要到户外巡逻,。

2004年,渔民村完成城中村改造,32户村民每户能分到36套新屋,平均每户坐拥1000—1300平方米产业。邓国华家留下三套大户型自住,其余房产全部出租。“每家每户情况差不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异地务工人员租走了村民们的房子。村史馆文介绍,渔民村总面积不过0.25平方公里,居住着4378人,其中原村民只有220人,其他4158人全部是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95%。全村共有楼宇13栋,出租屋1213套。

渔民村是微缩版的深圳特区。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深圳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190.84万,其中非户籍人口806.32万;2017年11月,链家发布的《深圳租赁》白皮书显示,深圳有740万套租赁住房,城中村租赁住房达450万套,占比为60.8%。

消失的村办企业

知道有中央首长要来,邓志标擦拭皮鞋,穿上了件双面T恤棉衣。那天,车队在村口缓缓停下,众人围上去欢迎,随行官员介绍接待人员,听到村主任也姓邓,邓小平身后的女儿拍着爸爸的肩膀说:“五百年前还是一家的哦。”说完大家伙儿全笑了。

政策放开没几年,村集体年收入就达到了60万元,每户超过一万元。看到别墅里一应俱全的沙发、彩电,邓小平询问,还有什么要求,村民答道,害怕政策会变化。“小平说,基本政策不会变,变只会越变越好。”坐在窗明几净的高楼,邓志标回忆。他声如洪钟,手搭在腿上,墙上挂着当年的照片。

所有人等的就是这句话。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深圳特区,世纪伟人划定的“圈圈”,成了建设的沃土,渔民村从香港淘来“泥头车”,给工地送水泥、石头、砖块,几分钱一块砖,拉回来能卖一毛多。“以前不让做,经济搞不起来就是因为这个。”他说。

投入心血最大的买卖是开饭店。特区成立,街上一下冒出很多人,在路边支个棚,卖简单的吃食,全村壮劳力不过百来十人,进货、择菜、洗碗、跑堂,协作分工,几乎全部上场,“生意好得很”。

后来,饭店越来越多,不过三四年,客流黯淡下来。“我们那个酒楼不行,很简易的,人家建得很好,很高级。”他说,车队遭遇同样的问题,随着开发深入,很多大工程,不再找小单位供应,“比不过人家,就收手了,不做了”。

作为商品经济的拓荒者,渔民村的村民嗅觉灵敏,能在行业火爆前切入,攫取第一桶金,可是,经营能力持续性弱,集体组建的运输队、饭店等等行当,都没能延续下来。1980年代末,一度风风火火的村办企业,差不多都消失了。

“能第一个去做,就很不容易了。”渔民村物业公司总经理吴颂球对于为什么没能把事业发展壮大有过一番反思。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父辈们都是上岸的渔民,视野、格局有其局限性,限制了发展想象。吴颂球是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1985年考到中山大学学计算机。

大学毕业那年,渔民村坚持最久的业务线,8台12吨的翻斗卡车,停运快两年了,根据当时的政策,吴颂球可以分配进机关,不过,他毫不犹豫选择回家就业。自创项目偃旗息鼓,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1990年代,他们找到了比做业务更轻松、来钱也更快的营生。

“三来一补”与“招手楼”

1989年,学成回来的吴颂球受到重用。1980年代中后期,渔民村修建了一栋工业大厦,专门给外商提供厂房,他文化程度高,被派过去对接大老板。

这些工厂属于“三来一补”企业。1978年8月,中央下达《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1985年底,深圳直接利用外资占到全国的六分之一。其中,一批香港人来到渔民村,建起表带、手袋、时装加工厂。

至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3.9亿美元,1996年突破20亿美元。1991—1996年,深圳GDP保持年均28.61%的超高速增长。那个年代是“三来一补”的黄金时期。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常年居住在渔民村的刘起棠向媒体回忆说,“广东人用脚投票,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刘起棠是最早到渔民村办制衣厂的港商,喜欢穿自产服装,有机会就秀一下。

