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版客户端

在这里,读懂中国

扫描二维码,立即下载

2300所幼儿园和一场教育公平实践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伊琛 陈子文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发自:北京、贵州毕节、青海乐都 2018-09-06 17:58:10 来源:时局

游浩宇的爷爷把两岁的小孙子背在背篓里。(高伊琛/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中国有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又同时兼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这种混杂和折叠是当代中国的特点。要理解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到大国内部复杂的时空中去。”

早上六点多,天微亮,6岁的游浩宇放牛去了。

放牛地最近也要走上一个半小时,游浩宇趿着一双蓝色拖鞋晃在奶奶后头,在贵州毕节陡峭的山路上,6岁的腿脚比61岁的要灵活。

游家有九个孩子。9月5日播出的央视慈善人物颁奖典礼上,镜头扫过大大小小拿着牙刷的手,房前空地上,孩子们和祖父母蹲在地上刷牙,孩子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两岁。这是游浩宇一家早上洗漱的“盛况”,游家父母叔伯辈在外打工,九个孩子全由祖父母照顾。

游家兄弟姐妹是人们所说的留守儿童。在缺少学前教育的偏僻山村,他们从小满山疯跑。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幼儿园25.5万所,在园幼儿4600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接近80%。

幼儿园未能覆盖的这20%,却正是学前教育需求最迫切的群体。

“不仅仅在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类似问题:最后那一公里永远是最贵的、最难的,也是最需要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说。

放牛晨放晚归,一日两趟。直到一年前,游浩宇参加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村一园”计划,生活里多了背书包上学。

过去九年,这一项目悄然改变着约十七万乡村儿童的学前生活。截至2018年6月,在中西部9省21个贫困县,该计划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共2300所村级幼儿园,每年在园幼儿六万多人。

今年7月17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宣布,“一村一园”计划获得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该奖项被BBC等媒体称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此前来自中国的申请者众多,而这是首次获奖。

在陡峭的山路上,游浩宇6岁的腿脚比奶奶61岁的要灵活。(高伊琛/图)

偏远乡村的恶性循环

六岁的游浩宇有一个梦想:去城市打工。那是他爸爸、叔叔、舅舅们的生活轨迹,也是他能够预见的最好未来。

“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是贵州毕节贫困家庭的特点。游浩宇的一天从拥挤开始,绝大多数时候都归于沉默。

镜头关闭后,游浩宇一家陆续出门。哥哥姐姐去上学,两岁的小弟在家玩耍,如果没有山村幼儿园,此时,游浩宇会牵牛上山,或和爷爷奶奶一起放羊、干农活。

他早已熟练掌握了牛的身体语言:什么时候该鞭打、什么时候叱喝,身高只有一米出头的游浩宇,挥起鞭子来像模像样。但奶奶说,面对生人孙子异常害羞——两分钟的短片,摄制组拍了三天,却始终没有录下游浩宇的一句话。而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他只在拒绝两岁弟弟索要幼儿园发的彩色水笔时,才完整讲述了拒绝的原因。

“穷,孩子多,多了以后不照顾。这样的情况会形成一个非常糟糕的恶性循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说。

在“一村一园”计划最早的试点地区青海乐都县(后改为乐都区),“恶性循环”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

青海乐都县李家乡单科尔村的段晓红(化名)今年五岁,记忆中从没有妈妈的影子。

一开始,奶奶告诉她妈妈去打工挣钱供自己读书,她信了。但两年过去,妈妈连除夕都没回家,她开始主动告诉奶奶:妈妈不要我了。

段晓红今年刚被送到村里的山村幼儿园,她木讷,反应比其他小朋友迟钝,至今还不能完整地说普通话。

这一切都让奶奶心痛不已,却无可奈何——为了帮儿子娶媳妇,她用光所有积蓄,还欠下12万元债务。晓红一岁半时,儿媳对她说“妈妈,孩子大了,我想去打工了”。

奶奶背着晓红将妈妈送到村口,那是她最后一眼看到儿媳。

“因婚致贫”是青海偏远贫困村庄中典型的故事。背上巨额债务后,儿子出外打工,很少归家,爷爷奶奶忙于农务,晓红独自在摸索中长大。

当地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类似的贫困家庭,再次讨到媳妇的几率几乎为零,这也导致当地农村出生率越来越低。加上青壮年出走城市打工,偏远贫困农村人口锐减,不少地方的小学都已撤点。

