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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夜访北窗下, 怀张师秀亚先生(1919-2001)

作者:罗青

2018-08-23 19:38:24 来源:阅读

1985年手持纨扇的张秀亚与罗青在台北中山堂。(作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

三十三年前在安东街

我与赵嘉昌下了0东公交车,在一排刚刚亮起的路灯下,寻寻觅觅,找到了安东街。

赵嘉昌是我在辅仁大学英文系一年级班上的同学。大一下学期,我们二人,突发壮志,在班上发起共组了“丁未读书社”,每周聚会一次,由会员轮流发表读书报告。下一周,轮到他,报告的题目是张秀亚先生的散文集《北窗下》。为求报告内容充实,我们二人决定夜访张先生,当面请教散文写作的要诀。

张先生是我们大一中国文学老师,外号“笑眯眯”。因为她每次上课,一进教室,看见我们,未开口,先开怀,一路笑容可掬地走上讲台。起先同学们还以为谁干了什么好事,被老师在窗外瞧见。大家纷纷回头四顾,追寻祸首。时间久了,才发现老师可能是天生爱笑,一点点小事,也会引起她笑出声来。

张老师常常在上课时,忽然想起什么可笑之情,或什么可笑之人,或看到班上有什么“异样”变化,便可以掩嘴仰首,笑出声来。笑完了,收拾表情,也不多做解释,言语立刻回归正传。果然是敏锐善感的作家,我心里想,居然每次都能够笑人所未能笑,实在是不简单。

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年岁渐长,每次走进教室,看见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不识愁滋味地聚在那里,发呆、发闷、发愣、发昏、发傻、发痒、发毛、发狠、发威、发急、发疯、发狂、发“愁”,或什么都不发地仅仅是在那里“发胖”,便也不自觉地微笑了起来,同时在心里暗暗叹道:“年轻真好!”这时,张老师的笑声,便会在我耳畔阵阵响起。

张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只见她黑框眼镜,头发电烫,旗袍短袖,皮鞋矮跟,站上讲台,十分庄重;走出教室,万分沉稳。她不笑的时候,粉面时或含威,声音不严自肃,讲授的内容,除了正宗古文之外,时或补充一些文坛掌故,时人趣事,有时还配合其英文系的专业,说一些英美作家的轶闻,毫无一般学究气息。同学们也大多安分听讲,不敢造次,课堂上的气氛,倒也不失自在活泼。我心里暗自庆幸,认为老师作风不愧为新文学家,果然与中文系老夫子大为不同,如此上课,可得随意读书之乐。

在上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忽然把大一国文选摆在一边,说:“这学期的进度已差不多了,让我们来念一些别的吧!”说罢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篇文章,是晚明小品文大家吴从先的《读倪云林画》。二三十分钟,满满一黑板写下来,我们算是见识到老师背诵及行草的功夫!那时我已学过溥心畬的行草,又从入迂上人习过《张猛龙碑》、王羲之的《集字圣教序》及赵松雪的《正草千文》,自以为正草隶书,已无所不识。旁边的同学,抄着抄着便抄不下去,频频侧身,向我求援,我也一副“无虾米”(台语:没什么)的样子,大方指点。

文章上半篇,老师的写法,还能耐着性子,要逐字认读,不难;到了下半篇,便不免龙飞凤舞起来,就连我也快招架不住了。好在有那一堆前排的“无知”女生,在那里一字一问,方才解决我这坐在后排“全都懂才子”的窘境。经此一“难”,我日后便更加留心草书的写法,以免再遭出乎意料之外的滑铁卢。

毕业十多年后,读起行草、大草、狂草,已有自信认得大半,偶尔与老师通信,已不必半猜半蒙,靠上下文才能会意。例如1982年我举办“儒家君子的新象征:棕榈树大展”,老师寄来书简为贺,我打开信笺,便可从容解读如下:

罗青贤棣,

第一次你开画展(1980),因我才自国外回来,疲惫又不适,致未能前往。

此次你的“椰树画展”,使我这做过你的老师的人,更感到钦佩无已。你的才华洋溢,诗画成就不凡,但愿你更摇笔不辍,成为人们窗前椰树顶巅的星光。我的文集《北窗下》161页,有一篇正是对椰子树的礼赞,寄给你,连同我的祝福!

