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典 | 聂鲁达：站在马丘比丘之巅

讲起聂鲁达，不能不提《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1924年夏天出版的少作（当时聂鲁达还不到20岁）立刻为聂鲁达赢得最初的声誉，此后在很多年里，这本诗集的每一个外文译本都复制了它在智利的成功，到1961年，这本薄薄的诗集已经在全球销售了一百万册，到今天，这本诗集的全球销量早已过亿。其中的几首诗，似乎已成为“爱情”这个词固有属性的一部分，它铭刻在全世界读者的头脑里，嘴唇上。比如第十五首的开头：“我喜欢你沉默，仿佛你已不在”，以及第二十首的首句：“今夜我可以写下最悲伤的诗句”。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吟唱对象主要是聂鲁达深爱着的两位少女——阿贝提娜和特蕾莎，前者是聂鲁达一位诗友的妹妹，后者是聂鲁达老家特木科的一位选美冠军，尽管两位少女最初也都给予聂鲁达热情的回馈，但是由于两位少女父母的反对（嫌弃聂鲁达卑微的家庭出身），两段恋情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聚焦于受挫的爱情绝望、难熬的一面，替深陷情网的男女道出心声。

企鹅版《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资料图片

聂鲁达是一位早慧的天才，他十四岁即发表诗作，他最初的几部诗集——如《黄昏》《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热情的投石手》《大地上的居所》——和许多杰出诗人的早期阶段一样，主要是对个人情绪和感受的发掘，是一种偏于内向的诗作，当然，在这些诗作中聂鲁达已经显露了卓越的才华，沿着这条道路，他也会成为一名优秀诗人，但是可能不会像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复杂广博的聂鲁达那么重要。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聂鲁达的诗歌有一次重要的蜕变，那时他三十岁左右，写作生涯已持续了十几年，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1934年聂鲁达就任智利驻巴塞罗那领事，两年之后的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1936年8月中旬，聂鲁达挚友、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在家乡格纳拉达被右翼的长枪党徒虐杀，这件事决定性地将聂鲁达从痛苦的个人苦闷推向左翼，推向一种基于社会使命的写作。在一种激愤情绪中，聂鲁达开始写作西班牙内战牺牲者的赞美诗——《我心中的西班牙》，这本充满热情的诗集的第一首诗是《牺牲民兵之母的歌谣》，这是聂鲁达清晰表明他忠于社会和政治正义的第一首诗。这首诗作于1936年9月，仅仅在洛尔迦死后几个星期。

今天我们看《我心中的西班牙》这本诗集，当然可以感受到作者真诚、激愤的情绪，但是对于聂鲁达初次使用的高亢音调，我们也能感受到某种刺耳。是啊，一位习惯了低语和情话的诗人，突然让他扭头向着大众放声歌唱，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被社会正义和政治热情点燃的篝火持续燃烧，聂鲁达此前十几年个人化的写作经验，也逐渐顺利对接到社会、人群和原野，他逐渐适应了用高亢的音调发声，它们不再刺耳，反而变得像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那般美妙。1950年，聂鲁达倾向于社会使命的抗鼎之作《诗歌总集》正式完成，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毫无争议地成为了聂鲁达最优秀的诗作，它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一场出色的恢弘的交响乐，总要胜过一曲小提琴手的低语。

从最早写于1938年的《献给马波乔河的冬日颂歌》，到1950年最后一章完稿，聂鲁达用生命中精力最旺盛、阅历最丰富、观念最成熟的12年来写作这本厚达六百多页的诗集。和许多杰作一样，《诗歌总集》是一部生长中的开放的作品，起初聂鲁达只是想写一部《智利的诗歌总集》，但随着聂鲁达对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广泛游历，《诗歌总集》最终变成一部有关整个拉丁美洲的史诗。

