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教育“突围” 有关云南禄劝教育的更多细节

2018年岁末的一天，晚上快11点，禄劝一中高三的直播班同学还在上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3日《南方周末》)

学生、教师、教育局官员，每个人都对“屏幕”寄托了不同期待，有人拓宽视野，有人学习方法，有人教授，也有人寄托其上自己的任职愿望。

毕业多年后，高超在重庆开始动漫自媒体创业，他始终记得那个瞬间：屏幕上成都七中的一个“死宅”说起有关二次元和动漫的内容，全班人毫无反应，只有自己兴奋极了。

王开富估摸着县财政拿不出太多钱，所以只请求县政府拨款减免农村学子读普通高中的学费和住宿费。县委书记看到请示，随即打电话给他，一开口便用禄劝方言骂他小气。“钱是你出吗？能解决问题吗？”

2018年最后短短半个月里，云南禄劝一中迎来了近十家媒体，副校长吴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甚至有媒体一来就问，‘你们是不是在炒作？’”

禄劝这个地处西南的国家级贫困县（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为“一块屏幕”的远程教育进入公众视野。

此前诸多报道中，这块“屏幕”能帮助偏远学校享受著名高中成都七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拥有“屏幕”的班级常被称为“远端班”，师生可以同步参与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课堂。

2018年12月24日10：00，禄劝一中高三远端班学生开始了一场和900公里外的成都七中学生同步进行的语文考试。这是2019届直播班高三上学期成都市一诊考试（第一次诊断考试），为成都市统一命题。考场门口的考试安排表上写着：相关媒体要做跟踪报道，请各班主任抽时间做好学生考纪考风教育。

校园里多处张贴着2018年高考简讯：2018年全校报考人数1230人，一本上线147人。近三年来，禄劝一中一本率从2016年的7.10%逐年上升至12.34%。校长刘正德称，在直播班初启的2006年，每届约三百人的禄劝一中，只有二十余人考上一本。

昆明市教育局也关注到“禄劝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低进高出”：2015级学生中，中考成绩达到昆明市一级普通高级中学分数线的仅57人，到了2018年，一本上线人数却远超此数。

这些远非禄劝最骄傲的。除了高考简讯，一中校门口还有另一张喜报宣告，2018年有两名学生从这走出，去往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学府，清华和北大。他们的姓名，陈泓旭、耿世涵，被醒目地写在喜报中央。

这个县城里上一次有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

2018岁末，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云南禄劝，同时也采访了正在或曾经使用直播班的云南宜良、武定、山西临汾等地高中，在不同样本的对比和分析中，探索禄劝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如何在教育中试图突围。“屏幕”背后影响教育的诸多因素，也在采访过程中渐次浮现。

清北生：“任期内哪怕出一个也不错”

2018年暑假，12名原本打算让孩子就读昆明学校的家长，组团到禄劝县教育局找到局长王开富，申请让孩子回来读书。

生源回流并不少见，但往往是因为孩子跟不上学习进度或不适应离家生活。这次却不一样，王开富询问原因，有家长回答：“当时是娃娃自己报的，娃娃不懂事。”他哭笑不得，心想，“怪就怪2018届学生考太好了”。

禄劝到昆明的直线距离是85公里，横亘两地之间的教育差距远不止于此，才有了“把孩子送去昆明读书”现象。

十余年前，禄劝全县仅4所高中，每年招生不超过12个班。合并办学后，禄劝一中和禄劝民族实验中学承担起提升高中毛入学率的主要任务，全县招生规模逐渐扩至50班，每年众多新教师涌入，而年轻教师也意味着教学经验的短缺。

另一边，家长供孩子上好学校的愿望日益强烈。王开富自己的儿子也曾在昆明念书，每到周五或周日，他就操心孩子的接送。他理解家长的想法，曾有家长当着他的面埋怨，禄劝教育质量差，只能让孩子离家求学。

不过，这12位家长也提出了一致的条件：孩子回禄劝后必须进入“培优班”。家长们都知晓，考上清华和北大的陈泓旭、耿世涵出自培优班，也就是直播班中再经挑选的小班。

2018年3月，王开富在高三直播班下学期第一次联考后去学校和学生座谈，这是高三直播班每次考试后，教研室和师生一起分析成绩的会。王开富经常出席，他甚至曾在会上念出一名从127名进步至47名的同学名字，让台下学生震惊又兴奋。

