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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庆远与梁方仲的忘年交

作者:梁承邺 叶秀粦

2018-09-06 17:57:47 来源:往事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的创业元老,明清史专家。(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9月6日《南方周末》)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已故韦庆远教授,以明清经济史、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退休后长期居住在广州,并被广东省社科院聘为客座研究员,直至辞世。今年是其诞辰90周年,广东社科院将隆重纪念。会议组织者提议笔者写一篇文章,盖韦先生与先父梁方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结识后,产生了深厚的友谊。鉴于手头材料匮乏,本拟婉拒。然最近整理先父遗稿,发现了一份材料,对了解韦先生与先父之交谊颇有参考价值,故写下这篇文章。

梁方仲所写一份材料

先文所写材料,原题目是《我所知道的韦庆远的情况》,全文如下:

大约是在1961年暑假里,韦庆远来到我的家中,通过自我介绍,说是写了一本关于明代黄册制度的研究的书,不久便将出版,希望该书出版时,我给提意见。当时我就想起来还在不久之前我看到了《光明日报》有一段关于他这部著作的消息报道,可是作者的名字,我却早已忘记了,想不到他今天居然来找我,而且看他很年轻,所以很乐意地和他交谈。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看了不少比较难得的史料,其中有些是我没有看过的,如明代户帖原件等等;又有些是我以前虽然看过,但在广州却无法找到的如明代《后湖志》等,对于这些材料他都答应帮忙。果然,回京不久,他就陆续给我寄来了,《后湖志》一书是人大图书馆的抄本,只有两册,其中就最后一卷(第十卷),大约原书(南京图书馆藏的)本来就缺失此卷,故抄本也不全。该书两册我大约借用了一年多,已挂号寄还给韦庆远,这是公家财产,我相信是不会失掉的。其余,为明代户帖照片及清册清单照片数张,还有铜版两块,都是他在他的书中影印出来的,他也借给我用,作为我编写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插图,这些据说是他私人的东西,是送给我的,所以我就转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选择影印出来,现尚存该出版社编辑部里。此外,我还托过他在京代购古书数种,但仅购的一种,即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书款是由我直接汇给中国书店的。

韦庆远回京后不久,他的著作便已出版,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寄赠我一册。我读过以后颇有些意见。是年暑假(也可能是六三年暑假),他又到广州来招考,他到我家中来时,我和他谈了一些我的看法,由于时间关系没法深入。后来,我就叫黄启臣(本校历史系研究生)读这部书,并将意见写了出来。第二年黄启臣到北京去,就是拿了那份意见书和韦庆远当面讨论的,那份材料是黄启臣执笔的,但也有我的意见在内。我认为从明封建政府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角度来考察,里甲制才是根本的,黄册制只是为它服务罢了。韦庆远把本末倒置过来,使人看不清明封建王朝的剥削实际。其次,他没有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例为该书页130-131说是在明初的历史条件下,“广大贫苦人民”没有“弄虚作假”的必要,殊不知“弄虚作假”的只有豪强大户才能办到,至于贫苦人家既无力行贿,唯有备受剥削而已,就(即)令他们虚报了,也是一种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行动,与“贪污舞弊”无关。还有他把和黄册性质不同的户帖二者混淆起来,以及其他对于史料分析的错误等等,以其无关重要,此不备述。今天看来,我们讨论的题目都是比较专门的,甚至可以说是“钻牛角尖”的,可见我们受旧史学影响之深,而我把自己指导的研究生黄启臣也引入这个歧途,更是不应该的了。

自从韦庆远第一次和我会面以后,他又来过广州两次或三次,据说都是人大派他回来的(最后一次可能是从长沙四清工作过后顺便回穗省亲),他每次都来看我,我知道他有一高龄的老父住在西关,有个妹妹在省人民图书馆服务(旧文德路),他的老父大约以前在香港经商,早已退休了,他们二人我都没有会过面。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带了三个研究生到北京搜集史料,他招待我们几个人在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其后我又带我的儿子到过他的家里(张自忠路人大宿舍)主要是从我寄存他家中的书箱取出先父藏书。这几个箱子原来是先父寄存在北京新京畿道五号黄老婆婆的家里的,大约是1964年本校讲师谭彼岸(时在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工作)代我向黄宅取了出来转存韦家里的。箱子里尽是些古书,但多残缺的,我挑拣了一部分准备带回广州之外,其余有些《大清律例》残本等,他说还用得上,我就送了给他,剩下来的我请他能卖便卖,否则当字纸烧了,或扔掉也没有什么可惜的了。当时我还送给他一个茶杯,也是原来放在箱子里的。我在北京时,大约和他见过三次面,第一次他到北大招待所来看我,有一人大同事张某陪他来的,第二次就是他请我们到东来顺吃饭,第三次我到他家取书。

韦庆远著作《明代黄册制度》(资料图/图)