服装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生产要素极为敏感。他祖籍佛山南海,“大逃港”时跑到香港,靠摆摊卖衣服,积攒下第一桶金。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工成本达到每月几千元,是内地的十余倍,他顺着产业内迁的潮流,来到一河之隔的内地寻找机会。

等待他们的,是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1991—2000年,深圳常住人口共增加533.4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3.35万人。“人口随产业发展而变化。”深圳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王世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业人口”快速增长,构成深圳人口增长的主流,伴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涌入。

王世巍在专著《深圳市人口变迁研究》中统计,1989—2003年,全国城市劳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介于49.05%—56.44%之间,而深圳这一指标则为65.10%—68.86%。

外地人源源不断涌入,居住需求与日俱增。1993年前后,邓锦辉把他们家别墅拆掉,加宽、加高、打隔断,改建成六层高楼。新房供不应求,一间不剩全部出租。

“一个月几万块。”邓锦辉1957年出生,是渔民村老村民,提及1990年代的事情,神采奕奕。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为好赚,家家户户都做租房生意,刚开始是加盖,二层基础上层层加码,后来干脆推倒重建。

一切为了增加容积率,此前的院落也打上地基,整栋楼倒腾出三十多套房间。照片上看,防盗铁网密密麻麻,像包着团纱,纵横交错的电缆,把天际线搅乱。镜头俯拍,羊肠小径交织,水泥模块被网状切割,楼与楼触手可及,只隔一条缝。

城中村改造

邓锦辉收租的日子里,刘起棠正在思考,加工贸易能不能持续。

1990年代末,“三来一补”企业达到高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占引进外资的比重逐年下降。2010年,加工出口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

转型升级早已酝酿。1998年,深圳颁布《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提出“创新二十二条”;2000年,实施《深圳市创业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暂行规定》,这是内地第一部吸引创投基金的法规。

刘起棠踩准了风口。他瞄准高端定制,开发自主品牌,在院士的技术支持下,远赴新疆寻找原材料,用近十年时间,打造出8万亩的红麻基地。产品出口欧美为主,一条坎肩卖2000元,一件衬衣要4000余元。

经过一轮洗牌,200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待到渔民村改造完成后,这家活化石服装公司,成了当初落户渔民村的那波企业中唯一的幸存者。

渔民村是2001年发动改造的。2000年,罗湖区把渔民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把“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为精品城市住宅小区。“做个示范点出来。”渔民村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黄兴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第二年动工,拆掉“招手楼”,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三年后,11栋12层的住宅楼,1栋20层的综合楼,拔地而起。

黄兴炎是外来干部,为做好前期工作,由街道派驻进村。“很曲折,一笔一笔辛酸泪。”他说,改造过程十分艰难,既要符合现代都市社区条件,又要延续宗族纽带,同时,还要协调各方利益关系。

2004年8月,1360套单元房,通过抽签分到村民手中,每户能分到三十多套、总面积1320平米的新房。由此,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拉开序幕,一直持续至今。

“扮演的是保障房的角色。”闫坤是深圳一名口述历史学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城中村是很多外地人来深的第一个落脚点,“工人来建设深圳,才有那么多住房需求。”闫坤去过渔民村访问,他所做的城中村口述历史系列引发业界关注。

改变来自环境的压力。之前的城中村周边,充斥着高耗能高污染车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整治,其中一些迁往他处,现在普遍经营困难。他说,如果当时没有举措,整个城市的经济会受很大影响。

再后来,“关内”的城中村所剩无几,闫坤认为,这导致生活成本骤增,不过,改造提升了城市层次,有利于吸引人才。事实上,多年来深圳给予落户优惠、高学历住房补贴,在吸引人才方面不遗余力。2008年,深圳每10万人中大专人口达到16293人,人均生产总值上升至898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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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邵小乔 责任编辑: 顾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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