或土地贫瘠,或交通不便,或产业单一……“一村一园”计划覆盖的地区,许多都面临结构性贫困。

卢迈将这些称为“深度贫困地区”,而乡村社会结构畸形开始在表层显现: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五名孩子在垃圾箱中烧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2015年6月,还是在毕节,四个孩子在家服农药自杀,最小的年仅五岁。

他们都是卢迈口中的困境儿童。

困境儿童是西方儿童人力资本概念,囊括面临贫困、单亲、孤儿、事实孤儿、残疾、发育迟缓等种种困境、可能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孩子。

央视慈善晚会后台,卢迈第一次看到了游浩宇的故事。

他有些激动,收拾好情绪走上台接受了慈善人物奖杯,却在发言环节有些“绷不住”。

“我国的学前教育入学率达到80%,问题是究竟谁被落下了?”卢迈在台上发问,“是那些村里的、贫困地区的孩子。我们的测试显示,他们和城里儿童在语言、认知、记忆上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能帮助他们,他们下一步的生活将非常艰难,但只要帮助了他们,效果会非常明显。”

留守儿童问题被认为是“社会欠账”所致,据民政部8月31日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较2016年摸底排查数据下降22.9%。

和曾为“一村一园”计划慷慨解囊的人一样,卢迈心中也藏有一份愧疚。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让这些最困难的孩子们来承担,并不公平。

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郝景芳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湖北某县,当地警察非常担心留守青少年,因为其中不少人惹是生非、道德观念淡漠、反社会情绪强烈。

“但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是社会首先亏欠了他们。”这是调研中一位警察的原话。

“唯一能做的 就是帮助孩子”

71岁的卢迈有个5岁的孙女,在北京上幼儿园。他的手机相册里,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有一张泛红晕的白净脸庞,冲着镜头咧着嘴笑。

相册里还有另一类孩子的照片:黝黑的小脸庞,两颗泛着血丝的眼珠子。瘦弱的身躯躲在破旧的门板背后,怯生生看着镜头。

“这男孩今年也是5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也出走他乡,他长期跟着奶奶,生活在随时被抛弃的恐惧里。”2018年6月,卢迈在云南怒江调研时,拍下了这张照片。

孙女的笑靥和男孩怯生生的双眸,在卢迈的手机里不断重复放映。让后者的起跑线尽量向前者靠近,是他认为的教育公平。

卢迈出身佃农,在新加坡出生。他第一次到农村,是“文革”期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此后,他的个人命运和共和国历史上多个重要节点联系在一起,时代赋予他的标签包括:归侨子女、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北大荒知青、工厂工人、77级大学生、经济学家、“中国最年长的秘书长”等。

1985年,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门下研究农村经济。

1997年,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卢迈1998年加入,但彼时,农村贫困问题并不是他工作的核心,他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承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转折发生在7年后。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找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希望合作科研,主题是“社会公平”。

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出版。这一次研究经历,使基金会对社会公平的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潜意识里,卢迈开始回溯自己在建设兵团和农研室的经历。他将1980年代建立农村试验区的经验和山村儿童早期发展联系起来,确立了“社会试验+政策倡导”的工作方式。

“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自然环境、改变不了村庄尤其是贫困地区村庄逐渐走向衰落的情况、改变不了妈妈出走家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卢迈说。

2008年,曹艳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她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同事调研在村里建幼儿园的可行性。

那一年7月南方暑气逼人。在广西,曹艳看到5岁的孩子和哥哥姐姐一道走两小时山路,去上学前班;也看到大山里的留守儿童生病发烧后,因为无人照顾转成脑膜炎,留下智力障碍。

“当时的直观感受是,建幼儿园远不仅是教授知识,它是要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曹艳说。