韦庆远著作《档房论史文编》(资料图/图)

韦庆远著作《明清史辨析》(资料图/图)

回忆起来,我和他在穗在京大约一共见过十次左右的面。每次见面都是有人陪着的。对于他的政治面貌,我只知道他在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工作,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关于政治问题方面,我们根本没有谈过什么。但有以下几件事应当交代的:

其一,他第一次来穗时,北返之前,我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和吴晗认识,并请他代带香烟一条给吴晗。我以为他研究明史,和吴晗谈谈也许有帮助。后来他把烟和信都送去了,但那次是否见到了吴晗我说不清。因为他给我来信时没有提到这点,不过我是晓得他是见过吴晗的,因为其后他来穗时和我说过吴晗用史学会名义请北京市史学界吃饭,他也有份,并且他说过:“吴晗这顿饭是不好吃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要替史学会写文章。”他认下来的题目,大约就是《明代厂卫》这本小册子,究竟他写出来没有我不晓得。我知道解放后出过王易写的这样一本书,我还托他代我在北京搜购这本书,但是他没有找到。

其二,他告诉过我明清两代的档案数目最近已经统计出来,因此我就托他代查这两代的黄册尚存有多少本。后来,他给我寄来《明代档案部所存清代各系统档案统计表》等共六份,这些统计表现已检出,请查看。还有一件事,1965年我到北京时,他对我说明清档案的材料是可以借看的,因此几个研究生就去了汤山一趟,才晓得必须党委证明才能取看,他们因为手续麻烦,没有进去(我因为有事情,并没有和他们一齐去,但明清档案部主任单士元是我卅多年没见过的老相识)。

其三,从韦庆远和我多次谈话中,我所得的印象,他的交际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他认识了一些旧社会中的老先生和资产阶级的“名流学者”,已读过相当多的古书和看过不少历史档案,他颇为自负,有个人英雄主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差,学术思想较为保守甚至有些落后,至于反动言论,他确是没有和我谈过。

其四,韦庆远每次来中大时,我总找些历史系同志陪他倾谈,系主任金应熙和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秘书曾庆鉴都和他吃过一顿饭,是我请的。其余如谭彼岸、汤明檖和我带的几位研究生都和他见过好几次,而谭彼岸(1963—64年?)在北京有一年多,他和韦庆远的接触一定比我还多,我那几个书箱也是谭自己做主给我送去韦家的——我当时只托谭向黄宅取回书箱转运回穗,大约谭认为那些破烂的书箱价值不大,同时谭也晓得我大约不久也会到北京去,所以他自作主意代我寄存韦家,事后才告诉给我听的。1965年我到北京时,韦庆远给我介绍过两个人大的教师:一个姓张的,大约有四五十岁,戴眼镜的;另一个姓王(?)的,三十左右,姓张的和我见过两次,姓王的仅见过一次,名字都忘记了。

其五,关于以上情况,我多数已向以前来过的人大工作人员谈过,他们一共来过三次:第一次是去年八月卅一号来了四位工作人员,是×××同学陪伴来的谈了一个下午,他们有两个人作了记录;九月七日那两位中之一人,在×××同学陪伴之下,再来我家中,把那天的笔记(整理过的)交给我看,我校正了数处后,就签字交还给他;同时他取去了韦庆远给我的信件,大约有五六封,我是请他自己动手在我的旧信堆中捡出来的。第三次是九月二十二日,由×××和×××领我往教学大楼,谈了两个多钟头。过了三天我还给他写了一份关于韦庆远的材料,这就是你前天晚上看过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其六,我和韦庆远认识以后,彼此都赠送过一些礼物。我一共给过他两三条香烟,他也送一幅康有为写的中堂给我,上书“咬断菜根香”等字,他说“这句话反映了读书人生活朴素的作风”,所以我还留下一点印象,没有忘记。但这幅字一时还没有找得出来,找到后,拟送给领导处理。

关于韦庆远的事情,我能提供的只是以上各点。我以为你们不妨找他的老父亲和妹妹谈谈,还有件事似乎他有一个哥哥或堂兄在香港经商,这点我是不能十分确定的,也可能是我记借了。谭彼岸和我以前带往北京研究生三人:黄启臣、鲍彦邦(均团员)、叶显恩(党员),你们也可以一问。

1967.5.13夜

梁方仲(1908—1970),广州人,中国经济史学家。(资料图/图)

读《情况》有感

首先,了解到了先父与韦先生是如何认识的;而认识后他俩之间确实有许多交往。简而言之,自韦先生1961年主动造访之后,先父便乐于与这位年轻有为的明史学者交往,很快两人在学术切磋、资料交换、荐介友人以及生活照料诸方面均有了相当密切的交集,可谓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之交。韦先生每次来穗时都往晤先父;1965年秋天先父出差北京前,曾专门函致他认为必须预告的友人,韦先生属其中之一。后来先父及其所带三位研究生(黄启臣、叶显恩、鲍彦邦)在京都受到了韦先生的热情接待。

