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托尔斯泰的翅膀(下)

责任编辑:陈年

托庄即景 (姜晓明 摄)

6

要注释托尔斯泰的“无一刻不陷于最难解的矛盾之中”(托洛茨基语),只需要一个索菲娅便够了。

索菲娅出生在一个御医家庭,1862年嫁给托尔斯泰时年方十八,为他怀过15次胎,生下13个孩子(在那个妇女生产时只能用点鸦片止痛的年代),其中8个长大成人。

她是带着一份不太丰厚的嫁妆,包括被单来的。此前,托尔斯泰的床上没有被单,只有一床印花布被子。更早些,他睡在干草上。这是他常常自责的豪华生活的一部分。豪华,是同周围村庄里的农夫相比较而言的。

贝尔斯家的准贵族血统令这家的小姐们格外珍视所谓上流社会,这是托尔斯泰从出生第一天起就身在其中但在1880年以后决意奋力脱离的。索菲娅待字闺中时,曾收到家庭补习教师的情诗,还被吻了手。她用手帕擦干净手,向母亲告了这位大学生的状。这种对被冒犯的反应,是贵族式的。

原定许配给托尔斯泰是大女儿丽莎,但伯爵对很有教养的姑娘不来电,他看到了妹妹。“索菲娅不漂亮,有点粗俗,然而吸引人。”读完了索菲娅的中篇小说,他们做起一种猜字母的游戏――两个相爱的人单靠字母进行长时间谈话,这机关后来被移进《安娜·卡列尼娜》。

从订婚起,伯爵把日记给小他16岁的未婚妻看。索菲娅从日记中,从《哥萨克》之类的作品里,看清楚托尔斯泰打十几岁起爱过的一个个姑娘。读到“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无非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婆娘,简直怕人。”她婚后生活的基调就此奠定:嫉妒,嫉妒围绕着托尔斯泰的一切。

托尔斯泰夫妇结婚48周年(1910年7月)留念

托尔斯泰曾对他学校的师生说:“娶一位小姐为妻,意味着强迫自己把文明的毒药全吃下去。”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娶了一位小姐,不是他爱过的农妇、哥萨克女人或茨冈女人。他对爱情和婚姻的体悟,在后期作品里浮现,比如《恶魔》,讲了情欲、私通和婚姻的伪善。他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对农妇阿克西妮娅的感情:“我以为是我占有了她,实际上是她占有了我,占有后再不放手……”已经80岁的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看到裸露的双脚,想起了阿克西妮娅,想起了她活着,据说季莫菲(阿克西妮娅的儿子,长得很像托尔斯泰,在庄园里当马车夫)是我的儿子,想起我没有求她宽恕,没有忏悔,居然敢斥责其他人。”

索菲娅在1908年才看到《恶魔》的手稿,此前它被藏在书房老圈椅的漆布椅套下面。老年夫妇发生了激烈争吵。“她内心的旧酵母又发起来,我感到十分难过。上茶园。开始写我死后交给她的书简,但是没写完,丢开了……”年轻时,伯爵会用吻去平息口角,差不多就是“堵上她的嘴”。到了老年,常常是她哭他也哭,“而两个人的心情也就舒畅了”。

他的爱情作品里,最绝望的是《克莱采奏鸣曲》。波兹内舍夫在讲述“杀妻”的同时,也圈点了现代婚姻发展史。它把那个时代火车上可能发生的一切细节都装进去了:发生爱情,谈婚论嫁,年轻女子和她们的父母如何捕获青年男子。

即使不娶索菲娅,托尔斯泰也会娶一位跟他同阶层的小姐。索菲娅若像了胡适的江冬秀,醉心于麻将而不过问其余,日子会太平许多。但索菲娅也会写几笔(晚年出版了整整八卷《我的一生》),把丈夫的事业当作自己的来经营(誊抄过7遍《战争与和平》手稿);要养活家里38口人(1908年时,这家四代同堂,包括离婚的儿媳也住在大家庭里;都是早起踢开被子,需要有人收拾床铺的);两个并不互相理解的人还交换日记看,这种不见面的推心置腹绝对坦白,平添太多烦恼。

索菲娅把被单枕头带进了这个大家庭,安排仆人睡在固定的地方(以前,他们在地板上铺了毛毡到处乱睡),跟随丈夫去林中散步,勉强学会弹钢琴,读书,腌黄瓜……她刚进门没多久就在一则日记(不是后来补写或追忆的)里和盘托出:“我讨厌他和他的乡亲们。有我,没乡亲,有乡亲,没我。我为他活着,我希望他也这样,要不然,我在这里感到难受、窒闷……如果他不能像我对他那样把全副心思放在我身上,如果我不是一个玩偶,如果我不仅仅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人,那么我就不能这样生活……”她有她的道理。她当然深爱托尔斯泰,只是这爱愈见窄小,渐渐变得像一副襁褓带。