事实上,这种隐约的感性认知,早已被多次论证。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数据显示,儿童90%的脑发育在5岁之前完成。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则认为,如果把一个人长到17岁时达到的普通智力水平计为100%,那么从出生到4岁时他已经获得50%的智力,4-8岁又获得30%的智力,8岁到17岁只获得剩下的20%。

马里兰大学教授理查·巴斯的研究表明,儿童面临长期贫困、单亲、家庭暴力、长期被忽视、父母滥用药物或精神疾病等6-7个风险因素时,有90%-100%的可能性会在认知、语言、情感方面发育迟缓。

那时起,基金会开始有意识地在儿童早期发展上投入研究,他们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和阿玛蒂亚·森合作,进行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研究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公益组织筹集资金的源泉,我们懂得政策制定的难点和方式,能够从这个角度更好地给政策制定出主意、想办法。”卢迈这样解释。

一年前,游浩宇参加了“一村一园”计划,放牛的生活里多了背书包上课。(高伊琛/图)

如何实现政府议程

“‘一村一园’计划的创新力量在于,其在规模和能力上充分利用并实现了政府议程。”WISE公共与媒体关系部的莎拉·弗西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山村幼儿园的设立,的确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2008年,时任青海省海东地区地委书记王小青在一次赴哈佛访学过程中,与卢迈谈起了贫困地区教育。

彼时,《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刚刚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奖项,基金会上下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发现了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中国应该如何做呢?

在哈佛,一名官员和一名学者一拍即合,决定在中国最贫困的偏远农村,开展一场旨在让偏远山区孩子获得“可及”学前教育的社会试验。

这就是“一村一园”计划的缘起。

起意之后,如何推进成了最大的困难。李敏谊看来,学前教育在不同地域的普及,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过程。

“中国有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又同时兼具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和知识社会。这种混杂和折叠是当代中国的特点。要理解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把它放到大国内部复杂的时空中去。”李敏谊说。

每一所山村幼儿园的建设,都像是一面镜子,反映着中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乡村治理逻辑。

2009年9月,第一家山村幼儿园在乐都县诞生。

乐都县曾被誉为“青藏高原第一秀才县”——换句话说,因为资源贫瘠,这里的孩子除了读书,没有第二条出路。在这儿,有条件的家长将孩子送入县城幼儿园,留在山上的因为极端贫困而“被剩下”。

因地制宜,和公立幼儿园相比,山村幼儿园降低了软硬件要求,不新建校舍,当地原有的小学空置校舍、村委会、党员活动室等场地均可成园。“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就用。”曹艳说。

这也是“一村一园”计划和其他教育项目的最大区别。“我们首先解决‘有或无’的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办园质量。”曹艳说,“这样的标准可能没法满足国家办园的原则。但如果不这样,农村孩子可能要等很多年才能有幼儿园。”

其他“不符合标准”的地方,还有幼教老师的组织管理。“一村一园”计划摒弃了“硬碰硬”的打破政府教师编制壁垒的做法,转而在本地区幼师专业毕业的中专、大专生中招募。

2010年,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到乐都考察山村幼儿园,仿佛撕开了一个口子。2012年,山村幼儿园开始在全国推广;2013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到乐都探访,并在基金会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交的报告中作批示。

山村幼儿园终于告别了艰难的起步阶段。基金会认识到,“一村一园”计划要推进,说服当地政府共同实施是重中之重。此后每一次新项目启动,卢迈都会亲自带队去和地方政府沟通。

同时,基金会也制定了框架性策略:重视前期调研,到村中走访;与基层官员开座谈会,展示调研成果;指出学前教育缺失带来的恶劣影响,引发领导产生共鸣;在复制、扩大模式的过程中,强调地方政府的主动权,保证执行工作顺利进行。

曹艳的经验是“多跟地方领导沟通,取得他们的支持,项目越好推进”。卢迈则认为,只要地方政府觉得项目做得扎实,“就会认真对待”。

但他也尝过失败的滋味。2010年,基金会决定在距离昆明约一百公里的云南寻甸设点,因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志愿者就在大树的树荫下带着几个孩子玩耍、学习。