1943年10月，聂鲁达游览了高居安第斯山上的著名的印加帝国堡垒城市马丘比丘，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游历，许多人认为这次与古代文明的接触永久性地改变了聂鲁达的视野，正如评论家罗伯特·普林·弥尔所指出的：“当聂鲁达真真切切到达了马丘比丘，它的高度表明了它是一个使得一切其他事物变得富有意义的地方，包括他自己的大陆。”几年后，聂鲁达写道：

看了马丘比丘的废墟之后，古代的传奇文化似乎是由纸板做成。……我理解，如果我们踩在同一片承前启后的土地上，我们与那些美洲社会的崇高努力有着某种关联，我们就不能忽略它们，我们的无知或者沉默就不仅仅是一种犯罪，而且是一种失败的延续。我们贵族式的世界大同思想不断把我们引向最遥远的人们的过去，却让我们对自己的珍宝视而不见……我回想着古代的美洲人。我看到他的古代斗争和当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正是在那里，我要创作一个美洲《诗歌总集》的想法的种子开始萌芽，某种编年史……如今我从马丘比丘的高峰上看到了整个美洲。那就是我新构思的第一首诗的题目。

一种罕见的豪迈之感由此贯穿整部《诗歌总集》，通过这部诗集的写作，聂鲁达终于抛弃早期作品内向的痛苦感，那种强烈的孤绝，在这本书中，通过对他者之爱，他首次获得了一种乐观主义热望，渴望革新，渴望秩序，普林·弥尔正确地把这称作聂鲁达的“个人宇宙学”。当我们读到《马丘比丘之巅》短促的结句，我们可以清晰体会到激情完全融化于语言的那种欢乐：

给我沉默，给我水，给我希望。

给我斗争，给我铁，给我火山。

支持我的血脉，支持我的嘴。

为我的语言，为我的血，说话。

聂鲁达在自传中坦言，游历马丘比丘高地给整部《诗歌总集》带来了明确又恢弘的主题，在自传中他没有明说的，是一种新风格的准备。显然，过去那种低语、敏感的诗风已经无力驾驭如此宏大的主题。聂鲁达从来不是遮遮掩掩的诗人，关于《诗歌总集》的新风格，在长诗《伐木者醒来》中，他明确给出了答案：

沃尔特·惠特曼，把你的声音给我，

把你埋在土里的胸怀的重量，

把你面容的庄严的银须给我，

让我歌唱这些重新开始的建设！

整部《诗歌总集》大概也就此处提到了惠特曼，却至关重要，聂鲁达正是用惠特曼的语言方式——“你的声音”——歌颂新的事物。当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俯瞰整个美洲时，惠特曼早在一百年前就写过《向世界致敬》《转动着的大地之歌》《向印度航行》《哥伦布的祈祷》等诗作。《草叶集》里某种放眼世界的宇宙眼光，某种豪迈、英勇的气质，某种粗粝不事雕琢的语言风格，都被聂鲁达继承下来，并在歌颂自己的美洲时获得了一种更圆融高亢的音调。1945年，聂鲁达在位于海边的黑岛居所开始写作《马丘比丘之巅》，居所书房的墙上悬挂了一张惠特曼的照片，一次，聂鲁达请来干活的木匠指着惠特曼的照片问：“那是您爷爷吗？”聂鲁达回答：“是的。”1972年，聂鲁达去世前一年，他访问美国，在纪念笔会美国中心成立十五周年的晚宴上，聂鲁达终于有机会在美国向惠特曼表达敬意：

至于我自己，如今我是一个几乎七十岁的人。在我发现沃尔特·惠特曼——我的第一个债主的时候，我才十五岁。今天，我站在这里，在你们中间，仍然亏欠着那帮我生活下去的巨额债务。伟大有很多层面，但我，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从惠特曼那里学到的比从塞万提斯那里学到的更多。在惠特曼的诗中，无知的人并不卑微，而人类的状况也从未遭到嘲笑。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资料图片

