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不安”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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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的村庄，加入游行的移民
从大堰桥出发，折行一段，游行队伍喊着口号，走上了老环城路。

在老环城路一带的七星村，住着上千水电站工程移民。“6·28事件”之后，7月3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

石宗源所称的“移民安置”，便包括七星村的上千移民。这些移民，来自贵州省最大的水电站——构皮滩水电站工程。该工程涉及瓮安县内水库移民逾4000人，其中农业人口3000多人。早在2004年，因为安置补偿问题，移民核心来源区江界河村村民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就发生过纠纷。

村民回忆，2002年下半年，移民安置工程开始启动，整个江界河村九百多人都属移民之列，当时移民局列出的生产安置费约每人1.9万元，村民们普遍认为这个价格过低，移民局有截流相关费用。

另外在土地补偿方面，村民们也认为，果木的补偿价格太低，按照国家标准，果园每亩补偿1.6万多元，而他们得到的补助是每棵100元，折算每亩约7000元。一个对比是，邻近水文站获得的补偿是每棵1000元。

2004年12月，在时任县长王勤带领下，包括省、州、县三级移民系统和长江委人士在内，来到江界河村。“我们问他们补偿为什么这么低。”村民说，“双方没有谈拢，他们讲不清楚，我们就不放他们走。”

群情激昂的村民们扣住了车，封锁了路。因为江界河村邻近余庆、湄潭、遵义、开阳四县，其他四县的水库移民闻风而动，共有逾千人赶到了江界河以期“讨一个说法”。当时五县共有二三千移民驻扎在了江界河村。

包括县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们被迫在此逗留了三天三夜，双方依然未能达成谅解。最后，当年12月16日，村民们等到的是大批的武警和公安。

冲突一触即发，据村民自己统计，有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多人受伤。

“我们打120，没有人管。自己把伤员送到乡卫生院，他们也收到命令不允许收留病人。最后还是我们自己买来药品，给伤员包扎治疗。”上述村民说。

最后在武警、公安的护送下，官员们最终得以离开。

事发半年后，经多次协商，政府提供给34名伤员共计5000元医疗费，方才了结此事。但移民安置补偿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两年多后，2007年3月底，江界河村民们都收到乡政府通知，被要求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迁，后果自负”。

2007年4月6日，在瓮安县政府负责人带领下，包括县移民开发局和公检法在内，逾百人的队伍开进江界河村，该村所有房屋被挖掘机强制拆除，拆迁者还将部分木屋点火焚烧。

不仅如此，拆迁者锯断了水位线下所有的果树，扯掉了全部的庄稼，未长成的青苗则被喷洒除草剂毒死。当时，桃李已经开始成熟，还来不及采摘。“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东西全都被淋湿，人只好随便拉一些油布躲雨。”伤心的村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如今原有的村居一片瓦砾，杂草丛生。

时至今日，仍有54户二百多位移民留守村中。他们没有接受政府的任何补偿，在水位线上搭起临时草棚，全家人住在狭小的窝棚下，无水无电，仅靠水位线上幸存的田地和果树为生。甚至去乡政府做临时建筑工，也会被告知不需要他们这样的移民。“我们只是希望政策透明，补偿到位，可以在水位线上，安居乐业。”但他们只能依然在无望中等待问题的解决。

搬到七星村的上千移民，虽然接受了补偿安置，但他们同样认为，当时的补偿过低，他们目前依然为此而奔走。

6月28日，在游行队伍经过后，一些原本为了补偿问题而奔走的移民就此出现在了队伍中。

活跃的黑帮，困顿的矿区
通过老环城路，这支由中学生领头的游行队伍拐到了北东路。北东路上坐落着瓮安三中，正是死者李树芬生前就读的学校。

“学校安全感不够，一些同学也加入到帮会，他们还拿来显耀，耀武扬威。”李树芬所在的三中初二六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同学说。

他说，在三中校门口，下午5点多放学后，几乎每天都有人打架。群架或者单挑，带着马刀、匕首、木棍等凶器。打架者包括学生和游荡在社会上的“小混混”，来自盘踞县城的各帮派。而据三中教导处的两位老师称，“学生打老师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了。”

另一名学生介绍，加入帮会不仅是差生和男生的“专利”。在瓮安，要想安心学习，不为人欺，也必须要加入帮会寻求“靠山”，女生也是如此。

帮派成员并非仅活跃在学生间，这仅仅是帮派的最底层。据一位曾投资开矿的当地人介绍，在“金字塔形的结构”的上端，黑恶势力或隐性或张扬于矿区，甚至与官权相勾结，以谋取利益。

“如果不接受帮派的条件，一些矿很难能开下去。”上述人士说，条件包括收取保护费；或者控制矿石的外卖，或者在矿企里享有干股等等，有些帮派成员则自己开矿。

在矿企和帮派夹缝中尴尬生存的，是矿区的村民。

在李树芬的老家、磷矿丰富的玉华乡，记者在牛宫村看到，流经村子的水，呈灰白的混浊。村民们说，从2002年开始，开矿就污染了村子的水源，并导致人畜饮水困难，庄稼绝收。但村民们向政府的投诉得不到回应，矿企则完全不予理睬。

不仅如此，开矿还带来水土流失，失去田地的村民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矿企的赔偿。

在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随着矿井的掘进，村民们发现，地下水位越来越低，至2007年，一口农井完全干涸，他们失去了主要的水源，人畜饮水以及灌溉用水发生困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介绍说，田坝人找矿企理论，但对方称水位是自然下降，他们又多次找县、乡政府，但诉求得不到回应。他们无奈之下一度对矿企采取断电、堵井的行为，双方发生纠纷。

同年2月，新的开矿者来到田坝组，田坝村民提出开采前应达成协议，如果开矿过程中，影响了另一处仅剩水源的水位，须进行相关补偿，双方协商无果，村民们组织起来堵住了矿井。

这位村民说，随后3月15日瓮安县组织的工作组前来调解，村民们提出“一天不解决水源问题，一天不放人”，工作组被堵在村中三天三夜后，才得以离开。

到了去年4月29日，县政府通知村民代表前去开会“解决问题”，当天共有包括村长、支书在内的14位村民代表前往县政府大楼会议室。但据一位在场村民说，会至中途，县公安局突然来人，带走了11名代表。

协调会变成了鸿门宴。“村里的人听说代表被抓了，几乎全组人赶到了县城。在公安局，他们拉起警戒线，不让我们和代表见面，混乱之中，双方发生冲突，连代表在内，全组共有22人被抓。”上述在场者说，事后，这些村民被认定为冲击政府机关。

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青发，正是玉华乡田坝组人，也曾参与上述事项。

几乎同样的行为，不知是江界河村民的幸运还是岩根河村民的不幸，上述村民代表中，最后有7人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最短的两年，最长的六年。

当游行队伍经过，对于纠结一体的政府工作人员与黑帮组织隐忍已久的矿区居民也被瞬间点燃，尾随的人越来越多。一位目击者说，道路两边的许多商家甚至临时停止了营业，拉下卷闸门，紧紧跟随。

7月3日，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认为，在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认为，有的干部队伍不纯洁，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

“6·28事件”后，贵州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并在一周内排查出分属六个帮派的涉案黑帮人员共计249名。其中最大的“玉山帮”组建于1998年，有大小头目五十多人。存在于瓮安10年的黑帮，一朝倾覆。

7月3日，瓮安县公安局局长和政委被建议免职；随后，7月4日，该县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