托尔斯泰的日记才是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这时候渐渐变味:“这本小本子里所写的一切几乎都是谎言――虚伪。她此时会站在我背后读这些日记的想法妨碍和破坏了我的真实。”他晚年弄了个只给自己看的小本子,藏在靴套里。但在结婚的头几年里,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他也有过的幸福转化为一种文学创造力。在读了一半的《战争与和平》里,我感受到一颗无与伦比的年轻的心。

《战争与和平》1912年版

在一封给堂婶母的信里,托尔斯泰描写他婚后两年的幸福生活:

构成这一幸福的材料是最不美的――孩子(请原谅,他们正把大便拉在襁褓里,叫喊着),妻子(她正给一个孩子喂奶,照料另一个孩子,并且一刻不停地责备我,说我看不见他俩都快死了),纸和墨水(我用这些东西去描写事件和虚构的人的情感)。长篇小说《一八O五年》第一部的前半部分行将脱稿。

同一天,在另一封信里,他称自己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被俘的参孙。

《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相似”,要配合托尔斯泰之前说的“幸福的人是没有故事的”一道理解――他的意思是:幸福的家庭是在故事之外的,是难以置信的。

这部小说血肉里在讲爱情,筋骨里谈的是道德。他安排的两条主线: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情爱是带有强烈肉欲的、动物性的;列文和吉娣的爱与婚姻镶着一道形而上的精神金边,是相互尊重并心甘情愿作出牺牲的那种。在托尔斯泰的逻辑里,安娜并非因为私通才有那样的命运――她与沃伦斯基初次见面就见了血,一个看路工被火车碾成两段――她尽可以像培特西公爵夫人那样躲在黑纱后面,编织风流韵事。安娜不是因为离经叛道、忽然陌生起丈夫的大耳朵而受罚,托尔斯泰真正想说的是:爱情不可以仅仅是肉的,无灵的爱情以自我为中心,因缺乏创生而贫瘠而终将毁灭;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写下这样爱情故事的人,是在忏悔人类仍然年轻的情欲。

在剖析错综复杂的生活时,托尔斯泰总是看到那些他认为是恶行、应当禁止、然而却具有强大人性因而正当的东西。他写了一辈子人们生活其间的大小谎言,赋予它们艺术生命,可他和他的家庭,每天也浸在谎言中。冬天,他吩咐在楼梯上蒙上并不贵重的呢料子,他用的马匹都盖着马衣,他那个阶层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里,他写道:当我们在给地板和马匹盖上呢绒的那一刻,旁边还有衣不蔽体的人在来回走动。他在责备自己。他房间里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他在书房里掌钉制鞋,他下田干活,都是他的忏悔。

1879年,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不明白的问题”――

活着为什么?

我因为什么而存在?其他每个人因为什么而存在?

我的存在有什么目的?其他每个人的存在有什么目的?

我感觉到的那种善与恶的分裂意味着什么?它要干什么?

我应该怎样生活?

死亡是什么?――我怎样才能够拯救自己?

《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第一次受了重伤,躺在战场上。死亡自空中俯看他,他仰面望着天空――

“多么宁静,多么安详,多么庄严,一点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叫嚷,搏斗,一点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出现愤怒和恐惧的神色争夺炮膛刷——云片在无边无际的高空中始终从容不迫地飘翔着。如今我终于看到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就连天空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宁静,只有安详,赞美上帝!”

是什么东西拯救了安德烈?是托尔斯泰从哥萨克人那里接过来就再也没有丢开过的自然么?不,是虚空。

经历了宗教迷狂后的托尔斯泰紧紧抓住基督,他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最后都求助于基督,但那是两个不同的基督。他的迟疑、在两端之间游走而并不前进(颇能代表某种俄罗斯心灵),伴随他的定念,交织成情操的颤动。

一个冬日,托尔斯泰和家庭教师在窗前对坐着,窗玻璃上有冰花。“我们在这些花纹上看到的只是太阳的映象,但我们同时知道,在这花纹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太阳,是映象的源头。人们在宗教中看到的也是映象,但放眼远望,我看到,有一个光明的源泉。”