在此，我们不免要比较一下惠特曼和聂鲁达的高下了，尽管《草叶集》和《诗歌总集》都堪称史诗般的杰作。在《诗歌总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聂鲁达对于科尔特斯、阿尔瓦拉多、巴尔博亚、克萨达、巴尔迪维亚等美洲早期征服者的憎恶，也可以看到聂鲁达对当时智利当权者维德拉的鞭笞和讥讽。与此相应，《诗歌总集》第八章《名叫胡安的土地》，以戏剧独白的方式歌颂了美洲普通民众，包括托克比利亚的铁铲工克里斯托巴尔·米兰达、种地的农民赫苏斯·古蒂埃雷斯、塔尔卡瓦诺的鞋匠奥莱加里奥·塞布尔维达、伊基克的水手阿尔图罗·卡里昂、哥伦比亚的渔夫安托尼诺·贝尔纳莱斯、玻利维亚的矿工何塞·克鲁斯·阿却却利亚等十余名美洲普通劳动者，显露出聂鲁达爱憎分明真性情的一面。但在《草叶集》中你很难找到憎恨的情绪，顶多只能找到被爱的洪流融化之后的憎恨的遗迹。也就是说，整部《草叶集》没有给讽刺留下立锥之地，这大概是后者更为杰出的一个证明。

平心而论，《诗歌总集》某些章节，如《马丘比丘之巅》《智利的诗歌总集》，在抽象的崇高方面达到了《草叶集》的高度，但是在《征服者》《解放者》《名叫胡安的土地》等章节中，形式和内容并没有取得完全的均衡，我们可以感到聂鲁达在自己选定的主题上奋力开掘前进——一种节奏“咯吱”作响的奋力前行，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不完美的感觉大概也是伟大作品的一个标志吧。

当然，《草叶集》对于《诗歌总集》只是一种风格上的影响和启发,后者作为拉美史诗自有其独立的地位和重要性。《诗歌总集》没有《草叶集》那种更深远的世界性眼光，没有那种包容一切的悲悯胸怀，但是，《诗歌总集》里有更具体的人的命运，在具体而微的欣喜、悲伤和愤怒中，聂鲁达将普通人的命运和宏大的背景结合得更自然、紧密。第一章《大地上的灯》开宗明义：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歌唱历史。

从野牛的宁静，直到

大地尽头被冲击的沙滩。

在这章中，聂鲁达以粗犷的笔触概括性地歌唱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矿藏、河流以及生活在这块大陆上的人类。从一开始，聂鲁达就展示了自己卓越的语言能力，为整部诗集的斑斓色彩奠定了基础：

在怒潮奔腾的大海尽头，

在海洋的雨中，

升起了信天翁的翅膀，

好似两堆白盐，

在阵阵的浪潮之间，

以它宽阔的等级，

建立起孤寂的秩序。

明确以人类历史作为主题的长诗，除了《诗歌总集》，还有聂鲁达瞧不上的纳粹支持者庞德的《诗章》，但《诗章》关注的主要是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在庞德雄心勃勃的笔下充斥着维吉尔、但丁、维庸、孔子这样的文化人物，庞德从这些文化人物的视角，探讨人类历史上诸多他关心的问题。而《诗歌总集》关注的拉丁美洲历史基本上是一种蛮荒状态中的历史，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主要是科尔特斯、巴尔博亚这样的西班牙殖民者以及更多籍籍无名的普通民众。聂鲁达不可能像庞德那样便利地借助历史文化名人获得文化积淀的支撑，他只能用自己的笔触赋予这片土地初次述说的能力，简言之，就是赋予这片沉寂的土地以文化生命。这是一次艰难的文化拓荒行动。