也是那次，陈泓旭直接提出两个请求。其一，他觉得自己语文成绩不理想，想弥补语文短板。其二，希望能将8个直播班里成绩较好的同学聚集起来形成小班。

进入高二后始终保持年级第一的陈泓旭，早就是教育局和学校选中的“苗子”。

2015年，王开富阔别七年后回到教育局担任局长，他暗自和昆明学校较劲：凭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清华北大的学生？此前，他从副局长的位置调岗至县政府、乡镇任职。

因此，陈泓旭的要求，他也尽量满足。王开富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昆明市语文特级教师为陈补课。至于小班，王开富起初犹豫，“万一弄了还是没考好呢？”他找县委书记商量，得到同意后，开设网络9班、10班，一文一理，任课教师由学生决定。

这成了后来家长口中的“培优班”。

培优班复习进度更快，学生学习也更为自主。起初，王开富怀疑是陈泓旭的班主任杨文权“怂恿”孩子提出要求，因为培养清北的学生始终是杨文权的目标。3年前，他和搭班同事说发现了清华的苗子，别人只当他“痴人说梦”。

在杨文权的叙述里，陈泓旭高一时就展现出难得的学习热情。一般学生来办公室问问题，只要杨文权说“高考不考”，他们就会放弃；而这名学生喜欢刨根问底，总以知识点的掌握为导向。每次考完试，他不急于知道考分，而是主动和老师探讨难题的解题思路。

2018年夏天，那个曾在王开富面前扬言“一定要考清华，不然就复读”的学生，以695分考入清华——清华在云南省的一批录取分数线为703分。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点高校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的国家专项计划。该政策于2012年出台，到了2018年，清华大学在云南省招收的国家专项批人数为17人。

陈泓旭完成了王开富此次任期内的最大执念——出一个清北生，“哪怕就一个也行”。

抛却高考的不确定性，小县城里清华北大学子的诞生，更像是倾尽所有后的一种必然。

位于湖北的国家级贫困县保康，也曾在2015年考出一个北大学生。一名在保康教育系统工作的人士透露，那位学生本可以就读襄阳市区的重点高中，但保康一中承诺为他免去学费，整个年级最好的师资也全部倾注于他一人。“全年级有两种学习进度，一个是他，一个是除他之外的所有人。”

2018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两名同学，成了禄劝县城的骄傲。（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一块“屏幕”承载的过多期待

学生、教师、教育局官员，每个人都对“屏幕”寄托了不同期待，有人拓宽视野，有人学习方法，有人教授，也有人寄托其上自己的任职愿望。

距离昆明更近的云南宜良县，面临的教育问题和禄劝相似。为留住优质生源，宜良一中、二中的校长主动找到刚创办不久的东方闻道网校，在2004年开始试运行直播班。2006年，第一届直播班毕业。

也是那一年，时任禄劝教育局副局长的王开富，带着校长、老师，到已试运行一届直播班的宜良一中参观取经。宜良一中的年级组长、任课老师和在读的远端班学生皆来分享经验。

高超是宜良当时首届直播班的学生。毕业多年后，他在重庆开始动漫自媒体创业。无意将人生选择与当初的屏幕挂钩，但他始终记得那个瞬间：屏幕上成都七中的一个“死宅”说起有关二次元和动漫的内容，全班人毫无反应，只有自己兴奋极了。孤独的县城少年，第一次觉得找到了同好。

类似触动不断鼓励高超向外走。语文老师用成都话念的“巷子”，他到如今还能模仿，这是少年初次听见和成都的水雾一样湿濡的西南官话；一次课间偶然播放的成都七中宣传片，他看到人员齐全、表演机会众多的管乐队，羡慕不已。

高超自称学渣，却也认同直播班像“往井下打了光”。他回忆，那届高考直播班成绩出色，本科率达到90%，而他属于剩下的10%。

同学薛智佳截然相反。作为常年第一的尖子生，薛智佳高三一年在成都七中借读，回云南高考时，成为全省13名，进入北大。高超记得，高二时新出一款游戏，薛智佳“沉沦”短短3天就决定出坑：“这游戏会上瘾，不能再玩。”

这名被“学渣”高超惦记着的尖子生，大学毕业后成了培训机构的物理老师，后来更自己开了教育培训机构。高超看到过他的“名师”海报，上面印着一句口号：我们不生产题，我们是题海的搬运工。

这些共同经受“屏幕”熏染的人生可能永远不再交错，但不同人寄托其上的愿景本就不尽相同。

考察宜良后的王开富，寄托在“屏幕”上的愿望便是提升禄劝的本科率、一本率。他决定在禄劝一中和禄劝民族实验中学接入东方闻道网校，教育局帮学校安装设备。

校长刘正德向南方周末记者阐释对直播班的理解：“我们的定位就是通过直播，培养年轻教师，然后通过年轻教师的成长，来提升整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