其次,或者说更深之一点体会,乃明白了他俩友谊之建立与发展,主要基于他们学术认知和追求上有很强之共同点。先父对韦先生之《明代黄册制度》甚为欣赏,指出韦先生“看了不少比较难得的史料,其中有些是我没看过的,如明代户帖原件等;又有些是我以前虽然看过,但在广州都无法找到的,如明代《后湖志》等,对于这些材料他都答应帮忙。果然,回京不久,他就陆续给我寄来了。”后来韦先生还借寄了《明清档案部所存清代各系统档案统计表》六份给先父,韦先生助人为乐的精神,着实使人敬佩。

从《情况》可知先父遵照韦先生的意愿,对其《明代黄册制度》认真阅读,对某些问题提出商榷,与韦先生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讨论(包括请黄启臣写出报告)。尽管先父所言乃一家之言,却充分反映了学人间友谊之真谛。至于《情况》中有对韦先生学术评论一段话,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批评”韦先生,还不如说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感同身受,如“自负,有个人英雄主义(按:实指自信)。先父在《情况》中为此有一结论性的表述:“可见我们(指韦与他)受旧史学影响之深。”将自己与韦先生归为同类学人,这才是真意。《情况》一文写于1967年5月,其时韦先生当时处境亦不安全,有多批人士多次来穗向先生询查之。先父的《情况》就是于此背景下写成。人们对此类“命题”应答材料所表述之内容以及其用词的分寸乃至背后的真意皆应认真阅读,客观分析。应该特别指出,父亲在《情况》中再三强调:“我知道他在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工作,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关于政治问题,我们根本没谈过什么。”“至于反动言论,他确是没有和我谈过。”反映出,先父在大风大浪中,坚持了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保护朋友的底线。也反映出他对韦先生的敬佩与信任。

韦先生在先父辞世后,曾在其一篇自述中深切缅怀他与先父忘年交的情谊,说自己早年得到尚钺、尹达、沈士远、单士元、单仕魁、张德泽、于石生、傅振伦、聂崇歧、王钟翰、叶恭绰等一大批前辈的教诲、指点:

不过在这些老前辈中,对我鞭策最殷切,指导最具体的,是梁方仲教授。在我开始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过程中,总离不开读方仲教授的著作。1961年,拙著《明代黄册制度》出版以后,方仲教授又屡加鼓励,并介绍他的学生叶显恩、黄启臣、鲍彦邦等和我认识,希望我们加强切磋。对我着手做的专题研究,方仲教授又是关心备至,有时还函示必应读的书。

可见,韦先生在与先父、黄启臣等交换意见后,并无不忤,反而感激。虚心态度,跃然现于纸间。

最后,应该指出先人情谊往往惠及同事、晚辈后人。笔者对此感触殊深。如同先父《情况》以及韦先生《我和明清档案明清史》所述,韦先生每次与先父晤面时,汤明檖、谭彼岸等或叶显恩、黄启臣、鲍彦邦都在座,创造、增进了他们与韦先生的友谊。他们间不仅来往,切磋频繁,进而开展合作。例如,叶显恩与韦先生便曾共同主编了《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年);又如,韦先生还曾为先父学生李龙潜的《明清经济史》写了书评。与此“友谊”渊源有关,陈春声、刘志伟、李庆新、罗一星等广东晚辈学人后来跟韦先生也变得十分熟络,有着良好私谊和工作关系。

笔者受惠于韦先生之事例亦甚多。记得1965年底,笔者陪同先父去北京张自忠路韦先生家,受到了热情细心的款待。韦太太亲自下厨弄了一桌颇具家乡特色的大餐,我父子大快朵颐;饭后大概是希望先父能恢复体力、精神,他夫妇俩坚持要我俩在其家中午休,明显看出,午休下榻之房是事先整理布置过的,甚见其细心和热情;临走时韦先生夫妻送我俩上了车后始离去。虽然这是五十多年前往事,然记忆犹新。韦先生来广州居住工作后,笔者与先生亦有多次晤面,有一次我与显恩兄去看望他,畅谈至午间去用饭,我想尽后辈之礼,他夫妇俩坚决不让付款,说要尽“地主之谊”;2002年先父藏书捐赠中大仪式会时,他身体状况已很差,却请显恩兄陪伴,吃力地赶来赴会;最使我感动的是,笔者之《无悔是书生——先父梁方仲实录》一书之初稿曾请病中的韦先生看过,他对拙稿之肯定,更指出稿子文字在简约上要注意,此指导性意见,成为后来拙稿修改时心中牢记的一条指导性原则,如今《无悔是书生》已印出,这是韦先生对我最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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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刘小珊 责任编辑: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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