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证明的伤害三个孩子“有问题”，两名女教师流产

因为在母体中时发生的“基因突变”，6岁男孩小荣罹患“脑发育迟缓”，其智商只有40。他的母亲认为，这个病是由甲醛污染所致。（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3日《南方周末》）

祝爱珍开始怀疑儿子的真正病因。经过一番努力，她自认为找到了导致儿子基因突变的元凶——办公室里的甲醛。

祝爱珍能够证明自己的儿子受害，能证明206办公室存在甲醛污染，甚至也可以证明甲醛污染导致基因突变。然而，她却很难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因果关系——儿子的病就是因为办公室的甲醛污染所致。

仅就外表而言，6岁男孩小荣看起来与其他孩子并没什么不同——除了头部额头以上的部分略小一点。

但他确实异于常人：不会说话，不能咀嚼，不能自主大小便，能走路但不能跨越，不会做任何精细动作。他的智商值仅有40（正常值为100以上），至今仍不认得自己的亲生父母。

根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出生缺陷研究室出具的报告，小荣患的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他还在母体中的时候，承载身体发育信息的染色体就缺失了一段，其中包括若干影响大脑发育的基因。

小荣后来被诊断为脑发育迟缓，这并非是一种遗传病。同样经基因检测，小荣父母的基因均正常，在小荣出生4年之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完全正常的女儿。

在2018年9月辞职之前，小荣的母亲祝爱珍是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简称天华学院）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祝爱珍一直在这所独立学院工作。儿子生病之前，她除了正常任教，还担任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由于工作繁忙，在第一次怀孕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上课和回宿舍休息，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新搬进的日华楼206办公室。

在纯自然环境中，人类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非常低。这让祝爱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归咎于“命不好”——千万分之一概率的厄运降临在她和儿子身上。

不过，在一连串奇怪的事情发生后，祝爱珍开始怀疑儿子疾病的真正病因。经过一番努力，她自认为找到了导致儿子基因突变的元凶——办公室里的甲醛。

有多项研究证实，甲醛可能导致基因突变并影响妇女的生育。经过检测，祝爱珍怀孕期间所在的办公室甲醛超标。

祝爱珍还发现，在新办公室启用的两年间，有五名怀孕、生育的女老师都出了问题。

丢失的基因

小荣出生于2012年10月16日。怀孕期间，祝爱珍的产检基本正常，后来她得知，因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疾病，很难通过产检查出来。

惟一的不祥征兆是分娩前两个月，她第二次做B超检查时，结果显示“胎儿发育落后”。医生在询问了他们夫妇的身高之后，认为问题不大，最多是孩子出生后会稍矮一点。

儿子出生时重6斤1两，身长49厘米，其他方面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这让祝爱珍松了一口气。

但儿子长到6个月左右时，祝爱珍发现了不对劲。“他不看人，不是看天就是看地。”祝爱珍说，“眼睛没有神，当时以为可能是开窍晚。”

两个月之后的一次磁共振检查，让祝爱珍越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次检查的结果显示，小荣的大脑存在“结构性病变”。

2014年5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小荣做了一次“全基因芯片扫描检测”，报告显示其存在大段的基因缺失，缺失量为4300kb，缺失位置是在“chrlq43-44”（即一号染色体长臂4区的4带和3带）。报告结论认为，上述基因缺失与“lq缺失综合征”相关，“临床上可以有发育迟缓、智力落后、癫痫、喂养困难、孤独症、语言发育延迟等”。

医生后来对祝爱珍说，这个病国内很少有公开报道，但在国外网站上已经有很多报道了。

不过那时的情况看起来还不是很严重。祝爱珍从小就给儿子做康复训练，同时加强营养，她搞到了一个出自美国某著名医院的食疗配方，用这个配方给孩子喂食，效果一度不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迎接她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击”。

“一开始以为能康复治疗，智力不受影响，后来发现智力也受影响，（对）智力有影响以为慢慢教还是会有进步，结果又发生了癫痫。”她对同事这样说。

小荣13个月时才会爬，3岁时还不会走。如今的他虽已会走路，但智商值仅为40，远低于他年仅两岁的妹妹。他平时很安静，经常陪着妹妹看电视，但在祝爱珍看来，他实际上根本看不懂。平均每半小时左右，他的双手会痉挛，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不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最终，祝爱珍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将一辈子没办法跟正常孩子一样了。

小荣的病毁掉了全家人的幸福，他每个月的医疗、营养和康复费用在六千元左右，差不多刚好等于祝爱珍的工资。为了照顾小荣，爷爷奶奶放弃了原来的生活，专程从山东老家赶到上海，一呆就是6年。

更大的压力是精神上的。祝爱珍说，绝望的时候，她曾抱着儿子走到自家15楼的楼顶。

五位女教师怀孕生产“无一幸免”