虽然托尔斯泰双翼沉重,不能像他理想的那样展翅高飞,但师大校长和老师们所说的“他说过很多话,重要性不亚于沙皇”,“他净化了俄国人的灵魂”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一百多年来,无数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剖析过他,嘲笑过他,远离他,追求更新颖更时髦的写作和人生,但重读1879年10月28日这篇日记,嘹亮的一页,令我不羞于坦白此次旅行朝圣的意味。这些文字和这张俄罗斯肖像的存在,印刻“崇高”――

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的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堕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

7

谢基诺火车站(现在门口挂着牌:“明亮的庄园”火车站)走廊尽头有间办公室,门敞着,我走近探了探头,四个彪形大汉坐着吃午餐,粗大的红肠切都不切。他们抬头或回头望我,笑得有点邪恶,赶紧逃走。那整洁的月台,纵横交错的铁轨,缓缓驶过的绿皮货车,没有任何跟老伯爵出走相关的讯息。

旁边的车站小博物馆弥补了不足。30卢布买了票进去,得见当年火车站的样貌,火车的模型,当年的巴黎和罗马,人们旅行常用的藤箱、布箱、皮箱,先生们用的手杖,小姐们的羊皮手套,先生小姐们的斗篷,火车上用的茶具,手提式钟表,手提式电话机,煤油灯,皮夹里印着沙皇头像的纸币……我还看到了更多的托尔斯泰的照片――他抵达和出发的样子,身边是挽着他的索菲娅,面前是迎接他的人群。

这是离庄园最近的火车站。1910年10月28日凌晨五点,托尔斯泰就是在这个车站坐等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出发,逃向上帝的。他紧裹大衣,坐在二等车厢的一个单间里,兜里揣着39卢布,随行医生身上有300卢布。这一次出走,跟他签署了遗嘱,将1881年之后所有著作的版权免费提供给世界直接有关,这令全家失去至少100万卢布的收入。夫人和儿子们轮番不依不饶。

身体硬朗的伯爵写到82岁,写了90部作品,仍然硬朗着,这让他自己也有点糊涂了。在师大图书馆,罗曼诺夫打开一个书柜,他全部的作品排成90卷,封皮是经典的钴蓝色。最起码,他用这些作品养活了一整个庄园。当儿子安德烈在村子里开枪打狗,搬到莫斯科的儿女们养尊处优,托尔斯泰又在日记中忏悔:我犯了一桩多大的罪过啊,竟把财富交给孩子们,所有的人都被败坏了……他想用这些作品养育更多的心灵,而且,免费。

托尔斯泰的语言是安静、稳定、简明的。从不夸张,偶尔失于迟钝和粗鲁,但总是简单朴实,而且有力。它跟同时代那些明媚动人,又自知其美的抒情诗文体,或者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响亮急促,有点曲折拗口的文体明显区别开来。1873年,托尔斯泰写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的每个字,必须让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推出的车夫也能懂。在一种完全明白与质朴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坏东西。”

《复活》是浩瀚,全景铺陈,大场面一个接一个:法庭、监狱、官僚衙门、村社……由一个自空中俯瞰的独白者来叙事。他铺陈的功夫,工笔式的刻划,朴素大气的风景段落,还有对心理活动的细描,都令笔下的人与物可以触摸。

詹姆斯·伍德谈《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塑造――

在小说中那个“又湿又黏”的共享世界——托尔斯泰用于肌理、内容和气味的浓重标记法—和许多活在自己世界的人物的自私内心世界之间,有着强大的张力。因此,当那个世界破门而入,降临在这些爱幻想的人头上,最感人的事件就开始发生。比如,沃伦斯基第一次在彼得堡车站看到迎接安娜的卡列宁时,他心里想,“喔,这就是她先生!”托尔斯泰立刻补充了一句:“只是到现在,沃伦斯基才第一次清楚知道,这位先生是与她有联系的一个人。”

而沃伦斯基初识安娜的第一眼,亦是高妙:短促的一瞥之后,立刻互相寻找;压抑的生气;一种违反她意志的东西从她眼睛和微笑里溢出……

1935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的饰演者是瑞典影后葛丽泰·嘉宝

多年前我在华东医院采访草婴先生,他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译《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哭了,为那些绵密的、纤毫毕现的心理描写所震撼。

纳博科夫在托尔斯泰那里发现一种刻画生活的独特方法,它和读者关于时间的概念(时间感)相契合。他从容地、不自觉地处理时间,让读者在心理上跟着他的钟表走,令他文中的人物好像正从读者窗前走过。不过,被蒙太奇和电影剪辑浸染过的今天的人们,很少掏出老怀表看时间了。

格非说,托尔斯泰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不热衷所谓形式感,也不去追求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他很少人为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是浑然天成。