他试图纠正一种神化“屏幕”的观念：“如果拉一根线一个屏幕，高考就能突飞猛进，这个教育就好办了。”

2006年，直播班在禄劝开办。禄劝一中效仿宜良，让同批老师既教直播班也教普通班，形成对照。3年后，无论一本人数还是二本人数，直播班都比普通班多。刘正德相信改变会缓慢发生，他举例：高考最高分从最初的五百八，逐渐突破六百，再至六百四五十，直到陈泓旭考了695分。

不同于宜良一中由学生家长自行承担网校学费，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禄劝，为学生减免高中学费还来不及，更谈不上让家长另付网校学费。吴飞介绍，每个网校文科班每年学费为6万，理科班则为7万。2015年以前，费用一直由学校支付。

同在禄劝，民族实验中学的网校却有不同命运。当时，曾有年轻老师不服气，提出将6万学费直接分给6位主科老师的要求，并保证自己会比成都七中教得好。试用不久后，民族实验中学就停了直播班。

刘昆明曾是宜良二中的老师，在他印象中，大约2010年，宜良停办一届直播班，结果那一届的高考，尖子生数量明显下滑，此后直播班延续至今。

禄劝一中虽晚于宜良开办直播班，但规模后来居上。随着学校招生扩大，2010年在一个理科直播班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文科班，2014年扩展至3理2文，2015年禄劝县所有高一新生中，大约有480人能进入8个直播班。

“穷得连水电费都拖欠”

2008年，王开富和时任局长相继转岗。此后，禄劝一中规模逐步扩大，经费依然由学校承担。刘正德和吴飞都为这笔开支焦虑过，学校一度连水电费都拖欠到来年再交。

7年后，王开富又回来了。当时，直播班的效果已逐渐显现，2015年，杨文权带的第一届直播班毕业，60人的班级有57人被一本学校录取，刷新了县城的纪录。王开富却觉得，直播班数量太少，影响不够，决定将直播班扩至8个班。

然而，直播班扩容的真正原因，就算是在王开富的叙述里，也有不同说辞。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不经意陈述了扩班的另一原因：“那时从乡镇领导到身边熟人，都会请我帮忙安排他们孩子读书，要帮忙就得想办法，如果才这点（直播）班，光这些人的孩子都不够。”

反对意见也不少。教育局同事担心，“那么多人读直播班，以后成绩不好更麻烦”。学校老师认为，8个直播班规模太大，这意味着会招入更多基础较弱的学生，课程进度更难把握。杨文权回忆，有些学生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每晚熬夜到凌晨，他看着心疼。

王开富最终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和此前不同，2015年开始，直播班由一中和民中合办，即两校每年共招8个直播班，每届办学地点在两校轮流，4个班用一中老师，4个班用民中老师。王开富解释此举动机：两校老师一起上课，谁也不服谁，可以相互竞争，民中老师看到一中老师努力教，不努力也不好意思。

王开富算过一笔账，全县8个直播班三年费用总和不超200万元，禄劝本地老师会从直播课中受益，而早在2015年，上级教育部门就提出加强用于教师培训的经费，相比师训费，200万只是较小一块蛋糕。

他以此争取到了县财政专门拨款用于直播班运营。

与直播班扩容形成对比的是，禄劝一中的一本率从2017年的10.02%变为2018年的12.34%。

直播班在禄劝得以坚持办下来，吴飞认可局长王开富发挥的作用：“要不是他来，也不会弄到8个，场地没有，师资也没有，经费更没有。”在吴飞的印象中，局长特别关注作为基础教育出口的高中教育，包括课程设置、考试成果等，初中、小学则由其他的副职科室重点关注。

除了用于直播班的经费，王开富最常提的，还有落在大部分禄劝高中生身上的两笔钱。第一笔是直接由县财政承担的三免一补：2017年，禄劝实现县内农村家庭就读高中阶段学生学费、住宿费和教科书费全免，并补助生活费。第二笔，则是由中央、省市、县按不同比例分摊所得的1200元生均公用经费，这笔经费用于学校日常的运营。

2017年，禄劝全县财政收入为6.118亿元，对教育的投入占比约26%，用于直播班的经费以及人均3960元的三免一补就在这26%中。同年，禄劝县的教育投入总额为8.2199亿元，这是中央、省、市、县的共同投入。

仅靠一个贫困县的财政发展全县教育，只是杯水车薪。即便如此，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禄劝在县财政中拿出人均3960元、共计3200万元的普通高中三免一补经费，已属云南首例。