直到2014年,当地政府始终没有行动。“换了三任书记都没有推动,因为他们知道上级领导不感兴趣,只相信民办幼儿园。”卢迈说。

够不着的“国家标准”

“告诉我,你们谁上过幼儿园?”当初在青海乐都的小学课堂上,卢迈问。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举手者寥寥。

卢迈将山村幼儿园在乐都的起步归纳为“一群对的人做了一件对的事”。

语言能力、卫生习惯和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是孩子们身上最显著的进步。晓红的反应虽然仍有些迟钝,却已养成如厕后洗手的习惯。听到好听的音乐,她虽然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站起来跳舞,也会露出腼腆的笑容。

在李敏谊看来,中国学前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一个佐证是“三年行动计划”红头文件上公章的变化。第二期,盖章的部委包括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第三期开始,文件上出现了人社部的红印。

“这说明,国家开始着力解决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中国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一环,这个人不仅仅指儿童,更是教师和家长。”李敏谊说。

2018年8月底,卢迈又一次来到乐都。这一次,他是为了志愿者的工资而来。

打动卢迈的其实是WISE获奖后,微信公号后台的一条留言:

“我们很爱很爱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但面对这份志愿者补贴,有时想买的东西都不敢买。”

“我们欠他们的。”这是卢迈看完留言后的第一句话。两周后,他和青海省相关领导坐在一起,第一件事就提出,希望省财政增加志愿者老师的工资。

志愿者老师的抱怨,来自他们和编制内教师工资的巨大差距。以乐都为例,编制内教师的基本工资加上奖金和其他福利后,能达到6000元甚至10000元。而体制外的幼教老师,包括志愿者和民办幼儿园老师的工资只在2000元上下。

山村幼儿园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低工资之下,项目面临着优质幼教志愿者的不断流失。

21岁的闵江平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师宿舍,仅在长假返家,她家不远,但交通不便,一来一回就是两天。与她同一批来毕节的志愿者老师有八百多人,一年过去,离开的已超过百人。

在李敏谊看来,工资反映的实质是学前教育治理——往大了说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志愿者老师工资也好,巡回支教老师工资也好,其实是要跟儿童数量、教师工作量挂钩的,如果有一个基础数据,实际上是可以统筹安排的。”

但中国一直面临学前教育数据和纵向追踪等优质研究缺失的问题。李敏谊曾在甘肃某县调研时向有关部门索要三岁入园儿童名单,结果发现“当地卫生口的数据和教育口的数据是不通的”。

2017年,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出台,提出“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合办园”的政策。

这让卢迈很焦心。在乡村人丁衰落和农村儿童流向乡镇、县城的大背景下,按照原有标准建设的幼儿园,很难逃脱被荒废的命运。

李敏谊一定程度上认同卢迈的担忧:“几个村联合办园,从资源上来说是合理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首要的挑战来自自然环境。在青海、新疆等地广人稀的贫困地区,“这个村三个娃那个村五个娃”联合起来,意味着父母要背着孩子走一个小时的路去上幼儿园。

“这种情况下更应该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李敏谊说。

离开乐都前,卢迈获知青海省相关领导提到,要争取尽快解决志愿者老师的工资问题,他松了口气。

但他知道,仅靠自己“单个击破”,远不能解决实质问题。

“也许,我们应该尝试跳出现有的思考框架,看能不能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的方式,完成学前教育‘最后一公里’。”李敏谊说。

上一页1下一页
网络编辑: 邵小乔 责任编辑: 吴筱羽

相关新闻

读书跳过根基直奔枝蔓是大忌
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是成体系的、分阶段的,可以加快学习进度,但不能跳过其中的基础部分
孩子的暑假,家庭的“碎钞机”
养不起的“暑期孩子”:抓住暑期的尾巴来算笔账吧。
刘海峰:高考不是政府退出就能解决问题
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考试。
教育部回应湖南耒阳学生“分流”事件
“今年年底之前要基本消除大班额。”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说。
评论5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