《诗歌总集》第二章即是备受赞誉的名作《马丘比丘之巅》，聂鲁达从第一章《大地上的灯》的概述过渡到对古印加帝国著名城堡的具体描写。亲身游历此地，安第斯山巅曾经繁荣的都城，曾经熙攘然而永远消失的人群，人类曾有过的抗争、奋斗似乎被庄严的死亡瞬间弭平……所有这些，都为聂鲁达在接下来的诗篇中反复歌唱的现实抗争设置了强有力的背景。《马丘比丘之巅》自身也凭借其超拔的视野成为聂鲁达最优秀的单篇诗作，而且在《诗歌总集》开端部分即为整部诗集树立了诗艺的高标。

第三章《征服者》、第四章《解放者》引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拉丁美洲土著人民，以及后者抗击殖民者，努力摆脱被殖民命运的主题。第五章《背叛的沙子》则以诗的形式谴责了近两百年来奴役各拉美国家人民的独裁者，因为是对自己人民的奴役，因而题目中出现了“背叛”的字样。和这三章所起作用相似的还有第八章《名叫胡安的土地》，十几个被奴役被压迫的拉丁美洲普通民众的群像。在这四章中，聂鲁达描写了数十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叙述的口吻逐渐替代了聂鲁达擅长的抒情诗风，叙述中不自觉地对于自然意象的倚重（一种可以理解的写作惯性），也削弱了优秀的叙事诗可能拥有的紧凑节奏和力度。这些都使得这四章成为《诗歌总集》中相对较弱的部分，但是从全局看，这四章也不可或缺，它们为《诗歌总集》提供了坚实肥沃的土壤，使得聂鲁达所擅长的抒情之树得以在其中疯狂生长。换句话说，它们是一首复杂的交响乐中必须具备的低音段落，衬托出其他章节高亢的美妙乐音，谁又能在600页的篇幅中始终保持高八度音调呢？

在第六章《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呼唤你的名字》、第七章《智利的诗歌总集》、第九章《伐木者醒来》中，聂鲁达恢复使用抒情诗风，他尽情赞颂拉丁美洲的气候、一朵玫瑰、一只蝴蝶的生与死、海上的工人、鞍匠、陶工、阿塔卡马的矿藏、佩乌莫树、契尔更鸟、植物园以及雨中的骑士和智利的海。回到自然意象就像鱼儿回到水中，聂鲁达又恢复了娴熟的身手，《智利的诗歌总集》最后三首诗《雨中的骑士》《智利的海》《献给马波乔河的冬日颂歌》都堪称《诗歌总集》中的精品。

在写作《诗歌总集》过程中，1948年年初聂鲁达终于和日益右倾的维德拉政府决裂，1月13日在智利议会上聂鲁达公开谴责维德拉政府：“我是一个受迫害的人，并且正遭受迫害。一个刚刚开始的暴政必须迫害那些捍卫自由的人们。”从那一天起的一年多时间里，聂鲁达在自己国家成为东躲西藏的逃亡者，经常在午夜，聂鲁达在共产党小组的帮助下从一个秘密藏身之所转移到另一个，在有迹象表明警察正获得他的蛛丝马迹之后。《诗歌总集》第十章《逃亡者》正是对这段生涯的描述，并为整部诗集增添了极为戏剧性的一幕。《逃亡者》的十几个片段显然是聂鲁达在十几个不同的藏身之所写下的急就章，聂鲁达无法在那样的情境下仔细斟酌用词，结果反倒保留了一种珍贵的仓促印迹：