2012年五一假期后，怀有三个月身孕的祝爱珍搬进了天华学院日华楼206室，这是一间由学生教室“改造”而成的教师办公室。

按祝爱珍的说法，新办公室在装修结束后就立即投入使用，刚搬进去时甚至还有一些装修垃圾。当时她和其他老师为此提出过异议，认为应该按惯例空置一段时间。但学校因办公用房紧张没有同意。

后经法院查实，在生下孩子之前，祝爱珍在206室共待了两个月。她的正常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4点10分，由于兼职行政工作，故下班后有时也在206办公室内工作。一般每天只有上课时不在办公室，每天2-3节课，每节课40分钟。

一直到2014年暑假之前，祝爱珍都没有将孩子的病与甲醛联系起来——直到发现身边的同事一个个都在生孩子时出了状况。

祝爱珍的同事韩某（204办公室）的孩子比小荣小一岁三个月。那是一个女孩，同样被诊断为脑发育迟缓。按祝爱珍的说法，她的情况比小荣还差，3岁时还坐都不会坐，一直躺着。

继祝爱珍、韩某之后，天华学院另一个女教师徐某（206室）也生下一个问题婴儿，被诊断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胸腺缺如等。住院手术期间，医生为其做了基因检测，结论也是基因突变所致。孩子只活了不到6个月。

后经法院查实，从祝爱珍开始，从2012年10月到2014年4月，在不到两年时间里，206室和隔壁同期“改造”的204室，共有5名女教师在怀孕期间和生子后遭遇不幸。除了前述3人的孩子有问题，2014年3月和2014年4月，智某（206室）和吴某（206室）均由于不明原因流产。

祝爱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那段时间，两个办公室只有这5名女教师怀孕生产，结果“无一幸免”。而包括她本人在内，这些老师在此之前和离开相应的办公室之后，所生下的孩子都是正常的。

甲醛检测：两年后仍然超标

一连串不幸事件的发生，让祝爱珍和另一名同事想到办公室的空气污染问题。

2014年暑假，祝爱珍以学校的名义，委托一家有资质的环保科技公司，对天华学院日华楼206室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结果显示甲醛浓度超出国家强制性标准一倍。

祝爱珍深感震惊，因为这距当初她们刚搬进这间办公室已经过了两年多。

祝爱珍将结果报告了学校。校方高度重视，一个月后又委托了一家公司重新检测，祝爱珍也在场。这次除了206办公室，连同日华楼二楼其他9间办公室一并检测。结果显示206办公室仍然超标，但超标程度轻于祝爱珍委托检测的结果。10间办公室中有5间超标，其中超标最严重的一间，是管理学院院长办公室。不过，生下脑发育迟缓患儿的韩某所在的204室并不超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检测之前，校方曾在受检的10间办公室摆放了绿萝。祝爱珍后来查阅资料发现，绿萝对降低甲醛污染确实能起到作用。

第二次检测之后，天华学院院长叶才福告诉祝爱珍，学校也是受害者，下一步是要查清楚甲醛超标的原因，“家具的来龙去脉，谁去采购的，家具厂的所有报告都要拿过来，超了多少，源头在哪里，都要搞清楚。”叶才福说。

不过，一直到后来双方打官司，校方也未能找到涉案办公室甲醛超标的原因。按校方代理律师的说法，206办公室新安装的桌椅隔断是从合格的家具厂购买的，并且符合标准。但并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也没有提交办公用具购买合同。

祝爱珍注意到，在此次检测之后，院长的办公室在深秋季节还经常开着风扇。

就在第二次检测之后一个多月，校方又委托另一家公司做了第三次检测，结果这次日华楼二楼10间办公室没有一间甲醛超标。对于这个结果，天华学院党委书记韩晓玉也感到惊讶，“连我们都晕了。”她对祝爱珍说。

祝爱珍对第三次检测毫不知情，按照校方代理律师对祝爱珍的说法，这次找的是一家“更权威、水准更高”的检测机构，目的是希望检测结果“更准确更公平”，并强调那家检测机构是“自己来的”，“（学校）没有任何接待”。

祝爱珍觉得奇怪：既然学校没有接待，他们是怎么拿钥匙开的办公室？

校方愿提供“人道主义补贴”

在祝爱珍看来，学校后来的两次检测，目的都是为了规避自身责任。她也清楚，在证实办公室甲醛超标之后，自己与学校的战争就已经打响。

不过，双方最初都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而在一次谈话中，院长叶才福曾叮嘱她“不要声张”此事。

事实上，即使发展到双方对簿公堂，206室存在甲醛污染的事实也仍是一个秘密。在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之前，曾在该办公室上班的一位女教师并不知道学校曾经两次检测过这里的空气，更不知道检测的结果。据她回忆，2014年底前后，她和同事们搬离了206，当时的说法是这间办公室朝北太冷。