张秀亚老师 七一,七月五日

1982年罗青举办“儒家君子的新象征:棕榈树大展”,张秀亚寄来书简祝贺。(作者供图/图)

此信虽是用自来水笔写的,但运笔指转腕使,流利畅快,字体大小相间,宽窄呼应,或连或断,顿挫有致,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当是用意之作。可见老师从少女时代,就留意书法,勤练行草,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力,随手提笔,焉能臻此!

老师别出新裁,选用了一页印有“咬了一口的吐司”图案的信笺,上有英文名谚:Man does not live on bread alone(人不只靠面包而活)。暗示艺术与美,在生活中不可或缺。图案英文、信札内容与我的画展,三者对照,涵义无穷,风流可以直追晚明尺牍,逸趣让人遥想晋唐法帖。

日后,我遇到晚明诸家如傅青主、黄道周、王觉斯的大草条幅,行草便笺,便格外留心解读,小心逐字应付,丝毫大意不得。至于王羲之的草书,张长史、僧怀素的狂草,更是时常临写,仔细揣摹。在温习背诵诸家草法之余,又常与黄山谷、祝枝山、徐文长、黄瘿瓢、邓石如、蒲作英、于右任的草书互相参看,以期有所会通。

不过,即使这样,有时忽然遇到一幅大草,仍然难免会念到一半,愣住无解。多半要靠反复细读上下文,方能疏通文义,顺利过关。可见草书之难,在没有念通之前,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认得一字不差,真是一项没完没了的挑战。

这几十年,影印发达,所谓“板书”,所谓“抄黑板”,早已成古典文物,再也见不到了。师生同学,人手一机,纷纷靠中文输入传达情意,方块文字都快忘了怎么写,更别提什么行草、大草、狂草了。人们一不小心,走进挤进故宫博物院,面对古今名家的手迹,也只有半猜半懂地将就着看了,谁也认真不得。

张老师对晚明小品的介绍,使我眼界大开。趁着寒假之便,火速跑到商务印书馆,购得朱剑心编选的《晚明小品选》一册,精读数过,沉迷其间,十分过瘾。从张宗子到黎遂球,我一面细读,一边拍案,认为是现代文学的先声鼻祖,念到绝妙处,不禁手舞足蹈,画起画来。依照晚明笔法,经营了数幅小品之后,便自卖自夸地认为自己的水墨册页,已颇能得公安袁氏兄弟的空灵之趣。心想,老师既然特选吴从先论云林子的文章,叫我们细读,想必知墨解画,会心丹青,应该找一个机会,登门求教,当面请益,或可助我画笔、长我墨兴、开我境界、化我性灵。

碰巧,赵嘉昌愁眉苦脸地来找我,商量“丁未社”下次读书报告的题目,便怂恿他选择我早已熟读的《北窗下》。更建议我们俩应该夜访张老师,以便面接教言,或能得不传之秘。那时,我依据晚明小品尺牍所画的水墨小条幅,已有十多帧,正好可以精选二三,亲自向老师献宝。

于是我们二人便在新春开学后,与老师约好时间,索得地址,下得课来,提早在校园自助餐厅晚餐,然后联袂由新庄直奔台北安东街。

论文兼品画在北窗下

张老师在安东街的住所安静朴实,矮小清幽。竹篱木门之后,是小院平房。由左侧进门,右上有北窗,窗下有书桌;玻璃垫上有台灯,椅子左侧有书架。椅子书架之间,有沙发一套,茶几一方,素雅整洁,书香扑鼻,文人居所,果然不俗。

我们进得门后,发现另有客人,早已在座,经老师介绍,方才得知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兼翻译家沈樱女史。她的译著《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畅销一时,我虽未读过,却早已如雷贯耳。寒暄之后,嘉昌拿出纸片,开始提出预先拟好的一些问题,内容不外乎是何时开始写作投稿,五四以后的散文名家之类的粗浅疑难。老师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我们也尽心尽力地振笔记录。问答告一段落,我便把话题引到倪云林身上。