向大家，向一切，

向所有我不认识的人，向从来

没有听过我名字的人，

向生活在我们漫长的河边的人，

在火山脚下的人，在铜的硫磺

阴影中的人，向渔夫，向农民，

向玻璃似的闪光的大湖

岸边的蓝色印第安人，

向这时刻正在询问

正在用古老的手钉皮子的鞋匠，

向你，你并不知道而等待我的人，我要说：

我属于你们，认识你们，歌唱你们。

另一方面，逃亡生涯也使聂鲁达被迫杜绝他热衷的社交生活，得以专注地推进这部已经写了十年之久的拉丁美洲史诗，而逃亡本身也刺激了聂鲁达的灵感。据帮助聂鲁达逃亡的共产党小组负责人记载，诗人在和他们聊天时，突然会站起来慌忙溜走，不做任何解释，“就好像诗句正在逃亡或者从他身上掉下来，他待在隔壁房间。很快我们听到他那台便携式打字机键盘的敲击声，那是他在极速且无情地击键”。这真是老天的完美安排，使聂鲁达有一年时间专注于《诗歌总集》的杀青工作，而逃亡的紧张孤寂也赋予《诗歌总集》的斗争主题一种耀眼的光亮。1949年2月下旬，聂鲁达取道智利南方安第斯山的秘密小径离开智利，而此时卷帙浩繁的《诗歌总集》也已接近完成。

第十二章《歌的河流》是聂鲁达献给友人——西尔瓦、阿尔维蒂、卡巴略、雷布埃尔塔斯、埃尔南德斯——的颂歌，这组诗使聂鲁达在之前各章中反复歌颂的兄弟之情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而其个人化的倾诉则显得尤为真挚感人。第十三章《新年大合唱:献给我黑暗中的祖国》则是对维德拉政府暴政下受迫害人民的祝福，也是在道义上对他们的声援。其中《皮萨瓜的人们》尤为引人注目，那是一首献给被囚禁在皮萨瓜集中营的六百多名左翼人士的颂歌，在1948年初的智利议会上，聂鲁达曾经逐个念出他们的名字。

整部《诗歌总集》以自传性的章节《我是》作结，在这一章中，聂鲁达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回顾了自己的故乡、父亲、最初的爱情、在圣地亚哥穷困潦倒的游学生涯、在遥远欧洲的领事生涯、在西班牙所经历的残酷内战，甚至写到了想象中的死亡和遗嘱：

这本书就在这里结束；在这里

我留下我的《诗歌总集》；它是在

迫害中写成，在我的祖国

地下的羽翼保护下唱出。

《诗歌总集》600页的篇幅超过不少诗人一生的创作总量，十年多的创作时间也使聂鲁达得以从容写作和修剪自己这部雄心勃勃的巨著，而整部诗集15个章节又保证每行诗可以围绕较小的主题展开，这使《诗歌总集》避免了许多长诗通常会有的松垮和拖拉。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张弛有度的诗集：史诗的雄心和细如发丝的细节保持了一种平衡，诗集主体的作者角度抒情和众多人物的独白构成另一种平衡，而诗集的抗争主题和诗人内在的敏感亦构成一种隐蔽的平衡。尽管单独看，诗集中某些诗歌更为完整和有力，但从全局看，每一部分都不可或缺，都是垒砌整部诗集的“马丘比丘之巅”的重要砖石。

1971年，聂鲁达在斯德哥尔摩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资料图片

也许正是因为想着《诗歌总集》，聂鲁达在自传中骄傲地总结自己的写作：“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条美洲大河，又如发源于南方隐秘山峦深处的一条智利湍流，浩浩荡荡的河水持续不断地流向海口。我的诗绝不排斥其丰沛水流所携带的任何东西：它接受激情，展现神秘，冲开进入人民心灵的通道。”

聂鲁达后来还写过诸如《葡萄与风》《打倒尼克松，赞颂智利革命》这样的政治抒情诗，但都远远难以达到《诗歌总集》的水准。那两本诗集和政治过于贴近，牺牲了语言和诗本身的独立性，那种从政治现实中跃身而起的抽象能力，聂鲁达也只是在《诗歌总集》中幸运地拥有过。后来聂鲁达还写过火热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和《爱情诗一百首》，它们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因为爱情本身就是永恒的主题，它和现实保持着天然的距离。但最好的诗总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又得以从现实遮天蔽日的笼罩中逃离的诗篇，因此《诗歌总集》当然是聂鲁达最好的诗，也无可争议是二十世纪诗人献给世界的最佳作品之一。