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一号文件”中的农村四十年 转折点上被“反哺”

谈到农民进城打工时,有位军队高层领导拍桌站起,“当兵就打仗,农民就种地,乱跑怎么行?”

1987年的一号文件,已和农村改革无关,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改革已经结束。

“2004、2005、2006年分别讲了农民、农业、农村,建立起‘三农’工作的基本框架。”

陈锡文认为当下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工作中,得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不能损害老百姓利益,不能做得不偿失、伤害民力的事”。

责任编辑:钱昊平 助理编辑 温翠玲

编者按:

40年来,中国农民解决了困扰上千年的吃饭问题,告别了已被征收两千余年的“皇粮国税”,迎来了土地的“三权分置”。

农村发生了巨变,并且其每走一步都影响着整体改革,没有人能否认,这场持续了40年的改革始于农村。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农村在解决旧矛盾的同时,又有新矛盾产生,甚至还加剧了一些旧有的矛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明显。不过,随着十八大之后,中央先后实施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又赶上了新的机会。

杜润生牵头制订了1982年到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谈到农民进城打工时,有位军队高层领导拍桌站起,“当兵就打仗,农民就种地,乱跑怎么行?”

1987年的一号文件,已和农村改革无关,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改革已经结束。

“2004、2005、2006年分别讲了农民、农业、农村,建立起‘三农’工作的基本框架。”

陈锡文认为当下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工作中,得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不能损害老百姓利益,不能做得不偿失、伤害民力的事”。

谈起农村改革,80岁的中央党校教授张虎林字字铿锵,激动之时,会拿起拐杖在地上戳了又戳。2018年8月6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张虎林说,过去40年,20个一号文件破解了“三农”工作面临的诸多难题。

“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下发的第一号文件,40年里,有20个一号文件与“三农”有关,勾勒出了一幅农村改革路线图。

1982年到1986年,中央曾连续下发5个与农业有关的一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此后中断18年,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重新聚焦“三农”,迄今连续15年。

张虎林曾多次参与一号文件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在他看来,20个一号文件,既有“破”也有“立”,既肯定基层探索,也将其与顶层设计结合,试图给农民更多权利,给农村更多支持,给农业更多反哺。

有局限的75号文件

北京西黄城根大街9号,历经明清民国,阅世数百年计。20世纪80年代,因原国家农委、原中央农研室先后在此办公,9号院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部”,著名的5个一号文件在此诞生。

首个一号文件诞生前,另一份中央文件也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那就是1980年印发的75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有进步,但75号文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只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没有完全解决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

实际情况是,群众很快就突破了这个规定,包产到户迅速蔓延。很多农民开始担心,过去农村政策多变,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的肯定会不会又是一个权宜之计?

1981年8月,9号院的“掌门人”、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奉命领衔再起草一份文件。

这一年,后任国研中心农村部副部长的谢扬大学还没毕业,便跟随着9号院的研究员们去了安徽滁县(现为滁州),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做调研,参与到了文件起草的前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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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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