一说到倪画,老师与沈樱都大感兴趣,不约而同地认为,倪迂用笔简净,构图清远,无纤尘之染,有出世之意,最似晚明小品。话题至此,我便趁机拿出水墨小品来,请两位方家大雅指正。没想到她们

在品赏之余,开始仔细问起我学习书画的经过。听我简单叙述书画因缘后,张老师收起笑容,正色对我说,你的画,比你写的文章更有灵性才气,而且毫无师承模仿的痕迹,完全看不出寒玉堂的套式,实在难能可贵,一定要好好把握时间,继续努力,将来可以更上层楼。

那时我只在班上写过几篇作文,蒙张老师的鼓励,曾当堂朗读过两篇。至于习写新诗,正在试笔阶段,有句无篇,还不到敬奉老师法眼指教的地步。现在能以几张小画,获得老师如此大的回响,真是喜出望外,得意非凡。

这时,沈樱女史在一旁,二话不说,挑起其中一幅,便道,这幅我最喜欢,可不可以送给我。我一时愣在那里,受宠若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张老师马上笑着说:从来没有看过沈樱先生如此郑重要画,你就割爱吧!我只好立刻接口答应:“当然可以,当然、当然!”张老师又笑着说:她也不能白要你的画,以后把沈樱老师的书送你几册,就当是交换作品吧,你说好不好。我连忙说,好!好!于是师生融洽,宾主尽欢,时间也已将近十点。

我和嘉昌相互对望一眼,说还要赶末班车回新庄辅仁男生宿舍。便双双告辞退出,现在再想想,当时真是少不更事,人情欠通,张老师当晚竟然能够对我的画,如此夸赞,可见她对书画是有慧眼的。做学生的我,理当顺水推舟,在沈樱女史之后,奉送上另外一张,请老师教正才是。

可惜,我那时年轻气盛,对自己的画作,十分矜重,且敝帚自珍,不轻易示人,也不轻易送人。而老师也没有让我为难,在夸赞之余,绝口不提其他。真是宽厚长者,体贴晚辈,爱护后生,提拔栽培,不遗余力。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沈樱女史的赠书及亲笔谢函,行笔娟秀,居然也是练过书法的好手。我将之夹入书中,保存至今。可怪的是,她那本名震一时的《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一直到现在,仍静静地放在我的书架之上,还没有仔细阅读。

若干年后,我在美留学,于图书馆中,读到有关名诗人及翻译家梁宗岱的种种,方才知道,张老师与于斌枢机的弟弟,沈樱与文学名家梁宗岱,分别有过一段不顺利的婚姻。而张老师,至少在学生眼中,总是乐观开朗又豁达的,真是难能可贵。这也许要归功于老师对天主虔诚的信仰吧!

没想到,沈女士对我这个大二学生的画,还真当回事。过了半年多,她又来信,说她女儿在美国,看到她形容我的画,十分心动,也想要一幅,不知可否割爱?

日后我陆续认识了许多与张老师同辈的作家或文友,如比邻而居的林海音、罗兰,时常见面的有蓉子、齐邦媛、潘人木、姚宜瑛,还有旅英的凌叔华、旅加的叶嘉莹与旅美的潘琦君等,各有各的特别个性。

张老师可说是她们之中,最易开怀、最笑容可掬的一位。

三十三年后在洛杉矶

上了大二之后,张老师因为中文系及中研所、新文艺及英美文学研究所的课渐渐加重,外语系的课便减少了。我与老师在外语大楼见面的机会也就难得。再加上,我那时迷上了现代诗,一头栽进艾略特、庞德、康明思、史蒂文斯的晦涩诗境里,一钻就是两年多。出来时,已是大四,写完并发表了《吃西瓜的六种方法》一诗后,整个人已经脱胎换骨,进入另一种文学经验之中。

数年之间,我服兵役,习贸易,赴美念比较文学,环游世界看美术馆,回到辅仁大学,当起讲师,距离老师《北窗下》的世界,好像是越来越远了。教书课余,我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一本武侠诗《神州豪侠传》,一年之内重印三次,演讲稿约,渐渐增多,创作评论源源不断发表,好像正有一全新文学世界,在我面前,等待开启。