什克洛夫斯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发现了大量运用陌生化手法的例子,比如不用人们习以为常的命名来指称事物,而是像第一次看到那样。《战争与和平》里,称“点缀”为“一小块绘彩纸版”,称“圣餐”为“一小片面包”。这是一种分析型的疏离。

《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写到两个士兵的谈话,一个吃着西瓜,说前面(塞瓦斯托波尔)非常可怕,最好别去;另一个抽着烟斗,照旧赶路,一边嘟嚷着“反正都一样”,“看来也得买个西瓜当晚饭了”。托尔斯泰很早就摸到了写战争、写死亡的门径――把它们当日常、当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来写。因为他就在那儿,在各种临时工事旁边,在星星般的炮弹下面。

《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看到一个蒙着双眼的年轻人将被行刑队处决,但“他整了整后脑勺的结,让它稍微舒服一点”;伊凡·伊里奇临近死亡时,在极度孤独的那一刻,想起童年吃过的李子,吃到只剩下果核口水流出来的样子。《复活》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女犯初进牢房,一个有经验的年迈女囚犯教她,受审的时候,知道的可以说,不知道的不能说――这时候,狱卒突然带上门,狱门重重撞在了年迈女囚犯的头颅上,“哐”一声关上。

最近看到作家双雪涛向托翁致敬:一个没有强大观察力、悲悯之心和理解力的作家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细节。一个细节如果没有被人看到,觉察和命名,那么从文学层面来讲它就是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托尔斯泰可谓是伟大的发明者,他发明了种种强大的、永恒的、令人战栗的细节。这些带电的细节连缀在一起,构成了他多汁而丰沛的文学。

双雪涛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是透明的艺术,技巧不在面上。别的作家,尤其是当代中国很多年轻作家喜欢用比喻这种修辞,似乎不用各种怪力乱神的比喻就不能够彰显才华。福楼拜特别擅长比喻,他说火车是“羽毛修长的低飞的鸟”;《包法利夫人》里写一个极瘦的女人,穿着长长的外套,福楼拜说她“像一把剑插在剑鞘里”。这些比喻精彩绝伦,但托尔斯泰绝对不会用,他更在意通过简单的语言直达问题本质。人物出场时,托尔斯泰常常会写到体魄,他很注重人的动物性。人物一出场,就散发着强烈的动物性和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做比喻是因为他不在乎人物在这个瞬间呈现的模样,他追求的是超越时间的状态和人物的本质。双雪涛写不下去,感到紧张、困惑、能量不足、为了文学而文学的时候,就会去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狄更斯的东西――它们没有形式,保留了小说最原始的生命力,直接进入人物内心。

纳博科夫看出这种原始中的复杂与精妙:“没有哪一位重要的作家是简单的。”他将托尔斯泰的这种文字风格命名为“摸索中的纯粹主义者”――

在描述一次冥想,一种情感,或者一个可感知的物体时,托尔斯泰会跟随这一思想、情感或物体的轮廓,直到他对自己的再创作、他的艺术处理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这包括我们所谓富有创造性的重复,一系列紧凑的重复叙述,接二连三,一个比一个更富表达力,更接近他的本意。他摸索着,解开动词的包袱,找到它深层的含义,他剥去词组的果皮……他摸索着,拖延着,玩味着。

撇开道德说教,撇开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纳博科夫心目中的俄国小说家这样排名: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这很像给学生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尔蒂科夫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的低分讨个说法。”

诗人蒲宁第一次见托尔斯泰吓了一跳:从小门里走出个小老头。我看到的1910年5月1日的一段录像印证了他的吃惊,那是导演德朗科夫带着一台帕特式木箱轻便摄影机赶到波良纳拍下的。老伯爵确实不如画像雕像那般高大,他穿大衣,束着腰带,微耸左肩,看着身旁那些短短矮矮的参赛小汽车驶过。有个赛车手打开前盖,把新事物的结构指给他看。半年后的11月7日早晨6:05,他死在阿斯塔波沃车站。

站在托尔斯泰的墓地,除了“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我没有别的想法。

托翁墓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参考资料】

什克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传》;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托洛茨基《托尔斯泰论》;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茨威格《托尔斯泰传》;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最接近生活的事物》;纳博科夫《列夫·托尔斯泰》。

感谢居住在俄罗斯的陈兵、侯爵,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李莎翻译部分俄语资料。

(来源:本文首刊于《289艺术风尚》2018/7-8月合刊,原标题:《从图拉到托庄,寻找托尔斯泰的翅膀》)

网络编辑:吴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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