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长江学者的荣誉与责任

吴承学教授（潘智彪/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6日《南方周末》）

今年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20周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坦陈了他对长江学者荣誉与责任的思考，特此刊布，以供参考。 ——编者

在中文学科的长江学者中，我算是年长者。作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进入高校的最早一届大学生，我们77级的同学多数已经退休，或者很快退休。而当下的长江学者与青年长江学者，年龄跨度则非常大，有50后、60后、70后，乃至80后。长江学者中，50后不算多，主要是六十年代的，青年长江学者则以七十年代为主体。我们50后学者，普遍在最该读书时却受到十年动乱影响，造成难以弥补的缺失，从小所受教育非但不完整，甚至许多是错误有害的。回想这些，总是有难以言说的痛切。

60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应该开始做一些人生与研究上的总结与反思。这些年，我不断在反思我们这一辈学者的特点与缺陷，希望年轻学者从中吸取教训，比我们做得更好。于是就有一些回顾、总结与思考。其中，关于长江学者的荣誉与责任，是我思考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有一些感想和感触、反思与愧疚。

长江学者，在形式上代表了我国高校文科人才方面的最高荣誉。我是在2006年被聘为长江学者的，那时长江学者数量还很少，而且我还是古代文学学科首位长江学者。说实话，能获此殊荣，既感荣幸，也感侥幸。这绝不是客气话。当时，文科长江学者的年龄限定在50岁以内。我当年申报时，刚好满50岁，是最后的机会，而当时长江学者名额极为紧张，文学学科每年只有一个名额，全国文学学科的优秀学者那么多，我能够在最后的申报期限内被聘为长江学者，的确是很侥幸的。

长江学者，固然是很高的学术荣誉，但并不等于就是最好的学者，而最好的学者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