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戏剧庙堂里的副住持

修自己的庙堂

在接受采访前一天，濮存昕在电视里看到了北京奥运圣火在雅典采集仪式。身为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者，濮存昕很喜欢那个采集仪式。“那帮参与仪式的洋人真是了不起，就是一些普通人，神情动作那么自然，没有一点表演感和张扬感。包括那些祭祀的出场，他们就像睡完午觉，惺忪的睡眼，然后慢慢走到台上，开始取火了，开始做饭了，我觉得那种自然，让你感觉上千年前就是这样。”自然而然，是濮存昕现在的人生态度。

作为演员，濮存昕对自己的要求是把每一部戏演好。去年是濮存昕的大年，一年里他演了8个戏、123场演出。一会是《雷雨》、《茶馆》， 《李白》、 《白鹿原》，一会是《全家福》、《万家灯火》、《寇流兰大将军》，另外还有新的《建筑师》。

人才密集的演出，他很累，但也很快乐。“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人不要老是看人家干嘛，而是想清楚你自己在干什么，只要自己专业干得好，你就对得起自己。比如国家养的剧院，你根本不应该跟着流行走，就应该做你的主流文化的东西，你做好了，人家就去看，做不好，人家就看超女。”“千万别自己专业没弄好，还去管人家超女，提意见，不许弄！不要去压制所谓通俗文化。”

人到中年的濮存昕，想做一个好公民。“我现在跟以前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在对内外都开放，在舞台上我就是演戏，用心用感情；社会是另一个舞台，我可以用行动帮助他人。这些都是我努力的空间，这个庙坛能不能修成，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社会公益事业是濮存昕的另一个舞台。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艾滋病宣传大使、禁毒形象大使、义务献血大使等几十家组织的代言人，濮存昕都得尽自己的义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濮存昕很清楚，自己能够参与这些活动是因为“名人效应”，但他认为挺有“社会意义”，稍稍做一点就有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众多社会活动里，濮存昕最在乎的是艾滋病防治。他不光是动嘴皮子， 还是一个行动者。四川有一个艾滋病家庭，父亲为了上大学的儿子去贩毒，判了无期，这使得考上大学的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危险。濮存昕知道后，资助他实现大学梦，还让他去监狱里经常看父亲，希望这个家庭尽早破镜重圆。

和具体的计划和行动相比，最难改变的是人们对艾滋病产生的心灵恐惧和歧视。濮存昕曾去辽宁看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这个孩子患艾滋病已有十年。因为母婴传播造成的感染，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已经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了。因为有艾滋病，上小学的他被隔离在学校外的一个小院里，由一个老师单独教他，成了“一个人的学校”。学校升国旗时，他和老师在这个小院里，只能听到国歌而看不到升旗。濮存昕很同情这个受到歧视的孩子，他专门去了辽宁，到学校去说服学校和学生们，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回到集体，和同学们在一块上课一块玩，恢复正常的生活。

此外，濮存昕还在每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在他的提案里，最有效果的是在公共场合推广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宣传广告的一个提案，建议政府把艾滋病防治工作公开化。从此，艾滋病的防治广告可以在电视上、城市的道路广告牌上出现了，而在他的提案前，这些都是被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