校方后来在诉讼中确认，从2015年1月起，日华楼206室即不再作为教师办公室使用。

与祝爱珍首次就此事面谈时，院长叶才福将她的不幸归于“命不好”。

“原来以为是命，知道检测结果后就觉得不是了。”祝爱珍说。

在第二次与叶面谈时，祝爱珍提到其他同事的遭遇：“连续五个人都在办公室出事，就有很大的可能（是甲醛污染导致）。”

“很大两个字也不能说，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叶才福说。

不过，校方表示，愿意对祝爱珍在“不谈责任和原因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

具体方案是，祝在学校工作期间，每个月给予其2500元的“人道主义补贴”。后来又有所放宽，除了上述补贴，再一次性给10万元补偿，或者一次性给30万元。而祝认为这不应是补偿，而是赔偿，是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在数额方面，她认为孩子未来的治疗费用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此提出至少要100万元。学校对此无法接受。

根据校方向法院提交的一份“情况说明”，祝爱珍与学校“谈判”期间，徐某某和韩某分别接受了学校给予的10万元和30万元“特别医疗补贴”，并称“两位老师在与学校沟通的过程中都表明她们并不认为造成孩子不健康的原因就是学校环境问题”。

在后来与校方的谈判中，祝爱珍承认自己“孤立无援”，但仍表示自己不会“随便妥协”，“头破血流也要走下去”。

就祝爱珍所陈述的内容，南方周末记者曾致电叶才福联系采访。一提到祝爱珍，叶即明白是什么事，但表示不想就此事多谈。他说，学校有专人负责此事，也欢迎记者前去采访，并给了联系人的电话。但南方周末记者多次拨打该号码均未接通，发短信亦未接到回复。

最后的法律救济途径

2015年9月，在与校方的“谈判”破裂之后，祝爱珍以儿子小荣为原告，将天华学院起诉至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起初，她对胜诉充满信心。

祝爱珍本人是学法律出身，在天华学院所教的课程也是法律，同时本人还是一名兼职律师。在自己与学校的官司中，祝爱珍能够证明自己的儿子受害，能证明206办公室存在甲醛污染，甚至也可以证明甲醛污染导致基因突变。

然而，她却很难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因果关系——儿子的病就是因为办公室的甲醛污染所致。而在一般的侵权民事案件中，原告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意味着就将败诉。

但她注意到，对于环境污染类特殊侵权案件，因为举证难度大，为了更好地保护弱者利益，侵权责任法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条款。这意味着，在她与学校的这起诉讼中，重要的不是由她来证明儿子的病是由办公室甲醛污染所导致，而是要由学校证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学校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祝爱珍后来在裁判文书网上查过相关判例，发现既有按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论，也有按普通健康权纠纷论。按前者论，原告均胜诉，而按后者论，原告则均败诉。

对于小荣诉天华学院案，法院没有视为环境污染纠纷。一审判决书对此的解释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所指的环境一般应指自然环境、公共环境；而本案所涉环境系被告日华楼206室，针对的是特定人员的室内环境，且除本案外，既无类案或类似纠纷亦无相关定论，故本案尚‘不足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论，而以健康权纠纷论为妥。”

面对日华楼206办公室三次不同的检测结果，一审法院采信了第二次，认定该办公室的甲醛含量在祝爱珍怀孕期间确实超标，同时也认定小荣确实患有脑瘫或脑发育迟缓。

这意味着此案的关键，仍在于原告方能否证明两者存在因果关系。

为此，嘉定区法院曾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但被该中心以“目前难以进行鉴定”为由退回。

不过，该鉴定中心还是就相关情况作了分析说明：……目前有报道明确空气污染与新生儿心脏病有关，孕期受空气污染可导致流产、胎儿畸形……但脑瘫、脑发育迟缓发生原因极其复杂，难以明确定论，并不是一元论；目前尚无研究机制及数据可判断孕妇受到空气污染（甲醛或苯等）可导致胎儿出生后发展为脑瘫、脑发育迟缓状况。”

嘉定区法院以此认为，“目前尚无法得出原告所患脑瘫或脑发育迟缓与日华楼206室甲醛浓度超标有因果关系”。至于天华学院另外4名教师所遭遇的不幸，法院对相关事实也予以认定。但是，“因被告否认与日华楼206室有关，相关人员至今未以原告相同理由向被告主张侵权赔偿，故现不能以此推论原告所患脑瘫或脑发育迟缓与日华楼206室甲醛浓度超标有因果关系。”

最终，嘉定区法院驳回了小荣全部诉讼请求。祝爱珍随后代小荣提起上诉，被二审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二审法院也认为此案不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污染案件有所区别”。

祝爱珍对此难以理解。在她看来，一审法院、二审法院都认为“环境污染”中的“环境”包括“大气”，但她从来没见什么规定说办公室内的空气不属于“大气”。

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祝爱珍决定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根据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向上海市高院的申诉被驳回后，她将不能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这意味着，申请抗诉将是祝爱珍最后的法律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