回忆起争取经费的过程，王开富形容是“为阻隔贫困代际传递做出的教育突围”。

当时，教育局班子成员想写一份请示，请求县财政拨款。担任过政府办副主任的王开富，知道县长的难处，因此估摸着县财政拿不出太多钱，所以只请求县政府能拨款减免农村学子读普通高中的学费和住宿费，每人约960元，总额不到千万。

县委书记也看到了请示，随即打电话给王开富，一开口便用禄劝方言骂他小气。“钱是你出吗？（这些钱）能解决问题吗？”于是，王开富又将提前准备好的二稿发了过去。

在王开富的叙述里，等到县政府开常务会，财政局工作人员首先反对，“这么多钱从哪来？”王开富于是按照学费、住宿费、书费、补助金一笔笔解释，最终，方案得以通过并落实。

对比禄劝开办直播班的相对顺利，因缺乏财政支持而被迫中断直播班的案例也不鲜见。

2012年到2017年，山西省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共有3届学生经历过直播班。教导主任赵老师表示，这些年的网校费用均由学校自己承担，从各种经费里“使劲抠出来”。5年后，学校难以为继，选择停掉直播班。

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一样，教育经费更多用在基础设施上。“教育局不关注这事儿，不会为此拨钱，我们也申请过。他们一般关注硬件建设，例如建大楼、配置实验设备。”赵老师说。

被屏幕培养出的教师们

正如众多采访对象反复提及的那样，设立直播班的意义更在于对教师的培养。

成都七中的课程以快节奏、大容量、高强度著称。直播班里，老师也是学生。在赵老师眼里，成都七中的文科老师视野更开阔，而理科老师讲题“语言简约，切中要害”，调取核心知识点路径的能力更强。

经费紧缺时，吴飞也算过账。假设每年进来20位教师，直播班学费分摊到每个老师身上，就是六七千的培训费。成都七中用的课件和资料，新老师可以直接拷贝用以观看，成都七中老师的教学方法，新老师也可以琢磨借鉴。

2006年，后来教出了清华北大学生的杨文权刚大学毕业不久。最初使用直播班时，学校挑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教授直播班学生，年轻的新教师杨文权觉得羡慕。

6年后，杨文权终于如愿。开学第一周，他有些无所适从。如今，他会在上课时观察学生的神情，孩子眉头紧锁、神情迷茫时，他就会赶紧拿粉笔在屏幕旁的黑板缝隙里，写下被省略的步骤或是思维导图。如果他觉得自己的解题思路学生更容易理解，便会直接关掉视频声音，自己开讲。

这些都是在后来的不断摸索中掌握的教学方法。前端老师和远端老师每周进行一次联网备课，他也会和成都七中的老师交流。

带第一届直播班时，杨文权跟着做成都七中的数学题，草稿纸堆起一个桌子的高度，时常自己解起题来都感到费劲。到了第二届再解这些题，杨文权已经能举一反三，看到题就能马上想起思路，也能更好地给学生讲解。

杨文权不仅每天提前观看成都七中经由网校系统传来的资料，带领学生预习和复习，还会一对一当面批改作业，当场答疑解惑。有时自家孩子生病了，他去医院陪一会儿，就赶回学校陪学生。

这位如今闻名小城的教师，微信签名上写着：“工作狂。”

王开富仍有野心。为了2019年的高考成绩，他曾提出想让杨文权在新学期接着教高三。

一位在昆明某县教育局工作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现象在当地较普遍，杨文权这样的老师被称为“把关老师”，领导希望一直由“把关老师”教高三，资历不够的老师带完高二后接着回去带高一，这种做法因为较功利而存在争议。

杨文权拒绝了。

2018岁末的禄劝一中，一个普通的周三上午，第三节课下课。杨文权和高一直播班的其他数学老师从教室走回办公室。一名男老师把教材“砰”的一下扔在桌面，“哎，实在太快了，学生根本跟不上”。

在和禄劝相邻的云南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武定县，武定县第一中学、武定县民族中学也曾分别办过一年和两年直播班。

武定县教育局一名知情人士这样解释停办直播班的原因：“其一，本地和七中的生源差距实在太大，直播课程跟不上，老师的教学方法和进度太不接地气；其二，成都七中的课程和考试要求都和本地学校差距太大，比如高考目标分数，550在这边算中高分了，但那是他们的基础分。”

这也是禄劝始终面对的难题。

从高考呈现出的数据上看，禄劝的教育确实正在突围，“科教兴县”既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发展战略，也被当作县领导治理有方的政绩。

2019年，是直播班在禄劝开班的第13个年头，然而，一直期望“教育脱贫”的禄劝尚未摘帽。教育本身给县城带去怎样更深邃长远的影响，“应该交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