直到杨牧建议我应该把过去所写的散文编成《罗青散文》出版时,我才又重回到那温馨简净的小品世界。是的,收入我散文集中的《水墨斋秘藏小品》里,仍依稀有《北窗下》及明人小品的影子。至于集中谈晚明诸子的文章,则无一不是从大学时的读书笔记中变化而来。事隔多年,更可以看出明人之画论、文章对我诗书画文的影响。一直到我出第二本散文集《七叶树》时,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谓一经名师点化,终生受用无穷。

《罗青散文集》由洪范出版社印好后,我立刻问清张老师在中研所上下课的时间,亲自送到教授休息室去。多年不见,老师除了略略发福之外,笑容依旧可掬。接过我的新书之后,她又当着众师长之面,夸奖了我一番,让我再次重温少年时的得意之情。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不久,我应余光中先生之请,转往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开始努力于画展的经营及艺术史的研究。再下来,又对艺术品的收藏及鉴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乐此不疲,几达废寝忘食的地步。接着,因为接掌行政工作,每年都要绕着地球跑,而且还意外地发展出摄影的爱好,欲罢不能。一支写散文的笔,几乎完全生锈了。

不过,为了发表我的摄影心得,这几年,我又重拾小品之笔,写下五册《诗眼照天涯》摄影笔记,一口气,过足了写奇警短文的瘾头。也正因为如此,居然种下了再访张老师的因缘。

几年前,我应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邀请演讲,在洛杉矶停留二周。活动之余,想要四处摄影一番,而苦于无人开车引导。说来也巧,多年不见的大学同班李品高,闻风而来。他刚退休,时间充裕,拨出一天,载我漫游。闲谈之间,得知张老师已来美居住于女儿于德兰家,便要了地址,以便联络。

返台后,我因筹办“中国当代作家手迹墨宝展”,致函张老师,附上宣纸,求赐墨宝。不久,回信来到,字体在行草与大草之间,大意是说,近来身体不适,待健康恢复定当作书以应。次年(1999)春天,我又得机会,应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邀请演讲,访问洛城。遂与李品高相约拜访老师。

老师闻讯大为高兴,约定时间见面,并一起晚餐。不料品高一时大意,在高速公路上,下错高速公路交流道,摸索了半天,整整迟到一个多小时,方才到达。我们一进门,便看见老师因关节疼痛,已坐在餐桌旁,久候多时,仍然是笑容满面,毫无愠色,只连连指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说:可惜,可惜,都凉了。

老师晚年身体欠佳,散文作品较前少见,偶尔写些小诗,但草书却老而弥坚,遒劲异常。她出示几幅行草作品,豪迈雄健,毫无闺阁气息,与她北窗小品的文笔,可为大异其趣。

国民党迁台后,女性书家,以张默君(1884-1965)与谭延闿之女谭淑(1981)最为有名。张默老以雄健飞劲的章草,独步一时,谭淑则以家传的颜体楷书屹立不摇。现在看到老师的书法,可谓女性书家中的逸品,充满了浪漫不羁的才情。

一般人只知道老师散文上的成就,而不知她在艺术上的修养。早在任教静宜大学与辅仁大学之时,她便与雷焕章神父合编《西洋艺术史纲》十一册,又不时写出读书赏画的文章,许多妙笔,有如出自宋人团扇小景,言简神完,有不尽之意,无纤细之病,可见要了解研究一个作家,观点必须全面,方才不至于见树而不见林。

我把上述意思跟老师说了,并劝她写书法来运动身体,一举数得岂不美哉。她闻言大乐,立刻笑眯眯地回答我说,将来身体好些,一定多写。

晚餐之后,临行之前,我奉上近作书画集及海报,并相约为她在台北举办书法展览。她满口答应,并要起身相送。洛城的春天,沙漠的气候,入夜之时,寒意逼人。我们二人婉谢了她老人家的好意,出得门来。仰望一路亮去的街灯,算了一下时间,距离我与赵嘉昌第一次夜访老师,正好三十三年。

我想,当时老师的卧房或书房内,一定仍有一扇窗子,向北开着,面对一株美国加州的棕榈树,又细又高又长,撑住一窗星空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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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邵小乔 责任编辑: 朱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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